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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社英丨村庄哑谜(三题)

 读在现场 2020-11-17



我们陈家村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南十多里地,天气晴朗时视野特别开阔,每隔上二三里地就会有一个村庄。每到饭时,炊烟在树林上面缭绕,丝丝缕缕停留空中,偶尔会有鸡鸣犬吠之声,倒反而增添了几分幽静。然而这平静淡雅的村子,却有几个人几件事几种物几缕缠绕不断的心病,我总觉得不可思议而又不由得去打听去想,好像只有明白了这些,才算真正在村里生活过,不然,就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不知是自己,还是我们的村子。

墩台痕迹

我们村子东南方是由小路隔开的几块很大的田地,我印象最深的是麦地,清明节过后,麦子拔节起身,转眼就长一尺多高,绿油油的。又因为土地瘠薄肥沃的差异,这种绿色又不完全一样,有的嫩绿稀稀疏疏,麦子掩不住地皮;有的浓绿稠密,细长的叶子又厚又肥,中间夹杂几块不大的油菜花地,黄绿相间,真如身处歌里画里一般;微风荡漾,层层绿浪,顺风时由近而远,逆风时由远而近,终结到我们脚下的小路。小路就像给绿浪画了一条休止的界限,让绿浪能够周而复始,有始有终。

“一芒两芒,一月上场”,是说麦子抽穗后一个月就成熟了。四五月份是我们这里色彩变化最快的时候。还没等你仔细欣赏这绿色如画的麦浪,仿佛一夜之间麦子就成熟了,大地一片金黄。空气中弥漫着麦子成熟的气息。戴上草帽,拿上镰刀,又兴奋又劳累,直到割完麦子,大地裸露出健康的肌肤,人们急着种谷子玉米,仿佛跟着土地旋转一个轮回,又回到土地的本质,目光总算安定下来。

但是能截住我们目光与动作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它在村子东南方三四百米处,在一块地中间,大约一丈见方,周围麦子侵蚀,已经看不出它原来是什么形状,它年代好像并不久远,说它是废墟也许并不准确,仿佛是一种建筑消失后留下的痕迹。它用青砖砌成,有几尺高,仿佛自然倒塌,开始,还能看出它是一个方形的建筑物,后来,他越来越矮,到最后索性散了架,成为零零落落的一堆碎砖,奇怪的是,它周围全是麦地,它却碍眼的阻断了耕作的连续,阻断了我们对于春天不着边际的想象。要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口剧增,人均耕地急剧减少,即使是河堤沟壑,人们也要想尽办法种上庄稼,虽然这块土地面积不大,但种上麦子,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它却不合情理的独树一帜,成为麦地里一块四季不变的拒绝。

为什么它顽固的存在,为什么没有人去清理它?为什么村子里的老人也不去谈它?使它成为一个谜。说实话,清理它并不费劲,一个人一个小推车一上午就可以完成。

之后我越来越大,越来越想打听它的由来,好像它是我们家一个物件,我却说不出它的个中缘由;我们仿佛并不拥有它,却被它占有了一般。于是我就想尽办法打听。据老辈人说,它叫墩台,修成时有两丈多高,一色青砖砌成。它呈四棱柱形,下大上小,顶上仿佛还有精致的重檐造型,已经几百年了,在村东边空荡荡的地里独树一帜,它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精神,为了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我们村西北方有全村最大家族的墓地,那里苍松翠柏,香火不断,可东南方却空荡荡轻飘飘,建造墩台,就是为了平衡为了平安。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大规模的入侵中国,西安虽说没被日寇蹂躏,但日本人狂妄时,曾派飞机狂轰乱炸,我们村东南和西北分别落了几颗炸弹,留下几个房子一样大的炸弹坑。墩台不幸被震倒了大半边,而后战祸连连,村人再也没有财力精力修墩台了,曾经保佑我们平安的墩台,曾经安放我们心灵的墩台,就这样成了一堆碎砖一片废墟,甚至连废墟都算不上,在麦地里苟延残喘。

