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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中，绝少有别的城市能像西安一样，同中华文明的破晓与形成的历史紧密相关。西安可以被看做为中华文化的摇篮地之一，也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它在自己发展进程中曾经显现的辉煌，曾经一度成为了那一时期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西安人文地理的历史样貌，折射出文明发育和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的许多关键节点，包括意义因素和意指因素这些贯通文化经脉的血液构成，都是在西安的人文地理图谱中聚合汇流在了一起。在这个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场域里，像蓝田的华胥这样的地方，并不为一些人所熟知，但它在几千年前，与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即伏羲和女娲的母亲有关，而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才繁衍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由何而来？上古的祖王传说清楚地回答了我们。而现今西安蓝田境内的华胥镇，不仅有羲母陵，而且华胥氏曾在这里建立了华夏大地上第一个母系氏族部落。 女娲是中华文明中的创世女神。在西安临潼的骊山，不仅有女娲宫、人祖庙和炼石补天的遗迹等与女娲文化有关的线索，在这一地区，还有与女娲同时期的母系氏族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由华胥氏到女娲，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文明里，开始有了禁止兄妹相婚，由血缘婚进入了族外婚阶段。我们今天婚配禁忌的源头地，就在西安东南方位的华胥镇上。 同时，在西安境内留存的半坡遗址，同样印证着六千多年前，我们民族的祖先，在制物、艺术、情感和表意等方面的智慧。当时，对于婴儿安葬的方式，充分考虑到了他们的亡魂与家族之间回往连续的通道，每一个用来安放尸体的陶罐，都留有一个孔洞，以便让死者的灵魂能够更方便地回到亲人的身边。 半坡陶器上的鱼纹网络等图案和鹿及植物枝叶及几何纹样，包括那些器物的形制、功用和制作过程中倾注的想象和智慧，都是早期艺术的萌芽和组成部分，更为了不起的是那些陶器上的图案符号，不仅表达了独立神灵的图腾崇拜，更具有超越时间的能力，或者说，它们本身就已经创造了一种时间，以至于这些陶器所具有的艺术性，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 在半坡陶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了20多种刻画符号，被许多学者看做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之一。这些文字符号大都是象形的，可以分为两组：一组表示数字1-9，另一组可以在此基础上作为表达其他确切含义的数码。有了这些数码及其读音，中华文明自然而然地由数码结绳记事阶段过渡到了数码符号记事阶段。在西安姜寨遗址中陶器上的“蛙图”，被称为中华始祖女娲时代的“图腾”。 作为汉语语言文字的萌发之地和重要的形成地之一，在西安的文化地理图谱上，不仅留存了仓颉的造字台，并且还出土了比“蔡伦纸”还要早三百多年的“灞桥纸”。汉字书写和传播载体纸质化的出现，为中华文明火种的灿烂和辉煌提供了永续的基础支撑。西安还是中国文字统一号令的发布之地，以秦小篆代替原来统一前的六国相异的文字，这一点，在中国文化史当中堪称重要的里程碑。随后，在此基础上，由当时的狱吏程邈对民间流行的“隶书”进行的整理规范和之后的推广使用，是汉字的书写由古体向今体变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书写简单方便，并且是在文字规范统一的前提下，就为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酵母”，在日后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西安还被当做中国书法艺术的故乡，不仅诞生过许多重要的书法大家，而且为中国文明保留了最为丰富和精彩的艺术抒写。西安碑林，在今天仍被看做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朝圣”地，所谓的“张颠素狂”和“颜筋柳骨”在这里均有呈现。 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意义的生产和精神价值的创造。公元前11世纪周公东征，在西安附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都城——丰镐两京，并通过“制礼作乐”，完善了西周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包括分封制、宗法制和乐礼制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礼乐制度的核心是对尊卑、贵贱的划分，并赋予它们以意义和价值，通过对“尊卑”两极的操作，衍生出“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和行为方式。礼是德仁的具体形式，离开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这些理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奠定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调。 在西安的文化地理图谱中，贯穿着中华文化发展的文脉。