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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准备进入一种常识性的思考，是有必要打量一下思考环境和立场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首先进行野蛮性的世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的毁灭性后果告诉人们，还是和平的交流方式比较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世界人类和平交流的全球化、一体化、个性化的大趋势已经笼罩了每一个拥有发言权利的主体。每个权利主体都有权主张自己同时也要为自己的主张作出必要的辩护。 语境设置完成。现在进入正题：一个人写书出版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写书出版首先意味着一种个体发表意见的权力实践，其次意味着个体向社会提供批判和借鉴资源的贡献。本文主体将从这两个方向展开思考。 一、一个人写书出版是一种个体发表意见的权力实践。 发表意见是人类的社会属性为每个个体的人提供的天然权利，所以伏尔泰会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老苏格拉底会用自己的死去证明，真理可能掌握在被整个社会反对的个人手中。 当个体意见不被社会认同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去徒劳地追问社会怎么了？那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我有必要去追问的是，如何提高我个体思想内部自由的程度？当一个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个体失去说真话的勇气的时候，总会习惯性地归咎于社会中各种思想的禁忌，而思想的自由实践往往伴随着对禁忌的触犯。所谓触犯，其实主要是个体从权威那里进行思想权力的夺取。 发言权的内部前提是思想权，思想权的运行要依赖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来源是生存模式。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模式是封闭的农耕文明，温和的农耕文明引导中国人建立了个体精神从属于社会意义的思维方式。儒家学说是这一思维方式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孔子的这一表述中，非常充分地表明了个体的士的精神全然从属社会正义的思想权力关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驱使无数的农民迁入城市，中国封闭的农耕生存模式开始大规模崩溃，海子在《亚洲铜》里说“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不久之后他就卧轨自杀了。海子是试图挽救中国古典理想的纯粹的诗人，他和他身后的一群诗人的自杀，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士人崇高群体人格碎裂的集体殉葬。 古典的英雄渐渐远去，现代的公民陆续到来。诚如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社会仅仅以一种精神概念而存在，真实世界中只有个体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推动着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社会要求每个正常的社会个体拥有独立的思想权力，知识分子和世俗权力保持距离，维护纯粹学术的权威地位。这种思想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人新文化人格的塑造当然不可能在社会真空中完成。《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新时代独立人格精神的养成是需要世界性的文化精华的滋养和严酷的社会环境的锤炼来共同完成的。 中国个体写作与出版的权力实践结果，是审视和讨论中国文化人格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重要基础。 父亲是一个中国当下社会中普通的个体写作出版者。父亲是1940年生人，如今年届八十，一生从教，笔耕不辍，收获颇丰，此前出版过诗歌集《浅草》、散文集《蜜路》、随笔集《旅筑随笔》、长篇小说《风云恋歌》等文学著作。父亲出身贫寒，没有大学学历，也没有追随过哪一位文学大师学习，文学视野和天赋有限，创作上有所收获全凭自己一个普通平民对文学写作的满腔热情去求索与坚守。今天我面前的这部新书稿是父亲在寓居贵阳的退休生活中陆续写成的，内容涉及家族历史、生活琐事，社会见闻和文学创作与交流等等，文风朴实中捎带幽默，温厚中饱含沧桑。此书视作中国当下平民写作的标本式文本来阅读，从此窥测当下中国平民写作者的思想现实与实践状况。 二、一个人写作出版意味着个体向社会提供批判和借鉴资源的贡献。 写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尝试，一种自我批判和探索，一种社会干预和妥协。 当写作固化成为文本，就变成了可供查考的历史资料。中国历来有一种官方把持的“史官文化”，每一代历史编纂者都确信无疑地宣称，“历史不允许虚构”，坚强地捍卫着统治者的权威。 在人民大众没有历史写作经验的时代，人们几乎是没有反对能力的。自从书写技能下移到民间，民间产生出众多的个体写作者以后，写作的直接经验就会告诉人们：不同的利益立场、不同的认知与表达能力、不同的文化性格背景都会导致历史文本面貌的差异；尤其是不同的文化理解方式，会使人们把历史书写得毫不兼容。写作是主观的，历史是虚构的，它们都指向书写者的社会文化理想，就像孔子在《论语●述而》里说的那样：“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民间个体写作出版实践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石之一与短板之一。 父亲的这部随笔书稿共100篇，分“胜似春光”“溯洄从之”“故里平仄”“诗意评说”四个部分。不过为了思考方便，我把书稿重新梳理成了“述家族史，哀而不伤”“描国情图，不平则鸣”“观天下事，鸡毛旅游”“风雨文事，激情如梦”。 在第一部分“述家族史，哀而不伤”里主要有：《聚焦龙洞沟》《庙林坪》《刘平与春节》《忆关岩之行》《与侄辈谈兄长的性格》《土地下放到户》《家风琐谈》，这一组文章基本上覆盖了父亲家族上下五代一百余年的历史。作者在选材的时候尽量的选择那些积极的温暖的细节来写，克制着自己，不去写太悲惨的部分。这符合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标准，虽然和谐，但却使历史文本产生了残缺和失真的可能。 在第二部分“描国情图，不平则鸣”里主要有：《点评“从道不从君”的田家英》《读一品布衣的<胡风很惨，落井下石的人也很惨>》《饭后茶余话贪官》《绕梁余音岂止三日乎》《叶森轶事》《两位老乡》，这一组文章上涉国家历史风云人物，下及辛苦求生的黎民百姓。赞赏坚守正义的，质疑不法逍遥的，同情遭受不公的，仿如韩愈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可以说体现了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良知。 在第三部分“观天下事，鸡毛旅游”里主要有：《从文章中读到的南怀瑾先生》《穿白制服的顾城及其他》《一地鸡毛似的文章》《爽爽贵阳赛废都》《朋友谈出国旅游》，这一组文章涉及到哲学、美学、文学当中诸如个体的文化权力和责任，中国的性文化禁忌、知识分子崇高精神的失落以及世界性的生存与审美视野等话题，可惜都讨论得不够深入。 在第四部分“风雨文事，激情如梦”里主要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回忆正安首届文学创作会》两篇和与创作《尹珍颂》有关的几篇文章，其余就是和文友的交流文章了。《出征》的创作背景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农村女孩摆脱土地的束缚走向城市生活时代趋势，歌曲《尹珍颂》的创作背景是中国国学再热，地方打造国学文化名片潮流。我注意到了这两个作品在大背景上都与中国文化大走向关联在一起。先是，中国的国门向世界打开，然后是中国的城市向农民打开，农村封闭文化被突破，经济繁荣，在中国需要新的精神来构造社会理想的时候，人们又倒转身去重新拾起了国学。简单地重炒国学显然不能完成塑造中国社会理想的时代任务，这已经由中国落后挨打的近代史所证明。新中国建立以后之所以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国社会在新时期深入广泛地吸纳与融合西方文化精华有莫大的关系，但很多人仍然对此视而不见，仍然做着孤立地挖掘国学资源以图引导文化发展的幻梦。似乎，不少人追逐的尹珍文化的情形，就属此列。 再说两句，结束本文。 一句是父亲的个人写作与出版实践，以及引导和扶助后学的工作属于是中国文化进步潮流中有益的民间成分，敬其执着与温厚，惜其拘囿与柔弱。 一句是文化的根本在于塑造和发展自由的人，文学的根本在于自我幻想与自我批判；学会在众声喧哗中自我对话的人是纯净的。 下图左为刘新宇（游贵阳百花湖） 作 者 简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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