但是万幸的是,我们种的麦子没有吞没它,我们村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忘记它,哪怕只有几块碎砖,哪怕只有一块没种麦子的遗憾,哪怕只有一个墩台的想象,哪怕能够吸引一个孩子的目光,这就足够了。

老宫井庵

我们村四周围全是土地,西边最大最远,西边的地里有几口井,为了种地方便,后来又修了能走架子车的一条路,又宽又平,一直通到临近的党家村。从远处看,真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意境。

和这条大路垂直,又修了几条小路,小路通向田地深处,它只是为了种地施肥收获,并不是为了走路,所以不与其它路径交错相通。这几条小路仿佛是骨头,这几片地仿佛是血肉,小路与土地骨肉相连。这样的小路不是有限的死胡同,而是通向无限的宽阔与博大。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人仿佛与时时刻刻生长变化的庄稼血脉相连,一下子静下来了,一下子感受到岁月的宁静与恒久。

我们感到宁静与恒久的还有一个人,一间房子,几畦菜地。他们就在村子西边偏南的土地中间,一条小路的尽头。这个人是个老头,花白的头发与胡子,不知道他多少岁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只能推想他最后到哪里去。当时,对我们七八岁的小孩来说,他仿佛一直就在那里,在一口井边,在井边的大树底下,在井边的几畦菜地里拔草,间苗。我们都叫他老宫爷,那口井也因他有了个名字叫老宫井。

老宫爷个子不高,面皮白净,较瘦弱,说话有点南方口音,我们不太能听懂,说他说话有点蛮。老宫爷很干净,总是穿着白白的衬衣,黑色的夹袄与裤子,鞋也是黑色的,在绿油油的庄稼与菜地旁边,他倒是很有些显眼,像对着阳光看的一个黑白剪影。他年轻时担着小货郎担子,四处叫卖针头线脑等一些小百货,有时也卖一些时令水果,他一到村里,孩子们常常围住他,贪婪的看着他货郎担里花花绿绿的糖果,不断地吞咽着口水。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叫他,说到底并不了解他,他就是一个外人,好像一个相片,有型有款,但却没有温度,虽然他很和气,经常给我们喝水,有时还给我们几颗糖。

老宫爷不太喜欢说话,他在货郎担之余,总是默默的种菜,从井里打一桶水,自己做饭吃,他能用鸡蛋摊成饼子,卷着咸菜吃,还会做我们这里从来不吃的奇怪的饭菜花样。如果谁偷偷拔了他的菜,他也不像村里其他人在街道上跳脚骂人,而是收拾一下菜地,再种一些。

庄稼种了再熟,熟了再种,老宫爷不知不觉的老了。他孤身一人,无妻子儿女,按政策成为村里的“五保户”,村里就派离他最近的长生媳妇给他送饭,一日三次,村里给长生媳妇记工分,好让她有一些收入。长生媳妇身材很高大,干活舍得力气,每年在村里妇女中挣工分最多,她每天抽空给老宫爷送水送饭,变着花样给老人做可口的饭菜,老宫爷很感激她。

1964年起,社教运动越来越紧张,村里好些人挨整,还有从房梁上跳下来自杀,也有跳到井里自杀的。已经入冬,这一天有点冷,长生媳妇去给老宫爷送晚饭——两个馒头一点咸菜。“长生媳妇,你明天早上不要来了,叫长生来!”老宫爷说。“嗯。”长生媳妇心里想,天太冷,可能老宫叔明天要睡懒觉,就随口答应。第二天,长生去送饭,叫了几声没人应,看门虚掩着,就推开门走进去,就着暗淡的光线一看,老宫爷已经悬梁自尽,身体已经没有一点温度。

老宫爷住的小房子是自己搭的,当地人称作庵子,很是矮小,细细的房梁很低,比人略高一点。他上吊的绳子系的是死扣,他的脚下四块砖头踢翻,腿向上弯曲着,已经再也没有快乐也没有幸福了。他为什么要死,没人知道个中缘由。

后来村里有知情人说,社教工作组找他谈话,他可能是在解放时逃到我们村的国民党军官,也可能是个罪大恶极的逃亡地主。有人想调查他,有人想批斗他,有人想……于是,老宫爷就成了一具尸体。

没有多久,老宫爷住的庵子倒塌了,他种的菜也枯萎了,我们在西边地里干活时,再也没有人招呼我们,再也没有开水喝了。我们不知道,老宫爷死了究竟是喜还是悲?

