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知：为什么明清小说那么“基情四射”？

翻开明清通俗及文言小说，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男风故事。

就像明朝博文学家谢肇淛（zhe）（1567—1624）说的：“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

谢肇淛之墓

明清时期的男风小说可谓“不胜枚举”：

明朝王世贞（1526—1590）的《艳异编· 男宠部》、冯梦龙的《情史· 情外类》及清朝吴下阿蒙的《断袖篇》等。

王世贞著《艳异编》

值得玩味的是，相比于“异彩纷呈”的男风小说，指代女同性恋的小说作品少之又少。从同性恋小说中出现隐晦语，便能窥知一二：

• 指代男同性恋者的隐晦语非常多，如老官、契父、契兄、老斗、龙阳、娈童等；
• 指代女同性恋的隐晦语，只有“对食”、“磨镜”两词。

由此可见，在明清的同性恋小说中，“男风”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明清小说中，什么样的人“好男风”？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的“同性恋”与今天的“同性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清小说中同性恋者，一般都按双方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来进行角色分配的，如尊对卑、富对贫、主对仆等等。“主动方”与“被动方”，可谓泾渭分明，决不混淆。

吴下阿蒙著《断袖篇》

同性恋的“主动方”，一般都是权力结构中的强势方，以官员、商贾、富人、名士居多。他们或有金钱，或有权力，或有地位，且都有家有室”。

之所以选择“同性”，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原因：

• 满足畸形性欲或有猎奇心理；
• 寻求情感慰藉；
• 附庸风雅，纯粹的“跟风”。

同性恋“被动方”则更为弱势，还有“职业”和“非职业”之分。基本都出身寒微，“不得不”出卖色相。

• “职业”主要由小官、小唱、相公等构成；
• “非职业”主要由年幼书生、门子、仆童、沙弥、道童等组成。

《博古叶子·董贤(断袖)图》版画纸本墨印

双方很少有“感情”可言，更多的是“金钱”与“男色”的交易，甚至还经常出现“小官跳槽”的情况。“被动方”的社会地位，在得到强势“上升”后，其“角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成功”的概率相对很低。

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

实际上，明清男风小说中的“主动方”，基本是都是“双性恋”。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即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1）社会原因

儒家主流文化以及祖先崇拜和宗嗣观念，是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保证种族的繁衍、宗嗣的延续与家族的兴旺，结婚和生育便成为超神圣的性义务。

尽管古人说过“食色，性也” ，但这里的“性”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神圣任务”。

在远古时代，生育是大事

因此，与生育无关的“声色之好”、“体肤之悦”，统统被道学家们扣上了“淫”的帽子。所谓“万恶淫为首”，本质上是对与生育毫无瓜葛的性行为的否定。只是单纯“娱乐”的同性性行为，必然为主流社会所侧目和不容。

在当时看来，“抵制婚姻”的男人，是对社会、家族极不负责的“不忠不孝”之人，对这些明清士人而言，即便再“大逆不道”，也必须把“”成家作为立足于社会的基本条件。

道学家：这可使不得啊使不得....

因此，撰写“男风”小说的文人们，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反家庭、反婚姻、反生育”的“绝对同性恋者”当做主人公。毕竟，“男风小说”的受众还是蛮多的。

2）心理原因

我们所说的双性恋者，既对异性感兴趣亦对同性感兴趣的人。不过，每个人对异性与同性“感兴趣”的程度不尽相同。

有些人的性取向，会在某一时段/环境中比较明显地倾向同性。如寺庙僧道、学塾书生、监狱犯人、行伍士卒等境遇型同性恋者。

• 由于环境的局限，缺少女性性慰藉，他们只能去同性那里寻找性通道；
• 当环境改善时，他们便回归常态。

《迦陵填词图》卷，版刻、纸本墨印

另外，男人普遍具有追求新鲜刺激的冒险欲。在条件与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倘若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很容易沉溺于性猎奇中不能自拔，并在其过程中体会冒险与占有的愉悦。

因此，大部分“双性恋”的性取向，仍旧偏向异性恋，也深知结婚生育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中国古代的“男风”，本质上就是“将男色想象成女色而加以亵玩”的风气。

