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荀子（？—前236年），名况，当世人尊称为荀卿或孙卿。赵国郇邑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三晋学脉的开创者之一，先秦学术思想的总结者。荀子虽然身为儒者，却对先秦诸子的各种思想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而历史上有人评价荀子，说他是以儒为本，杂以墨法。在荀子的思想中，几乎能够窥到整个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概况和线索，可以说，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既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 谜一样的荀子 无论从儒家学脉还是从先秦思想来看，荀子一直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人物。历史记载中，荀子的姓氏、年龄、出生地、师承等个人信息都出现了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些都使得荀子成为中国思想史上谜一般的存在。因而，要想对荀子有较为全面的了解，需要一种探秘的方式来层层剥离出一些历史的真相。 荀子究竟姓甚名谁，这个问题似乎就是一个玩笑。尽管在大多数关于荀子的介绍中，都会说：荀子名况。但是，在《史记》《叙录》《韩非子》，乃至《荀子》这本最直接的著作中，都会看到对于荀子不同的称呼，除了荀子之外，还有荀卿、荀卿子、孙卿等等。这里最为有趣的就是荀子的姓氏，因为，“荀子”这一称呼，并不是史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在诸多文献中，除了《史记》上认为其姓氏为“荀”之外，大多数文献，包括《荀子》书中，都将荀子的姓氏定位为“孙”，称之为“孙卿”。后世的学者一度认为，这是因为汉代要避汉宣帝刘询之讳，但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被认为与史实不符。因为汉代并不讲究避嫌名讳，而且《史记》《说文》《汉书》这些著作中并没有避讳“荀”字，避讳之说恐难以成立。那么，为什么会有 “荀”“孙”之别呢？廖名春教授2014年出版的《〈荀子〉新探》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方言语音上形成的小误会。因为荀子的出生地处在今天的晋南和陕西交汇处，这一带的方言发音，“荀”“孙”不分，而且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大多数作“孙”，而非“荀”，因此，荀子本姓为“孙”的可能性更大。至此可知，荀子的本名似应称为“孙况”。 荀子故里究竟在何地？这恐怕是我们面对荀子时的又一个谜团。鉴于目前各地对于名人故里的争夺，司马迁那句“荀卿，赵人”给人们留下了太大的猜度空间。因为，战国时期的赵国是一个跨今天河南、山西、河北三地的大区域。以至于现在荀子的故里就有山西安泽、新绛、临猗，河北邯郸，河南中牟等多种说法。以前人们一直是沿着郇邑或荀氏这一思路去寻找荀子故里的，因而，将荀子的故里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郇侯封地与晋大夫荀林父的封地联系在一起。但是，郇侯封地在今天的山西临猗，荀林父的封地在今天的山西绛县。这两处地方在当时属于魏国的领地，这一点与其“赵人”的身份似不符。如果按照孙氏这一思路，最符合历史逻辑的，则是于公元前372年，赵国吞并了当时卫国的大部分土地，孙氏恰是卫国的大姓，荀子就是由卫入赵的赵人，那么荀子的故里似乎又到了河南境内。但是，这两种说法，至多能说明荀子这一宗族来源于何地，而荀子出生时，已经是战国中后期了，各种证据均不是直接证据。倒是最近山西新绛县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似乎又使得这里作为荀子故里的证据直接了些，但是这块石匾为何时何人所刻，至今尚无明确的说法。于是，就目前来看，各种资料的出现不但没有使荀子故里进一步明确，反而留给我们更多的迷雾。当然，如果暂时悬置其具体的出生地，从其思想特点来推断的话，则明显可以看到当时以子夏为代表的三晋之儒的影响。结合子夏西河设教，至少可以说，荀子在其学习的时代，是在山西南部活动的。那么，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荀子，至少是与山西有着不解的渊源。 荀子的游学与传学经历，也是显得那么扑朔迷离。《史记》中记载说，荀子是一个少年英才；在《韩非子》中也记载说，荀子在20岁时就已经参与燕国的政治活动了。但是，在之后有20多年荀子的行踪无法确定。《史记》记载荀子在50岁时第一次去齐国游学，尽管这一记载曾经也引起了不少的质疑，但已经在多方佐证之下得到了确认。将现有史料进行比对与整合，能够梳理出的是，他先后去过燕国、齐国、楚国、赵国、秦国等地，多方游说，传播思想，但在那样一个“争于力气”的时代，终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时间而言，荀子在齐国的时间最长，曾经在当时名噪一时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学术主持人），一度成为那里德高望重的师长。而其潜心著书、终老此生的岁月，则主要是在楚国。在先秦的诸多思想家中，荀子是非常高寿的，各种史料显示，荀子的年龄在八十到九十之间，甚至可能寿达百岁。他的一生从战国中期延续到战国末期。这种高寿，一方面既给荀子带来了多方了解各家学说，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荀子看到了那个时代儒学的衰微与人性的堕落。