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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有个朋友突然考了我一个很刁钻的问题， 就是山东为什么简称鲁，而不是齐？ 之所以说是考，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梳理各地的文化资源。而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刁钻，是网上也有不少的说法。 比较早的，或者说原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因为孔子是鲁国人，凭借孔子的影响，鲁因此成为山东的简称。还有种说法，说鲁国是周王的弟弟周公的分封国，地位比齐国高，所以，鲁才成为简称。  现在，互联网上可能最常见，很多人也都接受的一种说法是，清末建立全国的电报系统，各地上报本省的简称，直隶（也就是河北）率先上报了冀，因为齐和冀谐音，所以山东最后上报了鲁。这个说法看似很符合逻辑，但其实并不靠谱，首先说，吉林的简称是吉，吉和冀的读音相似程度肯定是超过齐和冀的。另外，如果你读过当时的一些方志和稍微晚一些的报纸的时候，将山东简称成齐或者鲁的情况都有，很多都是齐鲁混用。不过也有规律可言，以古齐地，偏淄博、潍坊、青岛甚至包括一部分烟台、威海的，在外地的同乡会管，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广的话，一般会简称齐，而鲁西南、鲁西一带则简称鲁的情况比较多。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建国以后逐步确定下来的，很有可能的原因则是沿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苏鲁豫皖边区的说法。 最早的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域的概念，这里是从相对而言现在山东省的大致区域来说，应该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当时的名称是“路”，大致包含现在山东的就是京东东路，后来改为山东东路。而山东之所以称为山东（行政区域意义上的）的则是在宋金时期，不过也分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真正意义上的“省”的建制开始于明朝，朱元璋北伐，攻下现在山东的大部分地方以后，设立了山东行中书省，这也就是山东作为省级行政单位的开始。而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以及绝大多数的文件和典籍里，基本也都是把山东简称为齐，佐证的资料就太多了，这里就不引用了。 之所以一直到这个时期，经常把山东简称为齐，原因则有可能是，包括到了明朝的中期，山东作为省级行政区域的治所长期设在青州，青州是标准的古齐地。到了明朝的中后期才把治所迁移到济南。  山东最常用的代称就是齐鲁，但是齐和鲁的文化本身有很大的区别。齐文化崇尚功利、注重革新；鲁文化则尊崇仁义道德、恪守传统；如果说，齐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扩张性较强的文化，那么鲁文化则是一种内敛的、自省意识较强的文化。 那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区别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当然开始于齐、鲁两国建国开始，他们本身就有着不同的建国理念。 《淮南子·齐俗训》：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 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 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简单的翻译一下： 以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分别受封后见了面，太公问周公：“你打算怎样来治理鲁国？”周公回答说：“尊敬尊长，亲爱爱人。”太公说：“鲁国从此要衰弱了。”周公问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样来治理齐国呢？”太公说：“我要举荐贤能，崇尚功绩。”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有被篡夺弑杀的君主。”从那以后，齐国一天天强盛，一直到齐桓公称霸，传二十四代时国政被田氏篡夺；而鲁国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国。 不光是《淮南子》中谈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典籍里都探讨过齐和鲁的区别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有用结果倒退成因的成分，但是，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公封齐后，面对“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人民寡”的不利局面，迅速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使本来一穷二白的齐国，很快成为经济强盛、商业发达、文化繁荣的东方强国。古代齐国之地盐碱地比较多，粮食产量有限，而优势是产盐，姜太公给齐国立下的发展战略就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是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 而古代鲁国的属地，多是肥沃的平原，农业历来发达。这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时期，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是农耕文明，而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出现于大约公元前七千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时期，那个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先进的农业文明。 而鲁国周边的很大一部分地方都是肥沃的平原，既包括古黄河的冲击，也有淮河的冲击，比较适合发展农业，再加上封到鲁国的周公旦，则相对来说更注重文周文化的正统性，是为了管理东方诸国，并为东方诸国示范的。所以，鲁文化在农业和文化传承的需要上，实现了统一，就是更注重秩序和守成。 很多人将这种讨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方式，称之为地理文化决定论。当然，对于地理文化决定论的各种不同观点和讨论也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认，地理因素对一个区域文化的行程和发展会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以农业立国，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这就是路径依赖。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斯，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斯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什么这里单独要讲一下路径依赖呢？因为中国现在工业能力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农业立国的很多思想还在我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的意思是不是说要把这些东西连根拔起，但是我们在做思考、管理的时候，对于这些已经被写入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东西一定要特别关注和留意。 我曾经跟很多朋友分享过我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的分析，因为可能会引发这些区域的朋友的不适，就不具体说名字了。因为这一区域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导致了这个区域的人，没有储蓄、喜欢练武（逃荒、生存需要）、喜欢结拜、讲义气的文化特征，当然，这种文化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虚荣、没有长期发展的计划、及时行乐，不关注长远等等。 这个地方已经有将近100年没有发过大水了，但是，这种文化的影响到今天为止还是根深蒂固。 《管子》中有一篇叫做“水地”，就讲了各个地方的水质对于各个地方人的性格的影响。 