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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5年七八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又到了多雨的季节，新闻报道中许多城市又一次出现了“海景”。大量事实提醒我们，城市下水道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了。而在山区，暴雨则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发生——8月3日，秦岭小峪突降暴雨，山洪将在河边农家乐用餐的游客冲进河道，7人死亡2人失踪，事故非常惨痛。秦岭峪道是西安市民夏季消暑圣地，而夏季又是地质灾害多发时节，广大游客的安全尤其值得重视。本刊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14年第二期《天道为上》一文中有一段话：“前不久，和朋友去秦岭沣峪口吃农家乐，那家农家乐就建在一道溪水旁，主人还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弄了两口鱼塘，笔者当时还笑言：这真是从龙王爷手里抢食啊！听起来是玩笑话，其实却是说中了某种事实，把农家乐之类的娱乐场所建在山溪流经的地方，可以贪图一时享受，但一旦山洪暴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解决人水矛盾需要水利智慧，一个古老的智慧。
什么是水利智慧？看看贾让说的就明白了。贾让是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但有着非常先进的治水理念。今天我们贴出这篇文章，希望他的治水理念能够得到重视，在水灾面前我们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文/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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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是2013年7月底，窗外正下着一场中雨，一扫多日来的酷热，送来阵阵凉爽，但笔者的心情却始终无法愉悦起来，甚至于有些闻雨色变。即将过去的这个七月，中国多地，都不同程度的遭受了降雨引起的洪涝、地质灾害等打击，其中尤以四川省受灾情况最为严重，回看以往的新闻报道，看到的仍然是一串串让人惊心的数字：
据央视新闻报道，截止2013年7月10日16时，此次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全省14个市州的64个县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45.3万人，因灾死亡9人，失踪62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1万公顷，农房倒塌886户、2293间，农房严重损坏1338户、3995间，农房一般损坏21570户、77232间。直接经济损失53.7亿元。
2013年7月10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中兴镇发生特大型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40多人死亡，百余人失踪。等等。
实际上，关于水灾及其造成重大灾难的报道，近些年我们每年都能看到，人们戏称的“去武汉看海”、“去天安门看海”的情况每年都在重演。2012年7月北京暴雨中，有人淹死在广渠门立交桥下的汽车里，2013年7月在河北邢台的一场暴雨中，又有人淹死在一处地下桥的汽车里。
如上所述的悲剧事件，是让人痛心的，但仅仅痛心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去思考：为什么水灾会越来越频繁？受灾面积会越来越大？生命财产损失会越来越大？将来又该如何应对处理？
自2011年本刊第四辑推出“中国水利专辑”之后，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水利问题。在那辑杂志里，我们采访了中国一些有远见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的水利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比如著名的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就提出了“既要管好水，又要管好人”的观点。周教授坦承他搞了一辈子水利研究，最终回到了一位中国古人的治水理念，这位古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贾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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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和《后汉书》里，并没有专门为贾让作传，因此，我们今天对他的生平事迹了解得并不多，甚至连他的生卒年都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西汉末年人，汉哀帝时期，曾上书《治河三策》，谈如何治理黄河的问题，班固在《汉书·沟洫志》里摘引了《治河三策》。历史上没有关于贾让的生平记载，反倒让我们对他充满了想象，感觉他就像是一位上天派来的神启者，来到这个世界，做完他该做的事情，说完他该说的话，也不管世人听不听，就飘然远去了。千百年后，当有人再想起他，回首望去，看到的依然是他那模糊又清晰的背影。
贾让之所以会上书提出治河之策，有这样一个背景：西汉一朝，黄河多次决口泛滥，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淮阳一带）决口，经多次治理，效果不大，公元前109年，黄河在此处再一次决口，汉武帝亲自带领百官、征发民夫前去筑堤堵决，此后黄河在八十年间未发生大的灾害。西汉末年，水利长期失修，黄河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一带）多次决口泛滥，灾害严重。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贾让应诏上书，提出《治河三策》。
贾让亲自到黄河下游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敏锐地发现，之所以会有水灾水患，其根本并不在于水，而是在于人，是人侵占了河道或者水原来的区域，才有所谓的水灾发生。在此前提下，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他的治水理念。
