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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篆刻学》:细说“浙派”

 三个小布丁 2020-11-16
邓散木先生的《篆刻学》所说的“浙派”,其实就是现在我们仍然不断提及的“以切刀为主要刀法”的“浙派”,但也有问题,既有所属印人归类不准确,比如胡钁的归属(先生甚至将胡钁写成了吴钁);也有对浙派的偏见,比如人最后总结的“我宁取歙之阴柔,而不取浙之刚矣。”这是明显带有门户及审美偏见了。

(《篆刻学》浙派印人举例)
还是老办法,我们边读边细说:
开浙派者丁敬,远承何雪渔,近接程穆倩。人谓:“入清以来,文何旧体,皮骨都尽;皖派诸子,力复古法,而古法仅复,丁敬兼撷众长,不主一体,故所就弥大。”盖丁氏力追古贤,而不肯墨守汉家成法,所见既远,成就自大。
浙派的创始人是丁敬,他虽然继承了何雪渔和程邃,但其实成就远远超过了何、程。
丁敬的最大贡献是创新:
1、他高举复古之风,印宗秦汉,但又不完全拘泥于秦汉。丁敬有一首诗称:“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他一方面向汉印汲取营养,一方面从前人忽略掉的“唐宋印”中寻找突破,这实际上打破了汉缪篆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朱文印打开了篆法创新之门。比如他的代表作“岭上白云”,印中文字的篆法早已不在汉印成法的约束之下,而是多出来了很多的曲笔,圆笔,这实际是篆法的创新。

(丁敬的代表作:岭上白云)
当然,他也不坚持汉法,依托切刀将汉缪篆刻出了斑驳苍古的面貌,比如他的“丁敬身印”

(丁敬和他的作品:丁敬身印)
如果我们将他的印蜕放大来看,会很清楚看到切刀形成的特有的斑驳线质特征。这实际上是刀法上的创新。不过,后来魏锡曾认为丁敬是继承了明代印人朱简的刀法,称朱简“朱文启钝丁,行刀细如掐”(魏锡曾《论印诗二十四首并序》),不论如何,切刀到了丁敬手里,才真正发扬光大了。
2、他打破了《说文解字》对于字法的限制。他的另一首论印诗称:““《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琐纷纶眩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无私。”他清楚地指出了《说文解字》是学术性的,而篆刻是艺术性的,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作为一个篆刻家,不能让《说文解字》限制了字法。这实际上是字法的创新。

(丁敬的开派之功)
字法、篆法、刀法的全面创新(实际上还有单刀边款的创新),使丁敬的篆刻在当时印坛独树一帜,又加后续“西泠”印人的持续跟进,“浙派”成了与北宗“徽宗”并世称雄的南宗大派别。要充分理解“浙派”,应当沿着“西泠八家”的顺序,一家一家地看下去(八位印人的生平简介,就参看拙文《印人传》系列):

(丁敬及西泠八家在篆刻史上的位置)
正以因为丁敬的这些创新,才开创的浙派,仔细掂量,这对于篆刻家们来说,是字法、篆法、刀法的空前解放,难怪丁敬的塑像一直立在西泠印社,供后人瞻仰,他实在是真正的大宗师。

(西泠印社丁敬的塑像)
“西泠八家”的第二家是蒋仁(顺序不能错,不是黄易)。蒋仁不是丁敬的入室弟子,但正是他紧跟丁敬印风,持续推崇,使浙派真正确立并日渐完善。他的代表作是“真水无香”,如图:

(蒋仁和他的作品:真水无香)
“西泠八家”的第三家是黄易,黄易是“浙派”的巩固、定型者。他是丁敬的入室弟子,他不仅作品水平高,更兼交游广阔,因此在推广浙派印风方面,作用要大于蒋仁(蒋是隐士型人格),来看一下黄易的作品:

(黄易和他的作品:金石癖)
“西泠八家”的第四家是奚冈。奚冈的贡献是将“浙派”的“个性化汉印”做了理论性的总结。他印学衣钵丁敬,作品风格冲和拙质,淡雅疏逸(后人评价他“实拙不如丁敬,逸不及蒋仁,但典雅胜过丁、蒋、黄”)。看一下作品:

(奚冈和他的作品:龙尾山房)
到“西泠前四家”全部出世,“浙派”已完全成熟。其总体特征,就是“个性化的汉印”,虽然字法、篆法、刀法大有创新,其精神实质,还是复古汉印的。
“西泠八家”的第五家是陈豫。他是文人学者型篆刻家,到他手里,浙派风格走向典雅化,这实际上是对浙派的一次整理或升华,到他之后,浙派作品具备了更多的“文人味”,更加典雅精致,但也消减了古朴稚拙。也就是说,到陈豫锺时,浙派印风多了典雅的分支。来看他的作品:

(陈豫锺和他的作品:几生修得到梅花)
“西泠八家”的第六家是陈鸿寿。陈鸿寿是著名的制壶大家,因为性格原因,他在典雅之外更加崇尚天趣。他提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而时见天趣“,故其诗文书画篆刻“皆以资胜”(傅抱石语),也就是说,到陈鸿寿时,浙派又多了一些“逸”趣。

(陈鸿寿和他的作品:曼生)
“西泠八家”的第七家是赵之琛。到赵之琛时,“浙派”风格已占据了印坛大半风光,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也正因此,赵之琛因为陈豫锺弟子的原因,极大地获得了市场认可,导致他整日忙于治印应酬,在获得丰厚的润格的同时,他练就了精熟的刀法,也正因此,他最终落入过分追求刀法的泥潭,忽略了字法、篆法的追求,作品渐渐走向程式化,甚至被后人称为习气、僵化。到赵之琛,浙派开始走向结壳、固化,甚至走向没落。来看他的作品:

(赵之琛和他的作品:神仙眷属)
“西泠八家”的第八家是钱松。后人也有人认为将钱松归入“西泠八家”并不公平,因为钱松明显已经在自己的作品里开始走向浙皖融合,既有切刀,也有冲刀,既有浙派的方折,也有皖派的圆润,既在印中深现刀锋,也渐渐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笔墨情趣,实际上,他该是“浙派”振兴的机会,可惜“太平天国”来了,他因此英年早逝,倘不是如此,他的成就,很可能要接近后来的赵之谦(他是赵之谦的好友)。来看他的作品:

(钱松和他的作品)
我们看,这是一方双面印,白文印“孟皋摹古”,他走的是皖派的路线,朱文印“画以字行”,却又纯出浙派,显然,他是一个站得更高的人,可惜了。
让我们再回到邓散木先生《篆刻学》关于浙派的评价:
“余谓钝丁之不墨守成法,正是其善守法处,盖能以汉为经,而杂取众长以为之纬也。”这是评价丁敬,先生对丁敬的评价可算准确。
“余子仅黄奚能传衣钵,蒋陈(指陈豫锺)以下,已多剑拔弩张之势。至如陈曼生(鸿寿)之有肉无骨,钱叔盖(松)之牵合附会,赵次闲之筚路蓝缕,皆后世学浙派者,锯牙燕尾一派所自出,躯壳已非,遑论神意。”这一段对后面七家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一个流派的兴起、发展、完善到衰落、复兴有它内在的规律,学流派印不能抱有成见,不能一提浙派就说它“锯牙燕尾”,审美永远是多元的,怎么可能有统一的标准!

(王福庵像)
不过,浙派似乎真的“后起而先亡”了。钱松以后,真的断层了。这个断层是由于钱松的早逝导致的,其后的一段时间,徽宗几乎一统印坛,原因很清楚,因为“徽宗”出了个邓石如,并且开创了“邓派”。不过,不用担心,后面还有王福庵等印人的“新浙派”(有人将赵之谦也归入“新浙派”),不过,似乎那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浙派”了。
理解“浙派”,我们认为吃透“西泠八家”是简单的方法至于邓先生所提到的其他印人,相对“八家”,份量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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