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Mesopotamia）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公元前3200年，两河流域南部乌鲁克遗址（Uruk）第4层出现了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文字，自此开启了历史上最早的城邦文明——苏美尔文明（Sumerian
Civilization）。19世纪以来，苏美尔文明起源之谜一直备受关注。在1931年的东方学会议上，学界基本达成一致，建立了“欧贝德（Ubaid）时期——乌鲁克时期——原始文字时期”的前王朝序列，欧贝德文化是苏美尔文明目前可追溯的最早源头，也是苏美尔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欧贝德文化发源于两河流域南部，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500~4000年。公元前5000年前后，该文化发展至3、4期，其黑绘彩陶和三分式建筑等典型遗存从两河流域南部扩展至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西北、安纳托利亚地区（Anatolia）和波斯湾沿岸，几乎遍布整个西亚。但不同区域的文化面貌仍呈现出以本地传统为基础的多样性，各地的欧贝德文化因素与两河流域南部文化本体的相似度也不一致，因此有学者意识到，这次“扩张”并不是简单的文化替代,欧贝德文化进入各地的方式、各地人群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都不相同。究其根本，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是文明诞生的前夜，整个西亚范围内频繁的文化互动。
在广阔的欧贝德文化分布区内，最受关注的当属两河流域北部（图一）。公元前5300~4300年，欧贝德文化的彩陶、建筑和墓葬相继出现在两河流域北部，取代了当地的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但这里的欧贝德文化因素与两河南部还有一些区别。因此，学界将这种趋近亦有别于典型欧贝德文化的地方性变体称为“北部欧贝德文化（Northern Ubaid）”，并普遍认同，在两河流域南北长期互动的背景下，北部居民主动地、逐渐地吸收了部分欧贝德文化因素。已有很多学者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手段对北部欧贝德文化进行了研究，但大多只涉及陶器、墓葬等某一类遗存的情况，很少对文化面貌进行整合，对文化形成过程的认识和解释也不够全面，而且很多研究侧重于两河流域南北物质文化的横向联系，忽略了两地互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
针对如是的研究现状，我们将重新梳理两河流域北部最重要的遗址——高拉遗址（Tepe
Gawra）——的相关遗存，以点代面地考察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高拉遗址出土的遗存种类多样，能够相对全面地揭示当地文化与欧贝德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该遗址保存完好的建筑层位能帮助我们重构北部欧贝德文化形成发展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思考这次文化变迁在文明前夜为两河流域北部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高拉遗存
