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新划的献交县成立了县大队，我任大队医生。一天，大队长宋云波把我叫到队部开门见山地说：“敌人今后‘扫荡’会更加频繁、残酷，我们的任务会更加艰巨，流动性更大。为了使伤员能及时得到治疗，我们必须有个立脚点。领导上再三考虑，认为你村党的组织坚强，群众条件好，决定由你负责在村里办个医院。”办医院?留多少人?医疗器械和药品怎么办?听说要办医院，我先想到的是这些。“人员不多，你还有你村的党员和群众。”大队长仍不紧不慢地说，“至于医疗器械和药品，咱们的家底你也清楚，就这些。”
从当时抗战形势看，伤员的治疗确实需要个固定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再困难也应该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可是办医院，总不是个简单事，过去请示上级方便，今后在很多情况下，要独立决断……我的思想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拿不定主意。
大队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用充满希望的语调说：“困难是不少，不过咱们有战胜困难的法宝。这就是坚定地依靠党，依靠群众。想到困难是应该的，但也应该想到有利条件：你们村的党支部很坚强，群众觉悟也很高，这就是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保证。”
大队长的话提醒了我。随着他的话，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家乡——军王庄，是个不满百户的穷村，抗战爆发以后，党领导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农民翻身掌权。从此，抗日工作搞得更红火。党支部书记王恒昌，是全村人的主心骨；村长兼党支部组织委员杨庆丰，只要是抗日工作，就是刀山火海，也不会使他皱一下眉头；宣传委员杨国瑞，平时语言不多，可是一到紧要关头，他的话总是一字值千金。他们几个组成了坚强的支部，领导群众和敌人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党在军王庄有很高的威信。一些优秀党员和坚强的群众的面孔也同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站起来对大队长说：“你说的完全对，依靠党，依靠群众，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我一定完成任务!”第一次考验 我回到村里，放下背包和仅有的医疗器械——两把镊子，便去找王恒昌。我把办医院的事和他一谈，他便干脆地说：“大叔，没说的，党支部支持你，晚上开个支委会讨论讨论。"
刚吃过晚饭，恒昌、国瑞、庆丰便都来到我家里。支委会开始了，恒昌把办医院的事一提，庆丰就抢着说：“把医院建在军王庄，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是咱村的光荣。就是天塌下来，咱也要顶住它。”国瑞抽着烟，不紧不慢地说：“撑起来没问题，不过不能光靠咱几个人，要把全村人都发动起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要从最困难的地方想点子，想它几十套。”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决定把伤员安置在堡垒户家。一切研究妥当之后，庆丰便急不可待地说：“不能叫伤员等着咱，说干就干，走!”
县委、区委和各群众团体，听说我们在军王庄办医院，有的送来自己舍不得吃的肉和面，有的设法从敌占区买来药品和器械，公安局还特地送来了7个暖水瓶。东西虽然不多，可真是雪中送炭!医院总算有了家底，不几天，我们就开始接伤员了。
1941年，日军为了变华北为其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加紧对华北“扫荡”。献交县的敌人也到处修筑炮楼，挖封锁沟，三天两头“扫荡”，我们的处境随之更加困难。一天，我刚给伤员换完药，便接到通知，说敌人出动了。我就要去找恒昌，他却先来一步。他镇静地对我说：“你出去在碱土堆中躲一躲，怕有坏人认识你，家里的事你放心，有我和国瑞来应付。”我躲在碱土堆中，听着村里的动静。好容易听到日本兵嚎叫着向西南走去了，我急忙跑回村。恒昌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行啊!我们经受住了第一次考验!”接着向我叙说了应付敌人的情形：敌人闯进了老丫头婶子的家，用刺刀对着她的胸口问道：“炕上躺着的是什么人?”她伸手拨开敌人的刺刀，没好气地回答；“什么人，我的儿子！给你们修路累病了。”说着便拿碗里的鸡蛋。敌人看见鸡蛋，像恶狼似地抢过去，吃着走了。另一伙钻到王贞祥家里，贞祥媳妇正坐在炕上看着伤员，一个汉奸喝问道；“他是你什么人?”贞祥媳妇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男人。”一个敌人用刺刀去挑被子，贞祥媳妇用身子护着伤员，厉声说道：“你们要干什么，他得的是‘伤寒病’，刚吃了药，正在发汗呢!”当敌人听说是“伤寒病”时，吓得拔腿就向外跑……转入地下
