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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白夜行人 于 2015-8-4 14:5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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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们的治水，依然多采用贾让治水三策中的中、下策，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日益增多，人们与水争地的情况愈演愈烈，这样的情况是常见的：比如一个地方，原来是属于水的区域，但由于各种原因，水没有了，五年之后，人们便会在那里种地，十年过后，水没有来，人们便会在那里盖房子居住，再十年过去，水还是没有来，便会在那里大规模搞建设，盖厂房、建城镇，等等。但由于这里本来就是属于水的区域，有一天水终究会来的，水一来，便会造成巨大的灾害，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在此举出几例：
2012年7月北京暴雨中，京港澳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7.5公里处南岗洼铁路桥下严重积水，积水路段长达900米，平均水深4米，最深处6米。原来这一路段，正好处于两条河流汇合前的三角区，而南岗洼正好处于这一片地区的最低洼处。也就是说，这里原来就是河道，暴雨一来，积水过多，自然就再次成为了河流。同样，本文开头提及的有人之所以会淹死在北京广渠门立交桥下的汽车里，是因为广渠门桥，原来是古大运河的码头，后来也曾是一个排涝、分洪的水渠枢纽，现在随着城市的膨胀扩建，全部被占用为机动车道，一下雨就积水，下暴雨就成河，难怪有人会被淹死在汽车里。河北邢台有人淹死在地下桥的汽车里，也是因为此处本来就是低洼地带，不适合修路通车。
2013年七月的四川暴雨中，成都周边的金堂老县城被洪水淹没。2012年，笔者曾出差金堂，此处位于三江口地区，沱江源头的绵远河、石亭江、湔江3条大河流入金堂境内称为北河，另有青白江、岷江水系的毗河在此汇合，这三条河流汇合横穿龙泉山脉形成金堂峡，金堂峡谷上游是著名的鹿头山暴雨区，按照贾让的理论，是绝对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查历史资料，从公元839年到1949年间，沱江发生大洪灾39次，几乎每次金堂都是“漂没民舍数千，决田数千上万，溺毙居民数百上千名”。新中国成立后，金堂县城洪水成灾的重现期为2至3年一遇，重灾的重现期4至5年一遇，特大洪灾重现期8年一遇。尤其是1981年夏天那场特大洪灾，从三江口到赵镇以下，洪水冲毁堤岸，卷走房屋、吞噬农田无数，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记录，笔者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看来，今年金堂老县城的被淹，不是偶然，而只是历史的又一次循环，悲剧的又一次重演。这次被淹之后，报道称当地政府狠抓安全隐患排查，筑牢安全防汛“堤防”，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但也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灾问题，于是不免感叹：这究竟是人类意志的顽强，还是人类意识的蒙昧？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3年四川水灾中，发生重大泥石流灾害的都江堰中兴镇三溪村，是一个避暑休闲点，这次泥石流中的死亡人员，主要集中于此。
2012年夏天，笔者出差路过甘肃舟曲县城。2009年，舟曲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但比灾害造成的惨状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却是舟曲县城的主街道，就建在一条干枯的河道里面，这就难怪泥石流一下来，就淹没了舟曲县城的主体。
笔者曾去过陕西合阳县的黄河边，看到的情况也让人担忧，黄河滩上，有不少地方已经被开垦为田地，或者鱼塘，也盖起了一些房子，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发展下去，黄河一旦某年水势大涨，这里的人们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从西安到西安—咸阳机场的路上，路经渭河某段，笔者同样看到有房子已经在渭河河滩上盖了起来，是的，这些年渭河是没有多少水量，但谁又能担保某一年不会发大水呢？前不久，和朋友去秦岭沣峪口吃农家乐，那家农家乐就建在一道溪水旁，主人还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弄了两口鱼塘，笔者当时还笑言：这真是从龙王爷手里抢食啊！听起来是玩笑话，其实却是说中了某种事实，把农家乐之类的娱乐场所建在山溪流经的地方，可以贪图一时享受，但一旦山洪暴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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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举了这么多的事例，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了。现在水灾越来越频繁，受灾面积越来越大，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出于发展的目的、无限度地与水争地。在城市里，表现在为了扩建城市，搞房地产，人们把一些本来用于蓄水、分水泄洪的地方改造成了工业区和商业区，加上地面硬化和城市下水道设施的不完善，每逢大雨，这些地方都会积水成灾，造成重大损失；在农村里，表现为人们在原来属于河流和湖泊的地方垦地和建房子、搞娱乐设施等，随着农村进一步城镇化，人们甚至把厂区、城镇也建在了这些地方，在一段时间里，水可能不会来，但一旦来了，就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们可以用“洪水无情”这样的话语来表达情绪，但水本身并没有错，它只不过去了它该去的地方，犯错误的是人，犯了错误就会受到惩罚，这是天道！