1931~193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发掘高拉遗址，由于经费充足，发掘者得以进行逐层大面积揭露，这种规模的考古工作在当时乃至今日的两河流域都是罕见的。高拉遗址的主体土丘从上到下被划分为的1~20层，年代最早的20层仍高出地表3米。此外，发掘者还沿着土丘边缘，从地表向下发掘了两条探沟，探沟内遗物的年代应早于土丘20层。一般来说，高拉遗址探沟内的遗存被视为哈拉夫文化向欧贝德文化的过渡，20层至13层被归为北部欧贝德文化，12层至8层被归入乌鲁克时期。但12层也有部分欧贝德彩陶，与13层所出者极像，虽已出现乌鲁克时代的素面轮制陶，但12层与更早阶段的联系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将文化过渡期的探沟和兼有欧贝德文化与乌鲁克时期遗存的12层一并纳入研究，文中暂将这一时间范畴称为北部欧贝德时期。我们将依阶段性变化对陶器、建筑、墓葬、陶制品四类典型遗存单独分期，再将各方面整合，分析两河流域南北的关系经历了哪些变化，特别是两河流域北部以何种方式接受外来因素，据此重构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
（一）陶器
哈拉夫文化和欧贝德文化的彩陶在质地和风格上迥然不同。哈拉夫彩陶以淡黄陶、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器形和装饰复杂多样，典型器物有大敞口平底碗和大浅盘，内外壁均装饰繁缛的红、褐彩图案组合（图二，1~3）；而欧贝德彩陶主要由绿陶、粉陶制成，造型简单，尺寸一致，以圜底或圈足的碗和罐为主，仅在外壁用黑彩绘制简单的花边或抽象图案（图二，4~14）。如果从胎体、施彩、器形、图案等方面进行观察，高拉遗址的陶器在很多方面都兼具两支文化的特点。
首先，高拉遗址陶器的胎体主要有淡黄陶、红陶、红褐陶、绿陶和粉陶五种，不同陶色反映了不同的烧陶技术。淡黄陶、红陶、红褐陶属于哈拉夫文化的烧陶传统，淡黄陶的火候较高（1050℃），质地坚硬，红陶、红褐陶则火候稍低（850℃），硬度一般；而绿陶和粉陶则代表了欧贝德文化特有的烧陶技术，火候极高（＞1150℃），质地极硬。在年代最早的探沟内，陶器虽完全属于哈拉夫风格，但已有6%的陶器为绿胎或粉胎。也就是说，至迟在哈拉夫文化晚期，两河流域北部便已开始借鉴欧贝德文化的烧陶技术。自此以后，两种烧陶技术长期共存，淡黄陶、红褐陶始终占绝大多数，在13层以前的大部分时段均超过90%，说明当地传统的烧陶技术在北部欧贝德时期始终占据主导。但13、12层中绿陶的比例增加至30%。
其次，彩的颜色也主要延续了哈拉夫文化的特点，多为红、褐色。另有部分陶器采用了欧贝德文化典型的施彩方式，通过反复施彩形成有光泽的黑色图案。黑彩彩陶也是从探沟开始出现的，两种施彩技法在高拉遗址始终并存，但当地传统始终占据主导。
器形方面，高拉遗址见有碗、杯、罐、瓮等，据其文化来源可分为三类（图三）。一类是哈拉夫文化的常见器形，有Aa、Ab、Ac、Ad、Ba、Bb和C型平底碗，亚腰形碗，A、B、C、D、E型罐。另一类是欧贝德文化的典型陶器，有船形碗、B型杯、圜底或圈足碗、龟形壶；第三类是两支文化融合或创生的新器形，最早见于两河流域北部，例如Ae型平底碗，A型杯，瓮，F、G型罐和带流器。
典型的哈拉夫文化陶器多见于探沟和20层（图四，1~10、52），但这些平底陶器在20层以后几乎全部消失。欧贝德文化陶器从19层开始出现，19、18层的陶器与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17层以后部分器形在细节上有所改变。而且中子活化分析显示，高拉19、18层的陶器中有部分是在两河流域南部制作的，而17层以后全部产自当地。以圜底碗为例，19、18层的圜底碗多为尖圜底（图四，24、32），与两河流域南部一致（图二，4）；17层以后，部分圜底碗的底部变得圆润（图四，29、33、37）。到了13、12层，当地的欧贝德文化陶器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程度再次提高，此时尖圜底的碗也更为多见（图四，30、38）；同时，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4期的圈足碗（图二，12）和大口（B型）杯（图二，9）也出现在高拉遗址（图四，17~19，27、31、35、39、41）。两支文化融合产生的器物最早见于18、17层（Fa型罐，图三下表），16层以后种类和数量更多。部分器形兼具两支文化的特点，如：Fa型罐（图四，46~48），其造型源自两河流域南部的折沿罐（图二，6、10），口部的弧曲设计与哈拉夫文化C型罐的弧形大敞口相似（图四，9）；15层出现的G型罐（图四，49~51）源于两河流域南部的折沿弧腹圜底罐（图二，5），但腹部圆鼓的造型与当地的C型、Ba型罐类似（图四，9、10）；16层开始出现的带流器则是简单地将管状流加在其它陶器上（图四，56~58）。另有一部分是最早创生于两河流域北部的新器形，如Ae型平底碗、A型杯和瓮（图四，11，20~23，43~45）。