这次斗争虽然胜利了，但也提醒我们：以后光靠堡垒户公开掩护容易出问题，必须另想办法。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了控制冀中这个“八路军粮棉库”，不但加强了铁路、公路、沿河等交通线的“治安”，并且把魔爪伸向偏僻的农村。他们经常包围村子，进行搜查。我们的秘密病房，时刻有暴露的可能。这时，上级指示我们转入地下斗争，“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一天晚上，恒昌、庆丰、国瑞、连晋和我，又在一起讨论对付敌人的办法，一直谈到深夜，点子想出也不少，可是觉得都不可靠。国瑞一直没发言，小烟袋抽得吱吱响，最后他才不紧不慢地说：“咱们挖洞行不行?前些日子我们在屋里挖了一条沟，上面盖的木板，又放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敌人来时，区委的两个同志来不及转移就躲在沟里。日本兵在屋里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这条沟……”恒昌没等国瑞说完就插话说：“这是个好办法，听区委说，西边党组织早已领导群众利用地道和敌人斗争。我看咱们干脆也挖地道。”连晋紧接着说；“准行。过去我给城里老财盖房子，他们都在屋里挖个地下室藏东西。要是咱们家家挖地下室，再来个室室相连，那不就成了真正的地下医院了吗!”党支部决定先挖地下病房，并由连晋设计图样。说干就干，没几天功夫，一座地下手术室和几个病房便挖成了。
就在我们刚转入地下不久，日军对冀中区的“五一扫荡”便开始了。整个献交县壕沟纵横，公路如网，三里一据点，五里一碉堡。“扫荡队”往来如梭。这时八路军主力部队也开始反“扫荡”斗争。我们接收了l00多伤员。正当我们准备扩大病房的时候，离我村半里远的南杨庄地道被敌人发觉并施放了毒气。敌人走后，恒昌等人立刻赶去把中毒的人抢救了出来，当场查出了出事的原因。根据南杨庄的教训，挖了20多年煤的老工人王法祥，连夜设计出一张改进和扩大地道的图样。
这时，虽然全村人都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可是天一黑，男女老少便自动来到工地，一直干到天明。恒昌可真是个组织家，他把岗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一有风吹草动，很快就传到村里。他把工程分了段，把人员分了工，男的在地下挖，女的在上面运土，很快把军王庄地下挖得四通八达。完工后，恒昌、连晋发现伤员进出困难，又想出个造假坟的方法，假坟外面伪装得像古坟一样，里面是舒适的病房，每个假坟都与地道相连。随着斗争的发展，我们的地道也不断改进和扩大。枯井里、坟墓里、碱土堆里、林丛里到处都有真假洞口，每个洞口分别设有对付敌人的陷阱、“翻板”、“窝弓”、“线箭”等，洞内设防毒、防烟、防水等安全设施。整个地道有几条干线，每条干线又分出许多支线，我们医院就设在村西南的几条支线上。敌人“扫荡”越来越疯狂，斗争越来越艰苦，伤员一天比一天增多。我们这个医院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呢?经过反复考虑，把我们扩大医院范围的设想向县委作了汇报，得到了县委的同意和支持。于是，我们就不分昼夜到周围工作基础比较好的村庄，找堡垒户座谈，很快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我们把较轻的伤病员安置到周围23个村庄，实行巡回治疗，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更严峻的考验
形势在发展，斗争更严酷，军王庄地下医院这件事，终于被敌人知道了。
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他们一进村便抓住了正在推碾子的老丫头婶子。敌人问她杨国藩在哪里，她似理非理地回答：“他下关东20多年连音信也没有。”一个汉奸狠抽了她几棍子，骂道：“他在家里办医院，你他妈的说不知道，快说他在哪里!”老丫头婶子毫不示弱，冲着敌人说：“你们知道他在家，就去抓嘛，对付我这个老婆子算什么本事!”敌人张口结舌，便直扑我家。敌人在我家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便在东西邻抓来了王庆臣和王老乔。敌人问王庆臣：“你是不是杨国藩?”王庆臣面不改色，笑呵呵地回答：“这可是张冠李戴呀!我姓王，他姓杨，我比他大20多岁呐。”敌人见两位老人不说实话，便下了毒手。两个老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仍咬紧牙关，不吐一字。
事隔一天，敌人又耍了个新花招。这天王振江在村头推碾子，3个穿便衣的家伙鬼头鬼脑地跑来对他说：“老大爷，我们是八路军，鬼子追来了，快领我们进秘洞。”王振江一眼就看透了他们，摇摇头说：“俺这里没有秘洞。”接着又凑到他们耳边，故意把声音放低说：“到据点里去找日本人，磕几个响头，叫几声干爹，就不用担惊受怕了！”3个家伙一听现了原形，手一招跑来了一群伪军，把王振江按倒就打。
