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至孝沈葆桢

沈葆桢像

中国历朝历代都喜欢宣称“圣朝以孝治天下”，但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往往要求当事者以国事为重，以家事为轻。而清末名臣沈葆桢却不是如此，他主张“孝悌为先”，即使在立下大功、官场得意之时，仍然坚持去职回家照顾双亲、完整服丧，而且一去就是两三年，这种不随大流的独特作风使沈葆桢成为罕见的官场另类。

沈葆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监察御史、江西九江知府、江西广信知府、江西道台、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观其数十年的宦海生涯，探究其数次任职与辞职，对朝廷国家的“忠”与对父母双亲的“孝”，始终成为沈葆桢考虑的主要因素。与众不同的是，有时“孝”是被他放在第一位的。

一

咸丰六年（1856年），沈葆桢出任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那时江西正处在太平天国的攻打范围，各地战火四起，城池纷纷陷落。沈葆桢临危不乱，统筹谋划，整合官兵，先后击退了太平军名将杨辅清、石达开的进攻，从此在政坛上闯出了名声，获得曾国藩的高度赏识。朝廷嘉奖其功劳，升他为道台（广饶九南道）。值此初露锋芒之际，沈葆桢却有感于自己长年在外当官，未能好好陪伴父母，于是在咸丰九年（1859年），以父母年老多病为由，上书朝廷，离职回乡奉养双亲。

这种探亲假一般几个月就结束，但沈葆桢一直没有复出的意思，似乎真要在家侍候双亲直至给二老送终。其间，朝廷下诏要其回江西，并授予沈葆桢吉赣南道道台一职。沈葆桢却坚称父母老迈体弱，家中无人照顾，因此无法就职。朝廷念其至孝，准许沈留在原籍。于是沈葆桢在家闲置了两年多，也不在乎个人仕途。他的以孝为先、毫不恋栈的官场另类行为由此闻名。

二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因战事需要，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朝廷破格授予沈葆桢江西巡抚一职，要求沈出山为国效力。考虑到沈葆桢的“孝子”之名，为了避免沈推辞，朝廷在谕旨中颇下了一番功夫。先是引用“移孝作忠”的古人格言，勉励沈葆桢尽孝之余不忘尽忠，再解释江西临近福建，路途不远，方便探望。而且江西又是沈葆桢曾经任职之地，情况熟悉，有利于沈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父母脸上有光，也会甚感欣慰开心。谕旨最后甚至有点可怜地说，朝廷都这么体恤你，又破格提拔你了，你应该不会再推辞吧。

沈葆桢接到这种上谕，自然又是感恩又是惶恐。其父母见朝廷如此体贴厚爱，当即说如果为了尽孝就不去任职， 是“上负天恩，下失民望”，二老心里也会不安，力劝沈葆桢尽快赴任。沈葆桢只好答应了赴江西任职，但也跟皇上回复说等到战事了结时，还是要回乡尽孝的。沈葆桢的这次出山主要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尽忠之义和对朝廷厚爱的感恩之情，但父母的严命也起了重要作用，遵从父母之命自然也是孝道的表现。

三

出任江西巡抚之后，沈葆桢果然不负众望，军政大事小事皆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军心、民望。朝廷自是大加封赏，赐他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头品顶戴。然而沈葆桢又发扬了“官场至孝”的另类作风，于同治三年（1864年），接连两次向朝廷上奏折，说父母都年过七旬，又有病在身，加上太平军余众进攻福建，省城震动，不忍让衰病的父母受此惊扰，请求朝廷批准他离职返乡，陪伴照顾双亲。朝廷以江西军政善后事务繁多，不方便仓促让生手接任的理由，两次都拒绝了沈的请求，为让沈葆桢安心任职，另外派遣军队入闽援助，并赏赐沈的父母人参六两。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沈葆桢接到家书说母亲病情加重，立即上书请假三个月。这次朝廷准了假，但要求沈在江西安排好防务后，方可启行。同月底，沈母去世，沈请求按照完整的礼制，守孝三年（实际是25个月到27个月，时间上跨越三年）。当时正值叛乱后的复兴时期，皇帝不允许，只按惯例给予一百天假期，后又催其不必等到百日假满，即可回江西。为了说服沈葆桢，朝廷还举了之前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例子，说他们的父母过世时，也曾请求守孝三年，朝廷都未允许。沈葆桢这次也应参照他人，以国事为重，破格夺情，给假百日即可。但这次沈葆桢可能悲痛于未能在母亲临死前赶回，心有所愧，坚持为老母守孝，非但没有提前回去，反而在朝廷给的百日丧假期满之后，即称病留在家乡了。

沈葆桢的这一次离职举动，又一次令人诧异。守孝三年跟守孝百日比起来，会大大影响自己在仕途的发展速度，可是沈葆桢孝心大作，坚持服丧三年，把自身的前途放在次要的位置，足见其孝心是出于天性，出于至诚。

四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沈葆桢还丁忧在家。左宗棠多次邀请沈葆桢出来担任船政大臣，说船政关系国家民族的复兴自强，沈才识兼备，又是福州本地人，实为绝佳人选。起先，沈葆桢以“守孝”为由拒绝，坊间传说的左宗棠“三顾茅庐”其实还少了，按沈葆桢自己的说法，“面辞者四，函辞者三，呈辞者再”。后来左宗棠向朝廷申请了船政的直接上奏和经费保障等权利，而且沈父也劝他为国效力，何况船政就在马尾，家里还能照顾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沈葆桢才答应了左宗棠，但仍坚持要在明年六月丧假满之后正式上任。

总理船政的职务级别实际上是不如巡抚的，本来沈葆桢如果要复出从政的话，选择到某省继续做巡抚，之后升任总督，都是顺风顺水的事情，但他一方面出于照顾老父亲的孝心，一方面出于服务国家的忠心。可以说，沈葆桢接过船政的重担，主要考虑的是尽孝与尽忠的统一，至于他个人的仕途发展，则是次要了。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沈父去世，沈葆桢马上请求解除船政大臣职务，以便专心服丧。朝廷照例准假百日，但沈葆桢仍坚持守孝三年，百日期满之后又借病请辞。面对如此固执的大孝子，朝廷无奈，只能准其所请，成就其官场另类佳话。

观察沈葆桢数次出入官场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他真正是一位不恋官位、恪尽孝道的纯孝之士。在尽忠的同时，不忘尽孝，当两者有所冲突的时候，他甚至不顾朝廷的反对和官场惯例，抛下公务，把尽孝放在首位。在官场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之际，他却毅然决然地两次选择离职：一次回家探亲两年多，一次在家守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