彩陶图案的变化也值得关注。我们可将高拉遗址的各种彩陶图案大致拆分成31种母题，这些母题可分为三组（图五）。第一组是哈拉夫文化的典型装饰母题，第二组是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期常见的彩陶母题，第三组是欧贝德4期才开始在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的写意、怪诞风格的母题和抽象的动、植物纹。在探沟和20层只见有第一组母题的组合，敞口碗内外壁均施彩，内壁的装饰组合比外壁更加复杂，底部多见中心对称的花瓣图案（图四，2~4）。19~15层，第二组彩陶母题成为主流，碗类器物内壁施彩的情况极少，外壁不施彩的空间与前期相比也有所增加（图四，14~16，20、21、33）；但第一组母题依然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少量亚腰形碗（图四，12、13）、A型罐（图四，53、54）等哈拉夫文化陶器还在延用，其图案也延续了原生的特征，另外新兴的Fa型罐也采用了哈拉夫风格的装饰（图四，47）。13、12层，仍见有第一组（图四，17、38、51）和第二组母题（图四，27、48），同时，同时第三组怪诞风格的母题（图四，11、48）和抽象动、植物纹（图四，18、23、34、43）也开始出现。
以上，我们从胎体、彩色、器形和图案四个方面了解了高拉遗址的陶器特征。胎体和彩的颜色代表了烧陶和施彩技术，至迟在哈拉夫文化晚期，当地制陶工业便已受到了欧贝德文化的影响，两种技术的长期并存，当地技术始终占据主导，只有13、12层采用欧贝德技术烧制的陶器略有增加。从器形和彩陶图案来看，20层以后，典型的哈拉夫彩陶几乎被欧贝德彩陶取代，只有少量器形和图案沿用；17层以前的欧贝德彩陶与两河流域南部非常近似，17层以后部分器形的细节出现变化，16层以后大量出现两支文化融合或创生的新器形；13、12层，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4期新出现的器类和彩陶母题也开始出现。综上，我们将陶器的演变分为4个阶段。
A阶段，探沟和20层。陶器的形制和装饰都延续了哈拉夫文化的特点，但烧陶技术和施彩技法已开始受到欧贝德文化的影响。
B阶段，19、18层。大多数哈拉夫彩陶消失，以圜底器为主的欧贝德彩陶开始流行，这些陶器与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期的陶器相似度极高，其中部分是从那里直接引进的。
C阶段，17~15层。欧贝德彩陶继续流行，但都是在本地烧制的，器形开始有所改变，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程度降低。而且两支文化融合、创生的新器形大量出现。
D阶段，13、12层。当地陶器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度再度提升，采用欧贝德技术烧制的陶器也略有增加，还出现了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4期新兴的器类和图案。
（二）建筑
高拉遗址最早的建筑遗迹见于19层，自此便一直存在两种来源不同的建筑（表一）。
一种是传统的哈拉夫文化建筑，面积在30~50平方米，墙体厚0.3米左右。此类建筑不是特别注重布局的严整性，也没有固定朝向，只是简单地将多个方形或长方形房间组合在一起，房屋的扩建也比较普遍，扩建房间的布局也很随意。有的房间面积在5平米左右，可能用于居住，有的房间不足2平米，可能用于储藏。这种建筑在高拉遗址长期存在，除情况特殊的14、13层外均有发现，多作为民居（图六，1）。16层发现一近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经多次扩建，一直沿用至15层，其周围有成排的晾晒谷物的矮墙（图六，2），可能是公共的仓储建筑。
另一种是欧贝德文化的三分式建筑（Tripartite architectures），长方形主室居中，主室长边两侧分布有若干侧室。这种建筑在两河流域南部最为典型，面积多在100平方米以上，墙体厚度一般接近1米。部分用于居住，有较多侧室，室内可能有烤炉、窖穴等设施；还有部分作为神庙。典型的欧贝德文化神庙见于埃利都遗址（Eridu），由单间祭室（16层）发展成三分式格局（15~6层），原来的祭室演变成有祭台和神龛的主殿，两边的侧室也在近千年的发展中数量日益增多、格局日益复杂（图七），这些侧室供僧侣居住或用于放置庙产，是宗教专门化和垄断祭祀活动的重要标志。
