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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抓野兔往一小洞一摸吓呆，掏出8件金属物后，引旷世大地震。 
甘肃省定西县巉口镇
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的一天，甘肃省定西县巉口镇附近，有一个叫秦恭的13岁男孩，去关川河河岸的土坡上放牧，连带挖野菜。秦恭把羊赶到一片荒草滩上吃草后，就在边上挖起了野菜。突然，秦恭看到不远处有一只兔子正在悠闲的吃草，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哪知兔子就在他靠近的一瞬间，机灵地一跳，躲到边上。秦恭转身再追，见野兔已经窜进了沟边的一个小洞里。秦恭追到洞口，伸手往里抓，胳膊全部伸进去也没有抓到兔子，却摸到一个圆圆的、凉冰冰的东西。秦恭心生疑惑，使劲将此物掏了出来，只见是一个沾满黄土的大铜饼。秦恭又惊又喜，伸手在洞里继续掏，结果又掏出来一个沾满黄土的铜钩来。秦恭又用铜钩掏土，发现洞里还有几个铜饼。这些铜饼加起来重量太大，秦恭自己无法一次带走，他便将掏出来的铜饼和铜钩重新塞回洞里，然后封住洞口，做了记号。
晚上回家后，秦恭急忙对父亲说，白天发现一个兔子洞，里面好像有宝贝。秦恭的父亲一听马上拿起锹，与秦恭来到了那个洞口。父子俩不一会儿就挖出了八个物件，其中：铜圆环共有4件，大小各异，最大的竟有60斤；石圆环1件，重120斤；铜钩一件，顶端呈圆状，中间有孔，下面成弯钩；铜杆，共两根，其中长的一根上面没有纹饰，短的一根长两尺多，长条形铜杆上还刻有“符号”。秦恭父子将八件东西搬回自家院子后，秦恭的父亲就拿着那根刻有“符号”的长条形铜杆，去到村子里沈老师的家辨识。沈老师是前清的秀才，但他看了这些“符号”，却一个都不认识，无法说出用途和来历。秦恭的父亲失望地回到家里，就把这八件东西胡乱堆放在院子角落，过了些天，看见铜器上生了锈蚀，便挪进了柴房。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天，秦地大旱，秦恭全家都饿着肚子。这时在兰州城里当学徒的秦让（秦恭的哥哥）回到了家里。秦让在兰州城里一家店铺里做伙计，见识比起家人增长不少。当秦让看见柴房里这八件铜器时，就和父亲说：“这些“铜疙瘩”当废铜卖掉，不值几个钱，如果运到兰州，说不准能卖个好价钱呢。”
民国时期的琉璃厂古玩摊 秦让和秦恭一起推着车将这八件古器运往兰州。兰州到定西巉口有二百余里的路程，兄弟二人翻山越岭终于来到兰州城。他们看到一家“达雅轩”古玩店，就进去询问。店主马实斋询问了出土的经过和时间，又仔细端详这几件“铜疙瘩”，见上面布满了铜锈，用布擦拭，铜权和铜衡上的铭文显露出来。铭文全部用工整的篆书书写，显示出这几件铜物件时代的久远。马实斋再打量这两个推车的乡下人，知道他们没有诈骗的可能。但是这些“铜疙瘩”的来历，让马实斋有些吃不准，不由得摇起头来。秦让见马实斋连连摇头，以为店主不愿意收购，就推起车，准备赶紧找下个买家。因为他们一天没吃饭呢，希望赶紧卖了，好换口饭吃。马实斋急忙喊住兄弟二人，说：“我见你们二人老实，劝你们一句，此时在街上，如果遇到警察，告你们个偷卖文物的罪，弄不好还要进大牢呢。”见兄弟二人一迟疑，马实斋急忙说：“你们还没吃饭吧，来，我先请你们兄弟二人吃碗面。” 马实斋将兄弟二人带到街对面的一间小面馆，给他们一人买了一碗面。看着兄弟二人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就接着说：“这几个物件，我收下了。但是，这几个物件不是什么金银珍珠，最多算古代文物，能真正识货和收藏者很少，所以很难卖出去。这样，我给你们一人30个袁大头，可以回家娶个媳妇了，怎么样？”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记载：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一斤七分钱，切面一斤七分钱，猪肉一斤贰角捌分，活鸡一斤三角七分，白糖一斤九分六。虽然民国年间各地物价不同，但60个大洋对秦让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当秦让听到马老板说“很难卖出去”，以为得不到几个钱，正失望时听到可以卖60个袁大头，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
马实斋拿到货后，便着去找兰州著名的古董经纪人张寿亭，请张给看看此物的价值。张寿亭在文物行当里面摸爬滚打多年，对此颇有心得。张寿亭看见铭文上面的篆字，似应该是汉代文物，而且从数量上看，应该比较齐全，便当场用二百四十个大洋收购了这八件文物。张寿亭得到这八件文物后，便直接打电话给他住北平的好友，让其宣扬：近日兰州坊间，收到一套汉代的青铜器具，品相和数量比较齐全，堪称上品。目的是想找平津的古董商人来兰州收购。不久，北平的古玩经纪人朱柏华风尘仆仆的赶到兰州，来找张寿亭洽购文物。朱柏华初见到这套文物，对于这类文物也不在行，心里也不托底，为了慎重起见，他用一百四十块大洋将品相最好的两件，即一根铜杆（衡）和一个铜饼（九斤铜权）买走，带回了北平。