敌人的阴谋诡计失败后，下午又包围了村子。这时，庆丰担心群众遭受迫害、医院暴露，请求支部批准他钻出地道领导群众斗争，支部同意了。他刚一钻出去，敌人便抓住他，要他集合全村的人“开会”。庆丰把人带到远离地道的地方，日军小队长一看，全是老人小孩，问“青年的统统哪里去了?”庆丰说：“穷村子，又歉收，都外出逃荒去了!”日本军官冷笑了两声，便命令把老人、妇女、孩子分开。日本兵先拿出一些糖果来哄孩子，叫他们说出八路军的伤病员在哪里。孩子们没有一个接糖，问到谁，谁的小脑袋一摇。又问妇女，也是一问三不知。敌人恼羞成怒，抓住庆丰的前胸，威胁道：“青沧交的八路伤兵，统统的到你们村子，我的知道，你们说实话，我的赏大大的，不说实话埋了埋了的!"庆丰学着日本兵的腔调说：“他们没有，埋了埋了的也没有。”敌人抡起铁锨向他扔了过去，只见他头一歪，铁锨落在猪棚上，柱子被削掉了一大块。“埋!快快地埋！”敌人发疯似地叫着。人们故意把粪土一点点地倒在庆丰面前，庆丰虽然被埋到胸口，可是他还是好好的。那边，一个汉奸把双庆老人推进一条堆满红荆条的夹道里威胁道：“不说把你活活烧死!”双庆老人两眼射出仇恨的目光，逼视着汉奸回答：“没见过，就是把我烧成灰还是没见过。”认贼作父的汉奸气急败坏地点着红荆。人们不顾一切冲进火里，把双庆老人抢出来，汉奸又把他推进火里，人们又冲进去，抢出来……正在这时，忽然传来哨声。敌人实在抓不到医院的线索，又看到天色已晚，狠狠骂了一句：“统统的八路!”摇摇头便带着队伍滚蛋了。在断粮的日子里 1943年春，是我们医院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抢掠，加上连年大旱，从入春起伤员们就过着一半糠菜一半粮的日子，断粮成了常事。当时群众的生活更苦，有些年轻的小伙子饿得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很多人一蹲下就起不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县、区的干部仍千方百计帮助我们，老乡们宁愿自己挨饿，也尽一切力量照顾伤员。有一天医院又断粮了，还有一位伤员脱水。当我无意中把这些情况告诉恒昌他娘的时候，她老人家立刻从草灰里扒出4个鸡蛋，塞到我手里。这时，恒昌正病着，家里又没有一粒粮食，我怎能忍心收她这4个鸡蛋呢?我推开她的手激动地说：“大娘，医院里需要恒昌，村里需要恒昌，我不能看着他的身子拖垮。”她老人家满眼含着泪花说：“这我清楚，我从年轻就守寡，受穷把他拉扯大，我疼他。可是，支部号召我们三天不掀锅也要保证伤员吃上饭!他是支部书记，我是党员，党员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啊!”她的话那么坚定，没有法说服她。伤员断粮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王占盈的母亲立刻把仅有的一点红萝卜咸菜送来了。她拉着我的手说：“老杨啊，真是拿不出手来，让亲人就点开水暖暖心吧。”我刚送走占盈他娘，王二堂老人也一步一喘地来了。他提着一篮子发青的枣子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老杨啊，真没脸来呀!伤员们为咱流血负伤，住在咱村，咱给同志们的却是这个。”说着，流下两行热泪。党政军民都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粮食。乡亲们有的送仅有的一点红薯叶、红薯梗，有的送来了花生皮、王米轴。区里的干部有的打扮成老太婆、老头，拿着荆条，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鸡蛋或粮食，上面盖着野菜，给我们送来。我把这些情况和伤员们一说，大家非常激动，一致表示不再接受群众的东西，挖野菜度荒。过了几天，周围的野菜也快挖完了，眼看伤员们连充饥的野菜都要吃不上了，我虽然知道此刻县里也很困难，但还得找组织求援。
在这岗哨密布的敌占区，谁去联系最合适呢?我反复考虑后，决定让我l3岁的女儿娟香化装成小乞丐，去给范县长送信。伤员们一听要派娟香去，许多人都掉了眼泪。他们担心路上有危险，不忍心让她去。为了革命，同志们负伤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为什么不能在革命需要时让自己的孩子去送信呢?当小娟香机智地逃脱敌人，按照联络暗号把信送到范县长手上后，县里立刻送来了几斤棒子面。我老伴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碾成面掺合在一起，蒸了三笼屉团子。开饭的时候，轻伤员推给重伤员，重伤员推给轻伤员，结果还剩下两笼屉。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又感动又难受。我一面巡视着病房，一面苦苦思索着解决粮食的办法……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一阵激昂的歌声吸引了我，一个解决粮食的计划形成了。我立即去找恒昌、庆丰，向他们提出到西辛店据点找一姓韩的维持会长要粮的计划。经过反复研究，支部同意了，我立刻带上短枪出发。
西辛店离我村6里地，我趁着夜色越过敌人的岗哨，先找到我的亲戚，当亲戚领我翻墙跳进韩家时，维持会长正在抽大烟。他见到我就吓得爬不起来了。我控制着满腔怒火，向他说明来意。最后警告他说：“你做的事我们给你记得一清二楚，不要以为你这里是保险柜，我们叫你一更死，你活不到二更。今天夜里你不把粮食送到甜水营北头长管地，你就别想活出这个月!”他听了连连点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鸡叫以后，我们到指定的地点一看，满满的三口袋粮食放在那里。以后，我通过联络员又给他送了几次信，他又送了几次粮。同时，领导上也给我们送来了一部分粮。这样一来，基本上解决了伤员吃饭这个难题。