高拉遗址19、18、16层，每层只有一座三分式建筑，其墙体厚约0.3米，与同层的民居相同。19、18层的三分式建筑主室正中均发现了土坯祭台（图六，3），16层该类建筑内虽未发现祭台，但北侧的白色墙面上绘有红、黑两色的联排菱形图案，三座座建筑应该都是神庙。15层首次出现了作为民居的三分式建筑（图六，4），其格局与两河流域南部同期民居类似。15层以后的三分式建筑，无论是神庙还是民居，都体现了极大的工程投入。14层的民居建筑用鹅卵石作墙基（图六，5）。13层由三座神庙和一个广场组成专门的祭祀区，在建造之前还清理了14层所有高于地面的遗迹；三座神庙分别使用了不同规格的泥砖，这看起来像是特别定制的，墙体厚约1米，墙壁内外的凹壁形装饰采用另外四种不同规格的泥砖砌成（图六，6），外墙涂有白色石灰泥，主室的墙壁和地面皆涂有紫红色颜料；12层一座三分式建筑的面积达225平方米，墙体接近1米厚，主室的墙面还涂抹白色石灰泥（图六，7）。此外，高拉遗址三分式建筑的朝向亦有变化，19、18、16层，建筑的长边为东西向，15层及以后，建筑朝向与两河流域南部一致，为东北-西南向。
三分式建筑作为舶来的文化因素，其功能和地位是衡量当地文化与欧贝德文化关系的重要指标。据此，我们将北部欧贝德时期的建筑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A阶段，19层至16层。民居建筑始终保持哈拉夫文化的特征。每层最多仅有一座东西向的作为神庙的三分式建筑。
B阶段，15层。出现了与两河流域南部朝向一致的三分式民居。但该层的仓储建筑是在16层基础上扩建的，与之前阶段也有很大联系。
C阶段，14~12层。三分式民居和神庙的格局、朝向、墙体装饰都与两河流域南部相同，工程投入也普遍较大。但12层仍有很多哈拉夫传统的民居。
（三）墓葬
高拉遗址有零散的墓葬，婴儿和儿童墓超过75%，成人墓不足25%。这些墓葬应属于性质特殊的居室葬，仅可管窥葬俗变化，遗址外应该还有公共墓地。
这一时期的墓葬可以分为土坑墓、瓮棺葬和泥棺墓三类。土坑墓是哈拉夫文化的传统葬俗，直接将死者埋入墓坑，13层以后出现了用席子覆盖死者的做法；瓮棺葬在欧贝德文化中比较流行，一般用日用陶器或带盖陶器作为葬具，多用于埋葬婴儿和儿童；泥棺墓是欧贝德文化特有的葬俗，在墓坑四壁和底部抹砌2.5厘米厚的石灰泥形成泥棺。结合各类墓葬的数量变化（表二），我们发现，哈拉夫传统的土坑墓在欧贝德时期一直延续，但18层以后，两河流域南部流行的瓮棺葬和泥棺墓相继出现，并在13、12层突然占据主导。
两河流域南北的葬式也有区别，哈拉夫文化墓葬采用侧身屈肢，而欧贝德文化的墓葬皆采用仰身直肢。在高拉遗址，当地侧身屈肢的习俗一直沿用，只有16、17层各有1例仰身直肢葬。
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有变化。17层以前，随葬品延续了哈拉夫时期的特点，部分墓葬的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包括彩陶、石容器、印章，以及坠饰、串珠等饰品，另有部分则仅随葬一件彩陶。17层以后，随葬品相对平均，绝大多数墓葬中只出土一件彩陶，几乎不见石容器和装饰品。
我们可将高拉遗址的葬俗变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A阶段：探沟。葬具、葬式、随葬品皆体现了哈拉夫文化的习俗。
B阶段：18、17层。墓葬总体特征延续了哈拉夫传统，但开始出现少量瓮棺葬。
C阶段：16层至14层。葬具、葬式与上阶段一致，但随葬品的差异减小。
D阶段：13层至12层。土坑墓开始出现用席子遮盖死者的做法，且数量锐减。瓮棺葬数量激增，并出现了欧贝德文化特有的泥棺墓。但葬式仍是侧身屈肢，随葬品也与前阶段一样平均。
（四）陶制品
高拉遗址出土的陶制品中，人像、动物像、纺轮基本继承了哈拉夫文化的传统，唯有弯钉形器来源于欧贝德文化。
人像是哈拉夫文化的典型陶制品，全部由红褐陶制成，其功能或与巫术有关（图八，1~3）。这种陶制品在高拉遗址长期延续，直至13层彻底消失。
动物像延续了哈拉夫文化的特点（图八，4~7），由红褐陶制成。13层之前出土的动物像数量很少，13层以后比较流行。
高拉遗址的纺轮（图八，8~10）始终是采用当地技术烧制的，全部为红褐陶或淡黄陶。但从其形制难以判断文化归属。
