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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要出新，以臻精致，笔者以为需“三避”。 一避俗。先避选材之俗，选材本无雅俗之分，凡是花草虫鱼、山光水色、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喜人生皆可入诗入文。正如《红楼梦》中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要写出新意来，动笔之前还是要选择不一般的素材或细节，避过泛泛一般的，别人写过来写过去的东西，避过琐碎没有独特个性的材料。然后经过斟酌、过滤、巧妙构思，方可写出与众不同的文章来。正如朱自清所说：“人生的丰富趣味，正在细端末节的千差万殊哩。能显明这个千差万殊的个性文艺，才是活泼的、真实的文艺。”其笔下的《背影》，写出父亲爱子的殷殷关爱，只选择三处父亲的背影及几句非常简洁的嘱咐，尤其在写父亲来回过铁路爬月台买桔子的细节，把沉甸甸的父爱和盘托出，感人至深。 最近，网上热传同样反映母爱的佳作《老牛》，写一头老牛在沙漠冒死拦路军用拉水车讨水喝的故事。老牛不畏军人吆喝，不惧刺耳喇叭声驱赶，不怕牛主人赶来用鞭子抽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仍以凛然之势四蹄八叉地僵持站立路中间不让半步，直至军人怜悯放水置于它面前，直至它长哞一声呼唤爱子牛犊赶来喝水才悻悻走开。此间老牛忍受饥渴之烈、驱赶之辱、鞭打之痛，为的是让爱子喝上几口水。作者选取这些典型细节，既写出了牛性的倔犟，又写出了母性的大爱。 再避炫耀、讨好、攀附之俗。一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在文中彰显自己祖宗、家族成员的能耐与荣光，或隐约地显露自己的学识、地位、级别等仕途俸禄等等。有的挖空心思讨好权贵、名人名家，借他人之光附丽于己，或托他人之言妆扮自己。这无异媚俗的炫耀。媚俗时间一长，反而失去了自我，成为一种固态思维，束缚自己，落入窠臼。简言之借名人提高自我，附权贵彰显自己，媚俗讨好之文何能赢得读者？ 二避熟。即避过人们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素材，这与前面提到选材之俗相似，所以笔者在此点到为止，不再赘述。但要避过人们熟悉的写法、结构和角度。例如写某一风景，若按时间或空间顺序去写，到某个景点看到什么，发一点联想；再到某个景点再发散一些感慨，如此写来，连小学生也会写的顺序结构，你再用老套路去写，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要在新的角度或结构上下功夫，不能以单一的模式一杆子插到底，别人看到你文章开头，就知道如何结尾。文贵创新，要有变化，正如古人说得好：文似看山不喜平。 再避大家耳熟能详的语言。譬如写春天，若惯用“万象更新”“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等书面语言或成语，自然写不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只能陷于泛泛一般的描述，让我们再回顾朱自清笔下的《春》，写桃、李、杏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以拟人手法写出各种花儿竞相开放的神态，叫人过目不忘。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读别人的文章写自己的话，强调的就是要用自己提炼过的有个性化的语言，正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言：“语不惊人誓不休”，让人读出语言美、诗意美、情感美和哲理美。并不是说现成的书面语、成语、口语不能用，而是要推陈出新地运用，多用自己独特感受的语言才具有魅力。 还需避语言之俗，那就是不能过多的运用方言土语，而要经过斟酌使用。方言虽可突出乡土特色，但有它的局限性，外地人看不懂或发生歧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什么能赢得天南海北老老少少的喜爱，就在于他恰当的消化运用好了方言，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 三避数。就是避免数字太多、篇幅太长、数量过滥。也许是因为急功近利之风的影响，许多作者重数量而轻质量。本可数百上千字的题材，却要拖沓数千上万字，本来正好写个短片小说的素材，却要扩充数万字的中篇；本可写个中篇，却要铺排成数十万字的长篇。动辄以几十万字上百万字来衡量自己作品的分量，或以网上点击量来显示作品的优劣，以致文稿或演讲稿越写越长，书本出版得越来越大且沉重，厚如枕头，重似砖头，连以前规格的书柜，也没法安放。好像文稿不长，难以承载其功力；数量不多无以含纳其思想，此等以数量取胜的潜意识，势必影响作者的思维习惯，求“多产”而失精悍。 文章当长则长，当短则短。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必须力求精炼。用毕加索的话说，就是用最简单的线条（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中国历代先贤之文、经典之作无不是短小精悍而流传于世的。老子的《道德经》才五千多字，而其含纳的思想却无限广博。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仅有八十二字，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才三百来字，却是让读者百读不厌的妙文。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日本川端康成获诺贝尔奖的《雪国》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是重量级的世界名著。由此可见，文章不一定长，书本不一定大而重才有分量。 （作者简介：罗锦高，生于1956年底，祖籍福建上杭，客家人。当过农民、教师、记者、编辑，业余喜欢读书写作，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30多年间在《西安日报·晚报》《陕西工人报》《山西文学》《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200多篇，出版个人散文专集《星河》一书。1986——2019年，先后参与编纂《临潼县志》《临潼区志》《临潼年鉴》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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