老宫爷死了,留下了一个谜,他有没有儿女,他有没有罪,他究竟是谁?反正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到他的后人来凭吊。我们村当时的队长长生,倒是了解一些情况,后来也与他的后人有过一些接触,只可惜那些年这些事成为一种忌讳,我们只能暗中嘀咕,不能公开打听。至今我们都还念叨他的善良:他临死时还惦记着,不要让自己吊死的样子吓到长生媳妇。

迷糊双井

我们村子正西边,也有一口井,其实是两口相隔不远的井,距离只有二十多米,最西边那口井水很旺,浇灌着周围几十亩地的庄稼;但是靠东边紧挨着它的这口井水不旺,用水车抽水,一会就干了。村上派了好几个高手下功夫往深里淘井,一直淘到一丈多深的含水砂层,也不见水旺起来。

记得我们村是先打这口坏井的,我们这个地方,秋种麦子夏种玉米,一年两熟。玉米生长在夏天,天又热又不下雨,所以要浇三遍甚至四遍水。因此我们村人就特别看重井。这口井不出水,就只好在它西边不远的地方再打一口井,说来也怪,这口新打的井水特别旺,用最大的水泵日日夜夜抽水也抽不干,七八月份,玉米又高又密,顶上抽了天花,腰里抽出红穗子,闷热的间隙中时有凉风吹来玉米生长的青草气息,微风吹动玉米的沙沙声。这时走在两边长满玉米的小路上,几分不安,几分高兴,几分盼望收获的心就和玉米一起疯长,呈现诱人的摇曳,和丰盈的繁华。

最奇怪的是,那口不出水的井成了我们村人的心病。一连有几个人,都跳到那口井里自杀,等捞出人,身体趴着放到牛背上,拉着在村里转了好几个圈,吐出许多水,但人却没有救活。

有一户人家,一连生了四个女孩,都说是下一个肯定是男孩。这叫四条桌子腿一个桌子面。可是,那个女人嚎叫了一天一夜,却生下浑身是毛的一个怪物,那女人白眼一翻晕了过去,后来被救活,一出月子就往西边的井边跑。有人叫她也不答应,只是嘴里振振有辞,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连自己的小姑子也不认识。村里人纷纷传说,这口井叫迷糊井,一旦被迷了就会不辨方向,不识亲人,不拐弯的往井里走,溺水而亡也就不奇怪了。后来,这个女人幸运被人拉回,忘了所有的事,反而时常发呆,不似以往精明能干。

我们村子地处渭河阶地,地下水埋藏较浅,大约一丈多深。以前总是人工打井,井口呈椭圆行,比较大,最大的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那时候女人可怜,没有生下男孩或者婆婆丈夫说她做饭不好吃就经常挨打受气,因此女人就常常跳井自杀。

这口迷糊井浇地不出水,但是淹死人却没商量,所以就经常被我们诅咒。可以说我们对迷糊井是又恨又怕,说话都多有忌讳,走路都绕着它走,如果不得不从它旁边经过,就三五成群,一个拉着一个壮胆子。

现在,地下水位下降,我们这里打的都是近一百米的深井,井口很小,仅能放进抽水泵的管子而已,有人想跳井自杀也不可能了。

如今,那口迷糊井早已坍塌,那片神奇的土地也连成一片,又被分片承包。这里庄稼夏秋两熟,还在恒久的开出花朵,结出果实,长出一个又一个愿望和一茬一茬的生活故事,可是,有谁能够忘了我们村的迷糊井,忘记她的神秘与不解,忘记她曾经的罪恶吞噬与恩惠施舍。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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