弯钉形器是欧贝德文化典型的陶制品。钉头呈半球形，柄部弯曲（图八，11、12）。高拉遗址的弯钉形器首次出现于19层，13层之前为红褐陶，13、12层的此类器全部由绿陶制成，12层以后彻底消失。在两河流域南部，弯钉形器大多出土于神庙内，但高拉13层之前的情况却与之相反，全部出土于民居内，直到13层，弯钉形器的出土环境才与两河流域南部相一致。
根据陶制品的变化情况，我们可将其为3个阶段。
A阶段：探沟、20层。人像、动物像、纺轮等陶制品皆是采用当地技术烧制，造型上也继承了哈拉夫文化的传统。
B阶段：19层至15层。哈拉夫文化的陶制品仍然延续。欧贝德文化特有的弯钉形器也开始出现，系采用当地烧陶技术制作的。
C阶段，13层至12层。哈拉夫文化的人像彻底消失，但当地风格的动物像大量出现；弯钉形器大量增加，均由绿陶制成；但纺轮和动物像仍是淡黄陶或红褐陶制成的。
二、形成过程
我们梳理了高拉遗址北部欧贝德时期陶器、建筑、墓葬和陶制品的历时性变化。考虑到在不同阶段，欧贝德文化因素分别以技术、成品、仿品等形式出现在两河流域北部，我们恐怕不宜简单地以这些外来因素与其文化本体的相似程度作为分期依据。在两河流域南北文化互动的背景下，也应考虑外来文化对当地文化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地居民又以何种态度面对外来文化，这样才有助于理解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按此思路，我们把高拉遗址北部欧贝德时期的遗存分为三期（表三）。
1期：探沟、20层。陶器、葬俗、陶制品都延续了哈拉夫文化的传统。但已有少量陶器采用了欧贝德文化的烧陶技术和施彩方式，可能是当地社群在与欧贝德人接触的过程中渐受熏染的结果。这一阶段，采用外来技术制作的陶器不足7%，说明此时技术借鉴并不普遍，应只是少数居民的偏好。技术方面的渗透没有影响当地的文化传统或社会结构。两河流域南北在哈拉夫文化晚期便相互接触，并借鉴技术，很可能是以贸易为契机。有学者指出，两河流域很早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贸易网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黑曜岩和扎格罗斯山区（Zagros Mountains）的木材等，都需要在两河流域北部中转，最终运达两河流域南部。
2期：19层至15层。民居建筑仍延续了哈拉夫传统。土坑墓和侧身屈肢葬也依然占据主导，虽然17、16层各有一例仰身直肢葬，但采用当地的土坑墓，应属于少数外来人口入乡随俗的做法。当地社会的主体构成应该未有明显改变。但陶器、建筑、墓葬的面貌都发生了剧变。
首先，高拉遗址出现了欧贝德文化特有的三分式神庙，但其朝向和墙体厚度都与两河流域南部不同。两河流域南部神庙中常见的龟形壶和弯钉形器在高拉遗址中也未见于神庙，说明当地居民并不理解这些外来因素的使用方法。这些差异说明2期的神庙可能是由当地居民模仿建造的，他们选择的仅仅是建筑本身，对朝向、祭品的要求并不严格。神庙代表了敬神宗教，这与哈拉夫文化以人像为载体的巫术传统截然不同。欧贝德文化的宗教体系强调通过祭祀仪式增强群体认同和社会团结，而哈拉夫文化的巫术系统是个人和家庭用于驱鬼辟邪的灵物崇拜。神庙出现后，人像依然存在，说明当地居民在引入神庙时，无意撼动自身的巫术传统。高拉16层出现了多次扩建、长期使用的大型仓储建筑，可能是用于存放庙产的公共建筑，其规模、储量都不同于哈拉夫时期以家户为单位的储存行为，这反映了神庙对当地的经济活动的改变。
其次，哈拉夫彩陶几乎彻底消失，欧贝德彩陶大量流行。中子活化分析表明，新兴的欧贝德彩陶最初有部分是在两河流域南部制作的。由当地居民仿制的陶器在形制、装饰上也与之极其相似。17层以后，陶器几乎都在本地制作，器形也开始呈现出两支文化融合、创生的态势，可能是当地人根据自身传统或需求进行了改良。这一阶段陶器的器形和装饰变化非常剧烈，但采用欧贝德文化技术烧制和施彩的陶器依然不多，说明技术方面的原因不是本阶段陶器风格改变的主要动力。还需注意，两种彩陶代表的生活方式明显不同。以碗为例，哈拉夫文化的平底碗装饰华丽、设计多样，口径多超过20厘米，而欧贝德文化的圜底碗装饰简练、款式单一，口径不足15厘米。二者的关系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同类器的相互替代，也许代表着使用方式、分配方式甚至象征意义的全面改变。