《管子·水地》：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我们有句古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管子在这一段里则讲了各地的水对各地的人的性格以及国家的性格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很多时候，决定我们思维方式的是我们的文化基因，而我们的文化基因来自于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先祖们祖祖辈辈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发展，逐步形成的一种高度浓缩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古代的交通不发达，人的流动性很小，这就形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的固化，有他的好处，当然，在这样一个人口的流动和迁徙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这种文化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有些东西，即使我们知道了，有时候也很难跳的出去。 我一直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和一种方式，没有高低的区别。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各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是我们的幸运，我们能够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更多元、更多角度的看待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都是一些知识，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被这些因素决定着，而我们浑然不知，而很多东西是我们觉得天经地义、必然为之的事情。 有一本书，《常识》一直都很火。 很多人这么评价：《常识》可以说就是促使美国从不列颠帝国中独立出来的出版物，同时它也是一本当代青年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托马斯·潘恩以“一个英国人”署名出版了《常识》，6个月后，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宣布美国独立的《独立宣言》。如果说， 《独立宣言》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形式宣布的民主共和国原则，那么《常识》则是《独立宣言》的精华。 常识，在所有的识见中，最珍贵；常识，是大多数人不敢说的怯懦时刻说出真相；常识，是在大多数人不明白的困惑时刻说出真相。人类在许多时刻，囿于种种偏见，................“从来如此”，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真伪的潜在依据，而且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常识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告诉世人：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潘恩的《常识》之所以成为影响美国人的优秀读本，就是因为他所言说的常识令人蓦然惊醒：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子。鲁迅最有力的言说就是：“从来如此，便对么？”  为什么在这里引用了《常识》里的这么长一段话和对这本书的评价。 或者说，为什么这本《常识》会被那么多人喜欢，会被那么多人一次又一次的推荐。不仅是因为他促进了美国的真正独立。 而在于，他揭示了”常识“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很多时候，真正的创新就在于要打破那个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或者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而这些”常识“，大家之后才会感觉，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啊。 这就是常识和打破常识应由的价值。 我们脱离开这本书，来看看常识的定义。 常识就是，普通知识，即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包括生存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作技能、基础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一切基于敬畏自然。 如果简单的总结来说，常识就是经验，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普遍适用的经验，其实，常识的掌握，可以让人少走很多弯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种社会经验、科学经验的积累，通过传承，人在十几岁，只要愿意去学习，基本上就可以掌握绝大多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成长的普遍知识和经验，对于科学研究也是这样。 但是经验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我们从经验中受益，导致我们深信经验的价值，路径依赖理论也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这也让我们很难再跳出经验，从更高的层面和更高的维度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 西方的哲人康德说：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最好先认识一下自己的认识能力。 其实，颠覆式创新就是人类突破自身认知能力的产物。 我们现在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每个人脑子里都有各种各样创新的想法。但是绝大多数创新一点也不新鲜，当你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千古难有的创意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的想法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为什么呢？难道是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差不多，因为很多人的创新方法论基本是一样的。现代创新学，把创新分为颠覆式创新和持续性创新。其实持续性创新说白了就是不断的改进，在原有的基础上根据经验、使用反馈等等信息作出持续的调整，让产品更好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持续性创新的价值，人类的绝大部分创新都是来自于持续性创新。 颠覆式创新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如何颠覆，颠覆式创新的方法论能不能找到？颠覆式创新需不需要持续性创新提供支持？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的先贤大哲们，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要回到元认知能力，什么是元认知？其实就是”道“，就是要回到世界的本源去看问题，而不是被经验、情绪所绑架。 真正优秀的人，都有极强的元认知能力。而一项元认知能力，就会让你产生颠覆性的创新。  常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判断依据的。但是，很多常识，在让我们提高效率的同时，自然忽略了更多的可能性，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很多时候，都来自于颠覆常识。 尊重常识，让我们成长的更快，生活的更好，但是，真正的突破瓶颈，却是要我们打破常识，而打破常识最为重要的，就是常识之所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对所有要素，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实验各种组合的可能性，这可能就是创新的方法。 其实，即使不谈创新，对于我们自己来讲，让我们陷入极度困惑的，很可能是我们那些已经习以为常，已经接受并进入了我们思维模型底层架构的那些基本的信条，而突破的最为重要的切入点，有时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元认知能力，这种元认知能力，其实就是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思维方式的底层逻辑的能力，而且，这种底层逻辑既包含了我们所受的教育，同样也有我们的先祖们留给我们的，已经进入我们文化基因的那些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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