贾让治水的核心思想是“不与水争地”，他说：“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意思是说上古建国立疆时，一定要给河流、湖泊留出合适的区域，选择洪水淹不到的地方给人民居住。在此总原则下，贾让提出了治水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意思是说把冀州老百姓从一些易受水灾的地区迁移出来，挖开黎阳遮害亭（今河南北部浚县一带）的黄河堤防，让黄河从此处北流入海。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黄河西临大山，东邻金堤，无法泛滥很远，一个月以后就自己安定下来了。
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意思是说在冀州开渠分水，这样做既能灌溉田地，又能减轻下游地区的泄洪负担。
下策是“缮完故堤”，就是完善原有堤防，以达到堵水的目的。
贾让还为上中下策各自算了一笔账，他说实行上策，会破坏城镇、田地和墓地，招致老百姓的怨恨，同时还要花一笔钱来安置迁徙的老百姓，但这笔钱比起常年维修堤防的费用来说，就是小钱，而且一旦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的损失就更大，现在只要拿出几年维修堤防的钱，就能把水灾根除，所谓“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如果实行中策，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但还是会劳民伤财，且只能在百年之内有效果，无法做到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杜绝水患。下策的后果最糟糕，筑堤虽能在短时间内见效，但随着堤防破旧和黄河泥沙的沉积，过不了几年，水灾又会重新发生，为了防止水灾发生，只能将错就错，再加固加高堤防，如此反复，既浪费人力物力，又起不了太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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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让“不与水争地”的治水思想，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伟大的传统，我们所熟知的大禹治水，据本刊副主编李寻先生的分析，其“疏导”之法，不是疏导河流，而是疏导人群，即把人从易遭水灾的区域迁移出来，也就是后来贾让的治水上策。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世人们在治水之时，多采用的是贾让的中策和下策，不是人们看不明白他的治水上策，而是随着人口增多，产业增加，在治水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实际利益纠葛牵扯其中，人们为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不得已采用了贾让治水三策中的中策或者下策。
东汉明帝时期王景治河，就是一个例证。王景治河，不仅仅只是治理黄河，还包括治理汴渠。汴渠是是始建于战国时期、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一条重要水系，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天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侵入汴渠，并在今天的山东高密以北的地方入海，由于没有堤防约束，河水泛滥，泛滥地区又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公元69年，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黄河和汴渠。
王景首先在黄河筑堤，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至千乘(今山东高密东北)海口千余里之间修筑黄河大堤。实际上是重新规划一条新的、比较合理的黄河入海水道，这条新的入海路线比原河道缩短了距离，提高了河水流速和输沙能力，减缓河床淤积速度，改变了旧河床淤积形成地上悬河的状况，使黄河主流低于地平面，从而减少了溃决的可能性。
其次是治理汴渠，主要手段也是先筑堤，规划新渠线，然后解决汴渠和黄河之间取水口位置的问题。王景采取了了如下方法：在汴渠引黄段的百里范围内，约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实行多水口引水，并在每个水口修起闸门，人工控制水量，交替引河水入汴。渠水小了，多开几个闸门；渠水大了，关上几个闸门，从而解决了在多泥沙善迁徙河流上的引水问题。当时，荥阳以下黄河还有许多支流，如濮水、济水、汴水和蒗汤河等，王景将这些支流互相沟通，在黄河引水口与各支流相通处，同样设立水门，这样洪水来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减洪峰，分洪后，黄河主流虽然减少了挟沙能力，但支流却分走了大量泥沙，从整体上看，减缓了河床的淤积速度。
王景治河，给黄河重新开水道，依稀有一点点贾让治水上策的影子，但他并没有给黄河留出应有的自由摆动空间，实际采用的还是贾让治水的中策和下策，即开渠分水和筑堤堵水。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主要是要保护已有的农业生产区和汴渠的漕运功能，这是由东汉前期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东汉建国以后，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凋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保护原有的农田耕地，保障漕运的畅通，在这种情况下，逼迫王景治河只能采用贾让的中策和下策。王景这次治河，在黄河和汴渠共修筑堤防二千余里，耗资巨大，解决了数十年的黄河水患问题，从此之后到唐代末年的八百年中，黄河主流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但依然有决溢，后来，河患逐渐多了起来，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发生第三次大改道，造成了很大的灾害，一切正如贾让所预料的那样。
明代著名的潘季驯治理黄河，采用了所谓的“束水攻沙”理论，其本质不过是通过多筑堤的方法，使水流速度加快，将淤积的泥沙冲走，从而达到治沙的目的，避免河床高过地面，形成悬河，造成灾害。从本质上来讲，潘季驯治河，采取的是贾让治水三策中的下策。之所以如此，也是他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空间所致，比如潘季驯不仅要治理黄河的泛滥问题，而且还要保运河、保明祖陵等等，所以他只能采取最等而下之的办法：筑堤。虽然起了一时作用，但黄河最后还是改道了，运河最后还是因为黄河改道而被废弃了，明祖陵也还是被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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