另一个变化是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的平均化，这与当地传统明显不同。耶里姆1号丘（Yarim
Tepe
1）和阿尔帕契亚（Arpachiyah）的哈拉夫文化墓葬通过随葬进口的黑曜石、青金石和海贝等“奢侈品”来彰显财富和地位。而这种情况从16层开始转变，每座墓仅随葬一件陶器。我们很难判断这一转变的原因，但此时欧贝德文化的神庙和彩陶已在当地出现，丧葬观念的改变可能属于相对滞后的连锁反应。随葬品的平均化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本阶段出现在两河流域北部的欧贝德彩陶，其一致的形制、近似的尺寸、简单的装饰或许也在传递着感官上的平等，经过长期的使用，“平等感”最终取代了哈拉夫文化的财富观。
总之，2期的情况表明，新出现的欧贝德彩陶和神庙是当地居民引入和仿制的。陶器的替代过程绝非渐进的，而是迅速、彻底的，神庙的修建也不是一家一户所能承担的，随葬品的平均化更是一种群体行为，可能存在某种社会力量在支持和推动这种改变。
3期：14层至12层。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与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4期之际的变化同步，陶器和陶制品中也有更多是采用欧贝德文化的技术烧制的。此外，聚落内的墓葬中，瓮棺葬的比例增加，并开始出现欧贝德文化特有的泥棺墓，12层采用欧贝德文化葬具者甚至超过八成。这些变化足见两河流域南北的联系比上一阶段更为密切。
三分式建筑的朝向、规模、格局，甚至墙体的厚度和装饰都与两河流域南部相同，而且这些建筑普遍享有较多的工程投入。13层修饰复杂的三座神庙自不必说，14层的石基和12层的石灰地面也是本地民居不具备的。可见所有欧贝德文化的建筑在当地都颇受重视。
最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夫文化人像彻底消失，标志着两河流域北部信仰传统的断裂。同时，欧贝德文化的祭祀方式得到发展。高拉13层出现了被三座神庙环绕的祭祀区，可见这种外来的祭祀活动在当地已形成很大规模。而且香炉和弯钉形器也出在神庙中，说明当地的祭祀活动更严格地遵照了两河流域南部的流程。祭祀的规范化也反映在高拉遗址的印章图案上。12层和11A层出土的两件印纹块（图九，1、2）描绘了祭祀者手持祭品面向祭坛的场景。印章图案中的人物形象身材修长，四肢纤细，头部用斜线代表，躯干用倒三角代表（图九，1~3），这种表达方式与欧贝德文化的人形陶塑（图九，5）极为形似，而与之形象不同的人物则在搬运祭品（图九，4），可能此时的宗教活动是由欧贝德人主持的，他们或许已经拥有支配当地居民的权力。
本阶段两河流域南北的陶器、建筑、葬具，甚至在弯钉形器的烧制和使用上均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很多外来因素与当地的传统严重相悖，泥棺墓与土坑墓传统截然不同，面积较大的三分式民居与当地的家庭规模相矛盾，巫术传统被敬神宗教取代。当地居民在经历了2期的自主选择和良性融合后，没有理由强制自己照搬欧贝德人的生活方式。考虑到欧贝德人在宗教方面的主导地位，其它方面的变化很可能也与他们的到来有关。
事实上，在2期末尾就已有迹象反映了两河流域南部的欧贝德人来到当地。17、16层有各有一例两河流域南部特有的仰身直肢葬，15层与两河流域南部相同的三分式民居可能也是由欧贝德人修建并独立居住的。到了3期，欧贝德人控制并规范了当地的祭祀活动，此时的三分式民居可能也是他们建造和使用的，这些建筑普遍投入较多，足见欧贝德人控制劳力和资源的能力之强，甚至可能统治了两河流域北部。但此时，居址内少量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欧贝德人特有的仰身直肢葬，以他们的势力，很可能将死去的同胞集中葬在聚落外的某处墓地中，就像两河流域南部同期的埃利都墓地一样。
因此，我们推测，欧贝德人在当地强行推广自身的宗教和葬俗，中断了2期文化融合的态势，3期的陶器、建筑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度明显提高，应该也与此有关。但这种行为或许也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高拉12层所有的三分式建筑皆毁于火灾，部分房屋的居住面上还发现了非正常死亡的尸骸，可见当地居民与欧贝德人的矛盾非常尖锐。