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当然，解决当前中国的水利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牵扯到如何城市化、建立起和西欧、美国和日本一样的城市下水道、怎样对城乡雨水进行综合利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回到我们祖先伟大的智慧那里：不与水争地，给水以自足的活动空间，水走水道，人走人道，遵从天理，对自然多一点敬畏，存一份尊重！其次，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这样做，即使人口增加了，产业增多了，也还是有办法把水灾损失降到最低。
或许，不，肯定还是有人会反对：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把人从水的区域迁出来，你知道这有多么困难吗？要付出多大代价吗？是的，是有困难，也会付出代价，但远在两千多年前，贾让就给我们算好了一笔账，从账面上来看，采用他的治水上策，不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所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更感性地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与其每次冒着危险去洪水中救人，还不如防患于未然，把人安置在洪水淹不到的地方。
2011年本刊的“水利专辑”中，转载了周魁一教授的多篇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周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3年青海省共和县沟后水库发生深夜溃坝事件，死亡288人，失踪40人，死者大部分都住在县招待所里，而招待所建在河滩之上，水库溃坝，一下子就造成了灭顶之灾。但是当时的调查只注重溃坝的技术问题，而对能够大幅度降低灾害的管理措施却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在周教授看来，把招待所撤离出河滩地就是科学的方法，但大多数人都不这么想问题，所以周教授这么写这些人的心思：“把招待所撤出河滩地也算科学？”今天看来，这不但是科学，而且是大智慧，来自于我们伟大的祖先，来自于贾让！
此文初稿完成后，笔者翻阅台湾建筑学女学者廖桂贤女士的《遇见好城市》一书，她在考察了美国、荷兰等地的洪灾情况后，恍然大悟：“和河流争空间，争不赢的”，同时介绍了荷兰现在不与河流争地，还地于河的情况，以为是先锋的理念，实际上，同样的话，贾让早在千年前就讲过了。Ω
◎历史上黄河的主要河道示意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河道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有记载的重大改道7次（通常以《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河道禹河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黄河河道，这条河道在孟津以下，汇合洛水等支流，东北流经河南北部，再向北流入河北，汇入漳水，至今邢台，入巨鹿北的古大陆泽后，分几支向东北方向流入大海），其范围大体以孟津为顶点、北抵天津、南界淮河。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洪水从宿胥口今淇河、卫河合流处夺河而走，东行漯川，至今河南滑县东北又与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瓠子决口，再次向南摆动，决水东南经巨野泽，由泗水入淮河。23年后虽经堵塞，但不久复决向南分流为屯氏河，六七十年后才归故道。 第三次是在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决口，东南冲进漯川故道，经今河南南乐、山东朝城、阳谷、聊城，至禹城别漯川北行，又经山东临、惠民等地，至利津一带入海。 第四次是在1048年（宋仁宗庆历八年）六月，黄河再次改道，冲决澶州商胡埽，向北直奔大名，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由天津入渤海。宋人称这条河为“北流”，12年后，黄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乐西度决口，分流经今朝城、馆陶、乐陵、无棣入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东流行水不到40年便断流。 第五次是在1128年（建炎二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黄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黄海。明代后期潘季驯治河以后，黄河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行水达300年。 第六次是在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再次摆回到北面，行经今河道，北流由利津入渤海。 第七次是在1938年，为阻止日军西侵郑州，蒋介石命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洪水以阻隔日军。全河又向南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入淮河，由淮河入海，直至1947年花园口被堵后，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垦利县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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