就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大家丝毫没有动摇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病房里看不到一个人愁眉苦脸，听不到一声唉声叹气。伤员们东一伙、西一堆地唱歌下棋、读报、讲故事，充满了乐观的气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医院成立时，机关送来的一点药品很快使用完了。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队副刘培基左眼负伤了，必须进行摘除手术。没有麻醉药品怎么办呢?为这件事我很着急，又不敢对他提起。他终于发现了我有心事，就对我说：“老杨同志，请告诉我实话，我这只眼球非摘除不可吗?”我不能再隐瞒了，便点了点头。“什么时候动手术呢?”他仍然安静地说。我鼓足了勇气说；“现在没有麻药。”没等我回答完，他笑着说：“就为这个吗?哎呀!你可把我看扁了，关云长都能刮骨疗毒，一个共产党员，连这一点都忍受不了吗?老伙计，你放心吧，在前方敌人都打不死我，疼更不能把我疼死。走!进手术室!”说着，便拉着我向手术室走去。
他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我真不忍心动手，他却鼓励我说：“没关系，来吧!我都不怕，你怕啥呢?”手术过程中，只见他双手抓住手术台边沿，豆大的汗珠从脸上冒出来，全身不住地痉挛，可是除去他那急促的呼吸声外，没有听到他哼一声。手术刚做完，他急忙爬起来，顺手拿过一根棍子用右眼瞄了瞄准，然后微笑着擦去脸上的汗，深深喘了一口气说：“行，不妨碍射击。”
从他身上，我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把他的坚强行为写在纸条上，由一个病房传到另一个病房，从此刘大队副便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以后不论做手术还是换药，再也听不到伤员叫疼了。伤员们自动提出了“咬牙闯过疼痛关，早日出院去报仇”的口号。
不久，上级送来了一点麻醉药。这时又来了两名重伤员，一名是大队上的一位排长，小腿骨折，子弹穿碎了腰骨，破碎的骨片需要取出来；另一位是大队的通讯员小马，小腿受伤需要截肢。可是麻醉药品太少，不够两个人用的，怎么办呢?为了使他俩都减少一点痛苦，我决定给每个人用一半。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排长的时候，他竟像受了侮辱似地喊起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我是共产党员，不是‘草鸡毛’!"我想向他解释一下，他打断我的话说：“不用说啦，小马年岁小，伤又重，应该多照顾他。疼一点怕啥?只要使我能继续打小日本，刀山我也敢上，火海我也敢闯!”他这样坚决，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做手术那天，他躺在手术台上，手里拿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毛主席像，目不转睛地看着，拿像片的手抖动着。他昏过去了，醒过来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手术做完，他没有动一动，也没有哼一声，那张毛主席的像片，也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手。
小马是个才19岁的孩子，手术前，我担心他经不起这沉重的打击。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刘大队副，他便和小马进行了谈话。从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讲到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在他的启发教育下，小马终于解除了对残废后生活的顾虑。
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面前，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没有穿针，我们就用自行车辐条磨尖来用；没有截肢锯子，就用锯铁的锯子代替；用芒硝代替“流苦”，用大黄和苏打制成健胃药……。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一个个困难，到1944年秋天，经我们治疗的伤员有600多人，陆续重返前线。作者：杨国藩（系泊头市西辛店乡军王庄人，原地下医院负责人，建国后任唐山市柏各庄农场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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