高拉12层之后的阶段被称为北部乌鲁克时期。在高拉遗址11A层至8层，陶器多为轮制素面陶，且多是采用当地技术烧制的淡黄和红褐胎；民居建筑仍以本地的格局和规模为主；葬式仍是侧身屈肢。这些证据说明此次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欧贝德人被迫退却，当地居民再次成为两河流域北部的主人。但同时，部分墓葬继续采用泥棺，神庙也得以保留，只是延续了北部欧贝德时期的规模、格局，未与两河流域南部的新变化同步。可见，当地社会已将本地传统、欧贝德因素和新的进步融为一体，独立发展。
三、社会影响
我们以高拉遗址为中心，在分期框架下重构了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表面上看，欧贝德文化的陶器、建筑、墓葬在两河流域北部次第出现，逐步取代了哈拉夫文化，但实质上，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过程。在1期，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仍保持着哈拉夫传统，只是在与两河流域南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少数居民吸收了欧贝德文化的烧陶技术和施彩技法，这属于基于偏好的个人行为。在2期，欧贝德文化的彩陶、神庙以及与神庙相关的物品被当地社会引入，其流行速度之快可能是某种社会力量的推动所致，但烧陶和施彩技术以及祭品组合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可见当地社会在外来因素不同方面的选择上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且从文化面貌的转变效果来看，除却陶器风格的变化相对彻底，建筑、葬俗、宗教方面的情况无不展现了两河流域南北文化因素共存、融合的可能性。3期的文化变迁可能是欧贝德人的入侵造成的，那些本可共存的迹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方面严格的“欧贝德化”，他们奉行同化政策，强势推行与当地传统相悖的祭祀方式和丧葬习俗，中断了以人像为载体的巫术传统，并对当地社会造成了更全面、更深刻的影响。不同阶段欧贝德文化因素出现的动因，及其代表的两河流域南北的关系皆不相同，这是以往研究未能注意到的。
三个阶段的区别揭示了文明前夜文化互动方式，或者说走向文明的途径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站在两河流域北部居民的立场上，1期的变化属于个人选择，2期属于当地社会主导的群体行为，而3期则是被迫改变。两河流域北部在2期主动引进和模仿外来文化的行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传统的文化传播视角下，我们很容易忽视被改变一方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视角下，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影响则显得意义非凡。
首先，神庙的修筑和运转衍生出了社会管理手段。高拉13层的祭祀区在建筑过程中仍享有大量的工程投入，若没有一定的社会管理和资源调度作为支撑，是很难实现的。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三座神庙可能出自欧贝德人的手笔，但这种来自两河流域南部的管理理念似乎延续到了北部乌鲁克时期。11层以后的神庙仍保持1米以上的墙体厚度，而同期民居的墙壁仅有30~50厘米，用于建造神庙的泥砖也是定制的，与建造民居的泥砖并不通用。神庙对社会的管控也见于经济方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16层用于储存庙产的大型公共建筑，8层的情况与之类似，除神庙外，还发现一100多平米的多间仓储建筑，而此时，这两座公共建筑内集中出土的印章、印纹似乎说明神庙的经济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统一的供赋、贸易、储存和分配活动正在取代分散的个人交易，甚至可能出现了类似两河流域南部乌鲁克晚期的原始楔文中提到的“丹伽”（dam-gar），即神庙内负责统一采购的人员。