从最早的关于祖王的传说和神话传说中可见，其背景或多或少都与西安及其周围的地方形成了关联。我国最早的诗歌典籍——《诗经》，有许多篇什，涉及西安周围的山水与人事。汉长安城的气象曾经为那些汉赋的作者，提供了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愿望形象和幻觉形式，像班固、张衡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面对当时的西安，禁不住用赋的形式写下了《西都赋》和《两京赋》这样的恢宏巨制，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和欣喜。司马迁在这个地方受过宫刑，忍辱负重写下了《史记》。 西安无疑还是唐诗的兴盛之地。在《全唐诗》收录的48900多首诗中，有近万首诗是反映当时西安多方情况的名篇佳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普通的个人，他们生活、境遇和诗歌写作，都与当时的西安难以分开。这些人物和诗歌，在今天仍然活着，并且被广为传颂。 中国最早的大学——太学，也首起于西安。公园前124年汉武帝命令在长安城南筑校舍，制定设立太学的具体计划，相当于后世的国立大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并且是入仕的重要途径。公元4年，太学的校舍已可容纳万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为五经，由各经博士师法、家法传授。 在西安及其周围的广阔空间，也是各种思想的策源地。释儒道法阴阳等各种学说在西安齐集。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著述、事件与人物，在当时都无法绕过西安；许多典章、号令、制度、变革，都是从西安发布的。这样的情况，即使到了宋明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之后，崇学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当时的“关学”，具有重大影响，张载等人成为那一时期思想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在西安至今留下了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关中学院”。 西安也是一座信仰之城，曾经所建的宗教场所的密度，超过耶路撒冷。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发源地即在西安的楼观台。这里也是老子讲经、著述《道德经》的地方，留存着道教的祖庭。位于西安户县境内的“重阳宫”，为全真道的祖庭，相传王重阳曾隐修于此，并且是王重阳遗蜕归葬之所。 佛教东传，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同西安密切相关。历史上三次大的译经活动，都是在西安进行的，都在西安的土地上留下了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它们分别是大雁塔、小雁塔和草堂寺；玄奘、义净、鸠摩罗什等高僧大德，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不朽的人物。中国佛教的八大祖庭中的六大祖庭，都位于西安。 西安的大秦寺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发祥地。现在藏于西安碑林的“景教碑”是世界上基督教的四大名碑之一，记录了基督教自唐传入中国的情况。在西安的回民居住区，分布着众多的清真寺，尤以化觉巷清真寺最为著名。它与大学习巷清真寺并称为西安最古老的两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结晶。 唐初，阿拉伯商人经“丝绸之路”将伊斯兰教带到长安，他们在西市、东市经商贸易，陆续在长安定居，使伊斯兰教在西安得到传播和发展。 自唐以来，西安还是中国绘画的重镇，画史中北方山水画家像范宽、李成、关仝等人，都以西安为基地，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生于西安，并且在这里产生了他们在中国画史上的影响。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出现了至今在中国画坛上仍具影响力的“长安画派”，涌现出赵望云、石鲁等当代中国画坛上的重要画家。现当代中国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于右任先生，同西安有着深厚的渊源，在西安留下了大量的墨宝。 历史上对于西安的研究著述可谓是卷迭浩繁，历代正史与不少典籍都涉及西安地区都邑发展变化的记载与论述，除《史记》、《汉书》外，还包括北魏的《水经注》；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南宋的《通志》、明代的《历代宅京记》、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对西安地方专题性的研究专著更是不胜枚举，主要有《三秦记》、《关中记》、《三辅黄图》以及唐代的《两京新记》、《西京杂记》和北宋的《长安志》、《游城南记》，还包括《雍录》、《类编长安志》、《长安志图》、《雍大记》、《游城南》、《关中胜迹图志》、《唐两京城坊考》、《游秦日录》等等。如此之多对于西安的研究记述，足见西安在地理、文化和政治、经济方面的历史意义。 中华文化初生和日渐成熟的发展脉络在西安文化地理的图谱中，可以寻找到清晰的踪迹。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文化的传奇，在这个传奇里，铺就着条条连通古今的神秘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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