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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是非不明，节义不讲”，外敌环伺，内乱频仍。 咸丰三年（1853）春，国内局势愈益严峻，曾国藩忧心忡忡，致书江忠源、左宗棠，语意颇为沉痛：“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国势危殆，曾国藩殚心以忧国家。 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下旬，曾国藩在家书中坦然表白：“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戎马倥偬，曾国藩奋身以许国家。 同治元年（1862）九月下旬，在金陵城外，湘军腹背受敌，极度承压。曾国藩致书九弟曾国荃：“当弟受伤，血流裹创，忍痛骑马，周巡各营，以安军心，天地鬼神，实鉴此忱。以理势论之，守局应可保全。然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始终不提一字，不夸一句。知不知，一听之人；顺不顺，一听之天而已。”时运凶险，曾国藩拼命以报国家。 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相臣不计其数，曾国藩所倾心宗仰者仅寥寥四人：蜀汉贤相诸葛亮，唐朝贤相陆贽，宋朝贤相范仲淹、司马光。“每诵其书，慨然想见其人，而平生志事规模，亦略与四贤相似。”刘蓉是曾国藩的老友和亲家，彼此知根知底，自然言之凿凿。四贤个个饱经忧患，留意民瘼，萦心国运。诸葛亮撰《后出师表》，自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陆贽回复朋友，剖明心迹：“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范仲淹撰《岳阳楼记》，具有大关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司马光撰《谏院题名记》，提出高要求：“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曾国藩的德业、功业、名业与四贤相侔，对后世影响之大也不遑多让。 曾国藩扬历中外，膺任南北节相十余载，尤以枢辖两江盛极一时，手握重兵，一身牢系国家命运，倘若他暗存东晋权臣桓温的谋篡之心，江山易主，大有可能。然而曾国藩恪守儒家的行为准则，忠君而无异志，爱国不断实行。他度德量力，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为者功过可论，所不为者成败未睹。 每当王朝命悬一线时，忠君与爱国就势必与政治正确画上等号，而且是一道烧脑的思考题，在极端情形下，甚至是一道两难选择题。蜀汉末年，魏军大举西进，直逼成都，侍臣谯周劝后主刘禅出降，这种做法，谓之忠君已觍颜，称之爱国必反胃。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骂道：“周之罪通于天矣！”袁枚赋诗嘲讽之：“将军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谯周老难死，白头抽笔写降笺。”忠君与爱国本可两全，谯周却单选忠君，将暗藏之私虑捎入，这样的忠只是伪忠。南宋末叶，元军大举南下，包围临安，年方六岁的宋恭帝赵隰随太皇太后谢氏出降，及至大臣文天祥在五坡岭兵败被俘，宁死不屈，那句壮言“君降臣不降”千秋之后犹有余响。忠君与爱国难以两全，文天祥单选爱国，正气凛然且浩然，这样的爱才是真爱。 晚清时期，国势危如累卵，忠君与爱国似合而离，似离而合。有时，忠君是要和的，爱国却是要战的；有时，忠君是要战的，爱国却是要和的。真难为了那些个既忠君又爱国的臣子，其心理恒处于矛盾纠结中。曾国藩自许为“血诚儒者”，忠君乃是“题中应有之义”，爱国则出于强烈的责任心。他平乱、裁军、辞官、办案，忠君的比重高；他休养生息、振兴文教、甄拔人才、创办洋务，爱国的成分大。然而曾国藩受制于封圻，受限于年力，只足以平江南，致中兴，不足以拒列国，致富强。这个遗憾摆在明处，其门生弟子目击心伤，无计可消除。 曾国藩修身苦，律身严，持身正，但他始终是个复杂的矛盾体，称之良相则可，誉之圣相则过。在乱世，他担负的责任綦重，一念之仁救人多，一念之忍杀人夥，刻意地美化他或污化他都是徒劳，倒不如连缀真相的碎片，知其遇，觇其情，射其覆，揭其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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