对两河流域北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神庙在举行祭祀和施行管理的过程中，能够用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解释社会关系的意义，并不断强化这种意义的合理性，这一过程实质上为苏美尔文明神权“从天而降”的观念绘构了蓝图。神庙的运转使得执掌祭祀事宜的群体可以借由神的名义表达诉求，通过“权由神授”的观点，将自身诉求建构成社会共识。而且神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重新塑造了当地的社会关系。从2期开始，墓葬内的随葬品呈现平均化，这一转变可能与神庙代表的强调集体、强调社会的理念有关。到了3期，入侵的欧贝德人主导祭祀仪式，客观上强化了神权的地位，其影响在当地乌鲁克时期的墓葬中展现得更为清晰。高拉11A层至8层，分布于神庙周围的墓葬继续采用泥棺，随葬品除普遍存在的个人装饰品外，还有石容器和代表管理的印章；相对远离神庙的多是土坑墓，只随葬装饰品。可见神职人员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可能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权力阶层。此时的社会关系与哈拉夫时期不同，不再直接将财富等同于社会地位，而是依神权划分等级，财富只是特定阶层的附属品。
综上所述，北部欧贝德文化无疑是两河流域北部文明的基石，无论当地居民在2期主动引进神庙，还是欧贝德人在3期规范祭祀行为，都推动着当地社会管理的进步和权力阶层的形成。北部欧贝德文化改变了哈拉夫文化流传下来的对财富、地位的认识，以神庙、神权为核心的等级体系至迟在乌鲁克时期已经形成。我们也可将这一变化理解成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指出的不平等演进的前两阶段，从以财富为核心的富与穷的不平等，演变至以权力为核心的强与弱的不平等。
由此看来，我们通过高拉遗址研究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无论以精细的时间刻度区分互动方式，抑或从宏观的历史视角考察社会影响，实际上都是想弄清两河流域北部是如何走向文明的。通过分析，我们基本确认，两河流域北部的居民自始至终都是一支采用侧身屈肢葬的群体，他们烧制淡黄陶、红褐陶的技术也在相对封闭职业系统内得到了传承，但在文明前夜区域间频繁互动的背景下，任何人群都很难保证文化血统的绝对纯粹。正如我们在高拉遗址所见，1期时，个别居民采用了欧贝德文化的烧陶技术；2期，当地社会主动引入和仿制了欧贝德风格的彩陶和神庙建筑，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了取舍、改良、创造；3期，当地社会被迫接受了欧贝德人对葬俗和宗教的规范。这些过程改变了当地的物质文化，陶器、建筑、葬俗的不同方面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摇摆或变动。透过庞杂的文化现象，我们看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调整。哈拉夫时期，财富决定地位，但在欧贝德彩陶和神庙所代表的平均化、社会化理念的影响下，这种关系逐渐瓦解；同时，神庙运转衍生出新的管理手段，掌管神庙的群体借此确立了资源优势、贸易特权，并通过仪式重申自己掌握神权的合理性，扭转了人们对财富、等级、权力的认识，最终发展出一套以权力大小决定等级高下的更加复杂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北部欧贝德时期的文化变迁，不仅是物质遗存的剧变，也是社会制度的转型和认知观念的更替，正是在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两河流域北部最终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附记：本文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的成果（项目批准号2020 ZDPY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