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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去成都时三人同行，而是我在成都想见并且见到的，三位从未在历史中停止行走，从千年前一直动情地走到现在的先人，在漫漫时空间脱颖而出，与我的身心同在。 我是第一次来成都，行程紧迫得如同雁过天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遗憾肯定是有的，在这个以悠闲的慢生活著称的城市里，我竟然无法从容地行走。有限的时间缝隙里，想见很多人，最终只能见到三位。见到三位已经很奢侈了，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成都的城市文化代言人，完全可以凭借固化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形象和鲜明的个性拼出一个色彩斑斓的成都，一个我神往已久的成都。 第一位是诸葛亮，他在武侯祠里。知名度极高的武侯祠其实是一座纪念刘备、诸葛亮及蜀汉英杰的君臣合祀祠庙。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以丞相身份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他一生勤勉谨慎，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政事，事必躬亲，能不累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六次北伐中原，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后主追封其为忠武侯。我轻轻步入祠堂前，仰观神像，无法抵制眼中的湿润。 熟悉三国史的人，在武侯祠内绝不会迷路，甚至连导游的解说也可有可无。但祠内的唐代“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还是要细细观摩的，宰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丹，名匠鲁建刻字，因碑文、书法、刻技俱精被称为“三绝碑”。碑文竭力赞颂诸葛亮的高风亮节、文治武功，乃至超前的法治思想，“靡不骏奔，若有照临。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入海际天，如公德音”。通篇辞句恳切，文笔酣畅，同前后出师表一样，都令我百读不厌。岂止是不厌啊，我把对诸葛亮百世风范的无限敬仰都寄托在碑文里了。 第二位是杜甫，他在浣花溪草堂里。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携家带口由陇右（今甘肃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经友人帮助，他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狂夫》一诗中“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两句提到的便是这座草堂。他先后在草堂居住了不过四年，成都却把他留住了一千二百多年，让我能远隔万水千山前来拜谒。 在杜甫雕像和草堂前流连、留影，竟想起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草堂虽陋，终归是个家啊。他的成都生活，总体上还算是安定的，只是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那一刻，杜甫的激动足以令人感动千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有谁还注意到，他也曾有过狂放不羁的一面，《饮中八仙歌》里的豪气干云，正是诗人的性情所在，他后来转向现实主义，也正是我们心目中诗人的伟大所在。 杜甫有诗赞过诸葛亮：“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时空在那一瞬间被打通了，诸葛亮的泪、杜甫的泪和我的泪混在一起，纵情流淌在那个深秋的午后。 第三人是薛涛，她在望江楼上。薛涛的才情，在唐代女子中绝对可以称得上翘楚。她本是长安良家女子，随做官的父亲薛郧来到成都，不料父亲早逝，只留下薛涛和母亲相依为命。她十五岁便有诗名在外了，十六岁入了乐籍，元稹、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等许多文坛名士都曾与其唱答往来。成都人好逸乐是出了名的，西川幕府中的酒宴酬唱更是寻常风景。薛涛就这样精致而美丽地游走在文化名流的盛宴间，内心却始终寂寞着。 走进望江楼公园，薛涛像、薛涛井、薛涛诗碑、薛涛纪念馆，一一再现着旧日风情。我在薛涛行踪图前驻足良久，那何尝不是她的心路历程？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薛涛生活在浣花溪上游的百花潭，与杜甫的生活踪迹相重叠。据说浣花溪还是她制作薛涛笺的地方。同生于唐代，薛涛比杜甫晚了五十多年，确凿的往事把浣花溪和百花潭留给了杜甫，缥缈的逸事则把望江楼留给了薛涛。登楼望江，禁不住要唏嘘一番。民间盛传薛涛的才华足可与杜甫相提并论，二人都写过《春望》，只不过杜甫的春望是心系家国，薛涛的春望是女人的心事与幸福。 有了这三位先人，成都才是完整的成都吧。把诸葛亮的成都、杜甫的成都、薛涛的成都一并体验了，匆匆间也不虚此行。成都留给我的记忆，就不仅仅是春熙路上的火锅（火锅店名为蜀大侠，蜀地有大侠，我在成都如何竟未遇见？遗憾，只好由一餐火锅来填补了），更有故人往事里亘古的感动与温度。作为成都人是有福的，来过成都、与三位先人同行的过客肯定也是有福的。 作 者 简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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