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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平 今年是2018年了，四十年前我在中学毕业离开学校十年以后，终于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又圆了大学梦，到了高邮师范读大专班。 我能又一次上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没有考，一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二是已经在县城工厂工作了，成家有了孩子了，人也三十岁了，上学对我没有太强的吸引力了。如果上学，我将放弃工厂的工作，没有工资，一切又从头开始。 陈袭老师夫妇登门动员我，母亲也表示，上学期间女儿和我的生活费由她来负担，许多已经在高校的中学同学也鼓励我试一试。于是在距离考试不到两个月时，我报了名，开始在工作之余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我的高考成绩不算太优秀，但也算不错，在全县文科排名第八。可是几乎高考录取全都结束了，我和一大批参加高考的老三届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而比我们分数低许多的小年龄的应届生都录取了。 我们才知道，这是高校的新规定，对于已婚的老三届是另一个标准，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许多。我们被拒绝在大学校门之外了。 不是说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吗？在考试前并没有说已婚与未婚是两个分数线呀！于是我们这一群人不断向地区和省招办写信申诉，甚至上访，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这一现象是全国性的，对于我们上山下乡的大年龄考生，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终于，在1978年接近年底时，为了解决我们这些人的问题，国家决定扩大招生，把我们这些人招入大专学习。并由许多原来的中专中师戴上高校的帽子升格为大专，接收我们这些学生。扩大招生是放宽了分数线，所以也给一部分原来分数较低的小年龄考生带来了福音，与我们一起被录取了。 我被扬州师范学院（现在的扬州大学）中文大专班录取，安排在高邮师范师专班。当时扬州师院的大专班还有在泰兴师范的师专班、扬州师范的师专班等好几个。高邮主要招收来自宝应、兴化、高邮的考生，还有少部分江都的考生。高邮师范是一个老资格的师范学校，以前都是招收中师生，到我们七八级则成了大专生。 当时七八级有两个数学班、一个理化班、两个中文班、一个艺术班（音乐及美术）共六个班。我在七八四班，我们班只有三位是小年龄的，其余都是老三届，有的比我大三四岁，最多的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我的同桌叫殷界生，他其实不是应届生，而可能是我们班年龄最长的一位了。 我们这批学生是在1978年底入学的，一共四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只有两个星期就结束放寒假了。而我第一个学期是请假的，因为当时在话剧《于无声处》中扮演角色，县宣传部和总工会为我写了介绍信，我提前去了一趟学校，报了到，放下行李被子就去了扬州演出。而我们1980年9月开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实习，所有人都被派到各县的学校上课了，整个一学期像正常的老师一样教学，只是没有工资。 所以，其他同学实际上学是两个学期加两个星期，而我只有两个学期。 我们的老师都是原高邮师范的老师，除了教古文的陈克猷先生、教历史的童先生、教政治的杭先生三位年纪较大，其余都是和我们年龄仿佛、经历相似的年轻老师，他们是在文革中被推荐上学的大学生。 对于这些老师来说，他们的压力是不小的，一下子教大学生了，他们也没想到。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积极向上的，大家都很努力，我们努力地学，他们努力地教。我们的班主任陈群老师教现代文学、一位姓宣的女老师教语言、成寿昌老师教文学评论，他们的教学应该说都是很不错的，备课下了功夫，课堂气氛也是很融洽的。 当然，课后我们也会议论这些老师，包括年纪较大的老师。陈克老学识是深厚的，只是他的四川话让人听起来不是太清晰；杭老师是大家非常敬佩的，他可以把深奥的道理说得简洁明了，就是烟瘾太大；童老师的历史课是轻松而活跃的，上他的课没有负担，他也从不为难我们；陈群老师教风很儒雅，说话不疾不徐，而宣老师则是口若连珠，语速极快，成老师则是在轻描淡写中把该讲的都讲到了，要言不烦。 作为录取我们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也曾经来过两三位老师给我们讲课，只是讲座的形式，真正上课的就是原来高邮师范的老师们。 我们的学习生活也是很紧张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跑步，尤其是冬天，这可是很苦的一件事，有的人会偷懒，但我基本上能够坚持。