明清小说中“好男风”者的特质

中国几千年的“男权体制”，不仅让女性长时间处于次要和服从的第二性地位，甚至渗透到了男性内部。

年少貌美、性格温顺的男童，被“好男风”的士人们“戏拟”成女性，对他们的性别作故意的、暂时的误认同，因此得以实现对他们的性压迫、性侵犯。

这种将男作女的“戏拟”现象，在明清男风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普遍。男风小说中，处处展露出对男宠、娈童、优伶的“雌化心态”，所有作者均刻意强化他们的女性特征。

明朝时妓女因为客人被抢走和男娼互骂

他们不仅有女性化的名字和外貌，还被赋予了女性的性格及气质，甚至还被要求以所谓的“三从四德”的标准来行事。

《宜春香质· 雪集》第一回中的小官伊人爱“生得骨清眼媚，体秀容娇，韵度幽闲，丰神绰约，威仪潋艳，红白时生” ，可谓人见人爱.。

然而，正所谓“美人易老”，男色比女色更难保鲜。花样少年一旦出现了男性性征，就会被迅速踢出“受宠”的行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男性。

充当男宠的优伶及男娼，其青春期一般只能维持五年左右，即从十三四岁至十八九岁，短暂如昙花一现，二十岁往上当男性体征出现后，便被被人抛弃遗忘。

王振鹏款《渔家乐读》

由于“被动方”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得不接受“被雌化”，按照“主动方”的猎奇心态将自己“变”成女性。更可怕的是，“被动者”还被要求对“主动方”专一忠贞，一“女”不侍二夫。

封建男权社会的“贞节观”，就是要求女性用身体“践行”所谓“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在身心两方面将她们牢牢主宰掌控，实现男性霸权主义终极占有的欲望。

主流文化如何“看男风”

主流文化对于“男同性恋”的态度，是持鄙视甚至是反对态度的。

《二刻拍案惊奇》十七卷“同窗友认假作真”中，书生魏撰之与闻俊卿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反映了明代士人对同性恋的看法：

（魏撰之）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颠倒阴阳，那见得两男便嫁娶不得?”闻俊卿正色道：“我辈俱是孔门弟子，以文艺相知，彼此爱重，岂不有趣? 若想着淫昵，便把面目放在何处? 我辈堂堂男子，谁肯把身子做顽童乎?”

《二刻拍案惊奇》

他们认为，男风是不光彩的淫昵行为，身为顽童更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对于同性恋者的行为，大部分异性恋者是无法理解的。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阐述了这种困惑：

• 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
• 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
• 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

尽管自古以来，我国没有严刑峻法来“惩治”同性恋行为。但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的歧视比刑法还要严酷。大部分同性恋者（尤其是被动者），由于深受传统主流文化的浸淫，对自己的行为都怀有深重的羞耻感。

《阅微草堂笔记》十二卷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娈童：

某公眷一娈童，性柔婉，无市井态，亦无恃宠骄纵意。忽泣涕数日，目尽肿。怪诘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荐枕席，殊不自觉。昨寓中某与某童狎，吾穴隙窃窥，丑难言状，与横陈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终怏怏不释，后竟逃去……

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使这位娈童最终“愧愤欲死“。可见来自于内心的负罪感，远强于任何外来的压力。

即便一部分同性恋者厌恶女性、仇视婚姻，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成家生子，这是中国同性恋文化中的又一个悖论。

《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便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知识分子尽管对男风并不认同，但开始主动调整自我的观念，试图容忍、理解、同情这一现象。

譬如在《红楼梦》中，宝玉与秦钟等人的少年爱中，“进化”出了与以往“男风”小说中完全不同的“平等的同性爱”。

87版《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秦钟

贾宝玉出自富有的侯门公府，秦钟尽管也出自小康之家，但社会及经济地位与前者相比，可谓相差悬殊。

但在他们的感情中，物质条件并不占重要地位，双方也不以对方为依附对象，更看重的是性格品性上的颇多契合。他们互为知己，互相倾慕，体现了一种极为宝贵的平等相爱观念。

小结

总的来说，明清小说中有关同性恋的描写，大部分是欲多于情，是性与情的悖离。

小说充斥着低级露骨的性描写，只表达着低层本能的欲念，“性”不能让读者看到人生与社会，更不能让读者从肉欲表现中升华到情感层次。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同性恋的关注也更趋于理解和认同。同性恋从被丑化、妖魔化，到试图宽容、理解与同情，再到对平等、互爱的同性恋产生审美与认同，人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走向进步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