因而，《史记》中才有了那样的记载：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 不得不说，这正是荀子的可敬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荀子的努力，才使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不至于在那样一个时代被彻底湮没。 命运多舛的荀学 与荀子迷雾重重的身世与经历相对应的，则是其思想学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那种多舛的命运。纵观整个中国思想史，若论学识之丰富与思想之先进，荀子也是屈指可数的一位。但是，这样一个思想家却似乎一直处在被误解和被排斥的状态，其学说的传承不仅显得断断续续，而且，就其继承者和研究者而言，也往往处于边缘。 当然，一种思想的历史反响从来不是无源之水，荀子的思想之所以在传承中遇到种种坎坷，首先与其思想的特点不无关联。荀子虽然是一个儒者无疑，但却是一个充满了批判色彩的儒者，其思想也是一种非常另类的儒学思想。因为，他是以一种儒学自我批判的立场来重构儒学的。但是，从中国传统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们并没有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习惯。也就是说，在思想传承上，更强调“尊师释经”，而不是批判与重构。因此，荀子的这种学术立场和批判的方法就显得离经叛道，从而容易引发争议。事实上，这种争议不仅如预料中那样发生，而且还演变成一种非议和一种对荀子思想的否定。 荀子当时的传道授徒已显示出一种“失败”。荀子本人有两个极有才华和能力的学生，却是不折不扣的“不肖弟子”，这就是韩非与李斯。作为一位大儒的弟子，这二人竟都成为法家的代表，而且是最为激烈的儒家反对者。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从多个角度对儒家的思想进行了种种批判，而且这些批判中夹杂着各种冷嘲热讽和指桑骂槐，特别是把荀子所推崇的孔子来了一通具有清算色彩的批驳，还进一步把儒生都指责为于国于民都有害的“蛀虫”（蠹）。李斯作为政治家则更是力图从精神到肉体全面否定儒家，据说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李斯。身为战国儒家代表的荀子，门下竟出了这么两位弟子，而且名声很大，足以让荀子颜面无存了。然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李斯居然因为嫉妒，做出了残害同门的事情，即设计毒杀了韩非。前有弟子数典忘祖，后有孽徒同门相残，这对于将仁义道德摆在首位的儒家来说，无异于当众打脸。荀子如若泉下有知，恐怕也只有捶胸顿足的份儿了。这也是为什么后儒在批判荀子的时候，甚至会将“焚书坑儒”这笔账一并算入荀子的原因之一。 荀子学说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还遭遇过两次大的批判：一次是在宋明时期，随着孟子升格为亚圣，曾对孟子多有批判，且立场相异的荀子，被理学家们斥为“申（申不害）、韩（韩非）”的法家一派，给予全面否定。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恰恰是当时的儒学大成者二程与朱熹。因此，这次打压几乎造成了几百年间荀子思想被划入另册。另一次，则是在清末维新时期，不知因何原因，谭嗣同、梁启超将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根源归到了荀子身上，而且认为正是荀子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虽然在中国思想史上，谭嗣同、梁启超未见得有很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二位维新人士的社会影响力极大，他们的这种定位足以使荀子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丧失地位。 将这两次“排荀”比较，就会发现荀子在其中的尴尬。他一方面由于其思想的另类，被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排除在儒学之外；另一方面，又被清末维新时期的革新者定位为传统思想的“顽固派”。这多少有点让荀子里外不是人的味道。这种种的阴差阳错，使得我们很难发现荀子学说是如何从历史走到今天的。而荀学的脉络也因此变得不是那么清晰。除了清代以考据的方式对荀子进行注释以外，很少有人表示从荀子的思想中进一步发明出一种思想学术之流。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荀子的思想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例如，荀子提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以有组织的方式结成团体或组织，这与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不要忘记，荀子是在两千年前就具有了这一认识的。因此，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荀子同马克思一样，由于其思想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因而很难得到相应的理解与认知，误解也就难免会发生。当然，也恰恰由于此，在今天的时代，荀子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更多可发掘的空间。对这样一个谜一般的存在，也许越是能深入其思想，则越能够发现其卓越的内涵与深远的影响。 编辑：赵凝 审核：段利军 来源：2020年第9期《前进》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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