朱柏华回到北平后，思忖，当时北平城对金石文物最有研究的人也就是黄濬了。经过仔细的准备，朱柏华走进北平琉璃厂的一家古玩店“尊古斋”，拿出两件青铜器（铜权和铜衡），声称请店主黄濬——黄伯川先生来给鉴定一下。
说起尊古斋和黄伯川来，那在当时的北平古玩界可以说是大大有名。话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北云梦的举子黄兴南，在北京西琉璃厂开设了一家古玩店，起名号为“尊古斋”。清宣统二年（1910年），尊古斋由黄兴南的侄子黄濬（字伯川）接手经营，此时尊古斋已经成为北京城内金石文物收藏的头排。这黄伯川自幼胆大心细（太监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物件儿，他也敢收）、聪慧过人(通晓德、英、法三国语言)，对于金石文物非常讲究考证与研究。1910年，黄伯川便将殷墟甲骨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从中发现金文与甲骨文的字形和字义非常相近。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东陵发生盗宝案。黄伯川帮助介绍了珠宝玉器店“恰宝斋”的老板王月波等买卖东陵文物，后被阎锡山投入陆军监狱。之后，在商震出任河北省主席时，黄伯川的挚友孙伯衡等人向商震求情，黄伯川才被释放。黄伯川出狱不久，就将尊古斋关闭转让，在东琉璃厂，另开了一家名叫“通古斋”古玩店（这是后话，不提）。黄伯川一看铭文，就知道这两件文物很有考古价值，遂将这两件文物留下，以便仔细鉴赏。黄伯川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紧接着统一了“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对于统一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时已经发现的出土青铜器中，还没有见到秦、汉时期的权和衡。经过仔细擦拭后，黄伯川辩读出文物上面的文字：九斤权表面铭文为“律九斤,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衡正面中部刻有铭文（新莽统一度量衡诏书）81字：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在这两件青铜器上分别刻有“始建国”和“龙在己巳”几个字，显然不是随意为之。黄伯川考证，王莽于公元8年（居摄三年），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建立“新”朝，年号正是“始建国”。己巳年是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这两件青铜器就是王莽为统一天下而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具，民间也叫“王莽秤”，据传当时同款权衡共制四组，分置于四方，以为天下度量衡标准器具。而此时距新朝已有一千九百年的历史，这两件文物虽是铜制，却比黄金珠宝还要珍贵，而且品相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堪称无价之宝。黄伯川于是出五千一百块银元，在朱柏华手里将这两件文物买下，并嘱咐朱柏华如见到同组器物务必送来，他一定高价收购。朱柏华点头答应，拱手而去。
铜铁环 衡器 此器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此权为扁平环状，上刻“律石权，重四钧”六字和王莽诏书“黄帝初祖……同律度量衡……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八十一字。以自铭折算，每斤合249.6克。
一天，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考古学家马衡来到尊古斋。马衡是中国金石领域的头号专家，经常到琉璃厂来品鉴文物。黄伯川就将这两件权、衡拿给他看。马衡反复摩挲，爱不释手，便问文物的出处，黄伯川说：“据说是甘肃安定的巉口。” 马衡兴奋的一拍桌案说道：“这就对了，巉口位于安定城的西北，正是西汉朝廷屯粮之所在。这巉口因北宋在这里设立巉口关而得名。巉口三面临山，西扼金城,北拒朔漠,东通关陇，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有“甘肃咽喉、兰州门户”之称。” 黄伯川听了十分高兴，于是让马衡给文物起个名字，马衡说：“我的名字虽然叫衡，但是还没有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这两件既然是王莽时代定制的权、衡，就叫莽权、莽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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