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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的505号，坐落着一家著名的研究机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电科所创建于1953年，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直属的事业单位；1999年7月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划归上海市。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人有一段难忘的岁月：1962~1966。 这四年里，尽管外部大环境“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上海电科所却逆势而上，建立了大量先进实验室、填补诸多国家空白，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岁月。 武宁路上海电科所大门 1962年，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汪道涵调一位三十六岁的年轻人来到上海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主持科研技术工作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 在此之前，年轻人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副总动力师，是一汽早期留苏归来的“技术大拿”。 关于汪道涵和这位年轻人的关系，大家可以参考《海派入京记 番外》，此处不再介绍。 当时正值上海电科所大规模扩建，从祖国四面八方调来各路权威专家，组成了中小型电机、低压电器、电工合金材料、整流器、电焊机、电炉等七大研究室。 一时间上海电科所人员过千，蔚为大观，成为一机部的“明星所”。 图片来自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历史沿革 作为主管技术的第一副所长，他用超前的思维在六十年代的电科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现代科研立项和研发制度。 当时上海电科所提出了研究项目的“三书”制度，即“选题要有意见书、研究要有任务书、实施要有计划书”。 凡是新上的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和研究室负责人必须向江副所长和殷元章副总工程师（国家二级工程师，193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汇报立项原因、国内外情况、任务目标、实施方案等。 重大项目还会再提交新建立的“所技术委员会”讨论。 尽管这些制度在今天看来都很平常，但在国内科研工作刚刚起步的六十年代，却是非常“超前”的。 1962年7月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照片。这年年初，汪道涵调他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兼顾发展国际合作。他因此获得了大量出国访问的机会，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之所以上海电科所能在六十年代即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制，跟所领导重视国际合作、开拓国际视野，密切相关。 由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技术交流以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先进国家”为主，比如：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 这些国家也都构成了后来“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的一部分。 为了能更好的同外国专家做交流，时任所领导还专门修习了德语和罗马尼亚语。 至于说俄语，那已经是他“半母语”的水平。 这一时期他不仅翻译了俄文的专业著作，还能用俄语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 该书译于六十年代初，是译者苏联老师特莱霍夫的著作，后因种种原因到八十年代才出版 六十年代初，一机部作为当时国家核心工业部门，设立了很多个重点产品研发“核心组”。 其中，小型三相异步电机作为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一款产品，于1962年正式立项。 主持该项目设计工作的，正是上海电科所的江副所长。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研发，最终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成功完成国家鉴定，并于1966年获一机部新产品设计一等奖。 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代自行设计研制的电机基本系列产品。 1963年3月，小型三相异步电机全国统一系列设计工作组留影（由上海电科所江副所长担任核心组组长，前排左四） 六十年代初，政治氛围已趋向紧张。 作为电科所主管技术的第一副所长，他尽可能的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名员工。 1963年上海电科所有一次大家期盼已久的工资调整，大部分技术人员均可升一级工资。 当时有一位1955年大学本科毕业的科技人员，被有些人反映“只专不红”，所以其所在的研究室就没有给他报涨工资。 闻知此事后，江副所长亲自找到这个研究室的党政负责人谈话。 “此人业务技术出类拔萃，岂能以一顶莫须有的‘不红’帽子打压？” 经过一番做工作，研究室领导思想通了，同意给这位同志晋升一级工资。 当年，这位同志的工资便从六十五元五角加到七十八元五角。 上海曹杨新村。在1985年升任上海市长之前，夫人带着全家老小一直住在这里（曹杨八村，顶楼）。因电科所住房紧张，还曾与所里其他同事挤在同一户内。1985年后搬到康平路市委宿舍 四年的时光疏忽而过。 作为一个四海奔波的人，这段时间是他难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之后，他被一机部调到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任所长，开始了夫妻长达二十年的分居生活。 1967年，文化大革命席卷武汉。 作为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所所长，他被拉下位置，接受批斗和检讨。在停职两年后，送往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0年才离开干校返回北京，重新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 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副局长摘掉了“副”帽子，转正为局长。 这一年，他五十岁。 就像此时破茧重生的中国一样，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也才刚刚开始。 日出江花红胜火 （全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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