上午一般是四节课，而最后一节是自习，还没等下课大家的肚子便咕咕叫了，所以经常会提前在食堂前等门一开就冲进去。 那时的伙食是很一般的，八个人一桌，站着吃饭。中午只有一盆菜一盆汤一桶饭，菜最多可以看到几片肉，每周只有一次大荤。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会花上一毛钱去教工食堂里的学生窗口买一只油炸的虎皮鸭蛋，解解馋。 中午休息一会儿，处理一些私人事情，如洗洗衣服什么的，就又上课了。下午比较轻松，两节课，然后就是自由安排了。有的人去图书馆，而我则基本上去打篮球。 当时的体育老师蔡老师与他夫人刘老师都非常喜欢打篮球，好像他们的宿舍也就在篮球场附近，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一直打到天黑。我经常因为打球而忘记了值日，值日的人要负责分菜分粥和洗粥桶，我经常忘了，都是同宿舍的其他人代劳，真是太有愧了。 晚饭后就是晚自习，大家到图书馆借书。这是我恶补的一个阶段，我看了许多名著，也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应该说，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大有帮助的。 那时我们没有外语的课程，而我和同宿舍的一位年龄比我小十岁的同学周旭都在跟着广播学日语。我没学出名堂，可这位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好字的年轻人，总算修出正果，现在是省旅游局的局长。 晚自习后学校为了保证我们的充足的睡眠时间，十点钟熄灯。而我们觉得学习时间远远不够，大家就自制了煤油灯，不知谁发现用浆糊瓶加上煤油灯灯头正好可以旋紧，而浆糊瓶正好盛一两煤油，可供两个小时，正好一晚上够用。所以每个人的床头都放了一个小木板做的架子，到晚上放上油灯，继续读书学习。 每周六的晚上，我们同一宿舍的人会小聚一次，大家买点猪头肉、蒲包肉、花生米、炸小鱼，弄上一斤瓜干酒，用茶缸（高邮人叫把杯）轮流喝，边喝边聊，谈笑风生，充满了快乐。而周日的早晨往往都退了早饭（因为高邮本地有许多学生周末回家，可以退早餐与中餐），睡个懒觉，九点多起来，到学校东边巷子里的小面馆吃一碗阳春面。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 我在高邮上学时，学校门外有一条小街，街上有一家小面馆，很小，只有两三张桌子，下面的锅就在沿街放着。 它有三口锅：一口锅是熬汤的，是用猪的棒骨熬的，很鲜的，当然如果到下午去，那汤不停地加水，就很寡淡了。一口锅是用来下面的，要等客人点了以后再下锅，煮熟了就捞出来。第三口锅是用来热碗的。店主将放好虾籽酱油、胡椒粉、葱花和猪油的碗放在锅内预热，一只只碗漂在水面上，大约五六分钟，猪油完全融化了，葱花的香味也飘了出来，而面也熟了，这时才将面捞出放入碗内。 这阳春面的滋味是难忘的，也是令人怀念的。 当时的高邮的一些同学还会在星期日请我们去他们家喝酒，如在粮食局工作的宫兆春，他是带薪上学的，又能搞到糁子酒，用桔皮一泡，那就是上等佳酿了。 记得那时我们还搞过文学墙报，是手写的，请美术班的李念祖来负责排版美化的，他后来成了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张道一的研究生，应该是整个高邮大专班后来学历最高的一位了。我们的文学园地叫《春草》，是我写的发刊词，大约出了四五期，发表各位同学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及评论。 除了学习与运动，我们的娱乐生活也颇为丰富，那时高邮的公园有一个电影院，好像是棚子搭的，是防震时候的产物吧。我们经常去看电影，比如《流浪者》，后来校园中《拉兹之歌》便十分流行。 到了一些节日，学校也有文艺晚会，主要由音乐班的同学担当，我当时也和同宿舍的徐一乘表演相声，我们班的宫兆春吹得好唢呐，有时我们还跟着音乐班到其他地方去表演过几次。 虽然在高邮只有短短两个学期，但同学们的关系相处是很好的，只可惜的是我们这一群人经受的苦难太多，生活的压力太大，全班四十多位同学已经有好几位离我们而去了，想起来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 在高邮的这段时间，印象很深，只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而我们的学校，现在也已经没有了，我几年前去过一次，想找到我们当年教室、宿舍的影子，完全杳然无存，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我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一张挂有学校校名牌子的照片，只找到一张2006年左右校园的照片，而这时这里已经是扬州教育学院高邮校区了。 四十年过去了，而这一段我人生中最后的求学阶段的日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了。我们的毕业证书是扬州师范学院发的，可有人问我在哪里上的大专，我会说，高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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