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邹贺丨《四朝闻见录》两种南宋版本研考

书目文献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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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闻见录》两种南宋版本研考

邹贺

邹贺，中国史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目录学、古籍版本学、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摘要：叶绍翁撰《四朝闻见录》在南宋出现过两种刻本：第一版《闻见录》二册，成书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到淳祐元年（1241）间；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成书于淳祐元年（1241）到宝祐四、五年（1256-1257）间。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只是对第一版《闻见录》部分条目、字词的增补、修订，小字原注作者可能是陈起，而且，宋本原书没有条目标题。在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中，保留了宋本原书部分条目的原文。

关键词：四朝闻见录南宋成书版本

南宋叶绍翁撰写的史料笔记《四朝闻见录》，主要记述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史事，兼及宋理宗朝。今天可见的《四朝闻见录》版本主要有：吴焯绣谷亭抄本[1]、四库本（底本为江苏巡抚采进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2]。其中，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从绣谷亭抄本校勘而来，是今人数种整理本的底本[3]。

今本《四朝闻见录》分为甲、乙、丙、丁、戊五集，共有条目一百九十七条（鲍廷博整理本又加附录二条），各条自有题目，其中，甲集五十四条、乙集五十三条、丙集四十五条、丁集十条、戊集三十五条。是书是研究南宋史的必备书目，很多条目内容，是无可替代的现存一手史料[4]。

不过，对于《四朝闻见录》成书过程、版本源流等问题，始终未有专文考察[5]。而成书、版本等问题，直接与此书饱受诟病的体裁“烦碎”缺陷，息息相关，也影响到今人对该书的进一步认识、整理和利用。

一、《四朝闻见录》成书过程

（一）《四朝闻见录》前后两种版本

据《四朝闻见录》丙集“真文忠公谥议”条记载，叶绍翁曾经将“《闻见录》二帙”寄送程公许，请他审阅甲集“三文忠”条所载真德秀谥号之事。程公许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给叶绍翁回信，言之凿凿地表示他已经收到并拜读过了：

绍翁甲集载真文忠谥事，后以呈示紫微程公许。公惠绍翁以尺牍曰：“《闻见录》二帙并沐示教，记载详博，事得实而词旨微婉，他日足以补史官补放失非细故也……《闻见录》所记西山谥议一段，是时公许待罪奉常，为博士。”[6]

简言之，程公许在淳祐元年（1241）读过《闻见录》二册[7]，而后叶绍翁又将这件事写入今本《四朝闻见录》丙集之中。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丙集“史越王青词”条，先是叶绍翁在甲集“史越王表”条记录了史浩与余天锡之父对句一事，但被人告知对句者不是余天锡之父。后来，经友人之子拿着《闻见录》向余天锡之弟求证，才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吴门友人之子胡□北访余公天锡之弟天任于四明，因举《闻见》所载，余公天任曰：“是也，盖先伯所对，但‘岁月’二字非是其易为‘甲子’。”[8]

藉此推知，《四朝闻见录》的成书过程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四朝闻见录》甲、乙二集先一步单独成书，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开来。此后，叶绍翁再将程公许回信、友人之子求证余天锡之弟等事写入丙集，即丙、丁、戊三集是后来续写。

但事实恐不尽然，因为在乙集“武林”条，出现了“丁集”字样：

其后言者谓先生阴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谪云。辨正在丁集“党议”。[9]

再有像甲集“武林山”条文末，也有一句“详见于下卷”[10]，是指乙集“武林”条[11]。这表示，甲、乙集和丁集大体同步完成。而丙集是对甲集的内容进行补正，其撰写时间必然在甲、乙、丁集之后。也就是甲、乙、丁集先成书，丙、戊集后成书。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为什么叶绍翁要先写丁集，后写丙集？虽然丁集专记宋宁宗朝庆元党禁之事，但是《四朝闻见录》全书条目并不按时间、事件或人物排列，并非所有“庆元党禁”史事都置于丁集之内，像甲集亦有“庆元六君子”条。叶绍翁完全可以在乙集“武林”条后面接着写“辨正”，更没有必要空下丙集，把“辨正”放在丁集。

显然，认为《四朝闻见录》成书过程分为前后两部分，并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种可能是《四朝闻见录》先后出现了两个版本，第一版原名可能是《闻见录》，因为程公许在信中两次皆称《闻见录》，而叶绍翁在叙述吴门友人之子之事时，也作《闻见（录）》。再有，成书于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的《爱日斋丛钞》卷二引今本《四朝闻见录》乙集“洛学”条，作者叶寘记书名为：“叶氏《闻见录》云……”[12]，明言自己所引为第一版《闻见录》。

此时，叶绍翁已经完成了全书五集的写作。程公许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与叶绍翁讨论第一版《闻见录》记载的真德秀谥号之事，而真德秀获谥号文忠，是在端平二年（1235）。据此推知，第一版《闻见录》成书的时间，必在真德秀获得谥号的端平二年（1235），到程公许回信的淳祐元年（1241）之间。

淳祐元年（1241）以后，叶绍翁加以修改和完善，始才形成了第二版《四朝闻见录》[13]。像潜说友在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到九年（1273）五月间编纂并刻印的《咸淳临安志》一书[14]，书中多处言所引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15]。简言之，南宋《四朝闻见录》两个版本的书名不同，内容有别。可以确定，第一版《闻见录》必然有甲集“三文忠”“史越王表”两条，且至少不包括今本《四朝闻见录》丙集“真文忠公谥议”“史越王青词”两条[16]。

（二）原注“犹有三则续刻”之含义

《四朝闻见录》书中除正文外，还有小字“按语”和“原注”。对于这两种文字，历来乏人问津，其实，按语、尤其是原注包含着甄别《四朝闻见录》南宋版本的重要信息。

按语是鲍廷博在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校书时所作，见于今本《四朝闻见录》戊集“秘书曲水砚”条，鲍廷博在文末按语结尾处自署：“乾隆戊戌仲冬望后一日，知不足斋书。”[17]

至于原注，鲍廷博认为是叶绍翁自撰。他对《四朝闻见录》丙集“贤良”条文末原注“犹有三则续刻”[18]，提出了疑问：在今本《四朝闻见录》丙集“贤良”条之后，紧跟“第一则、第二则、第三则”三条续文，并无必要加注“犹有三则续刻”。鲍廷博推测原因是叶绍翁初稿并没有写完三则续文，故在初稿中加上这条原注备忘：

按三则今本已载于后，此云续刻，当是初稿有此语，今仍之，以存其旧。[19]

在“第三则”文中有“绍翁窃详巽岩李公之序”等语，可知三则续文确是叶绍翁自撰。既然正文、续文首尾接续，的确没有加原注“犹有三则续刻”的必要。

然笔者与鲍氏意见相左，窃以为：原注并非叶绍翁自撰。理由有三：

第一，按照《四朝闻见录》书中行文体例，叶绍翁习惯在正文中加“绍翁谨按”等语进行解释，而非另加小字注；

第二，甲集“武林山”条原注：

其事无关于世，固似不必辨。盖太一为圣驾款谒之所，以此资备顾问者。[20]

此处原注语气属推测，如果叶绍翁自己加注，断不会用“盖”字猜测自己的行文用意；

第三，丙集“褒赠伊川”条：

绍翁窃疑元祐诸人荐伊川先生者甚力……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原注：按官制，其实教授）。[21]

显然，叶绍翁不可能在正文中写程颐任某官某职，转而又在注中纠正自己所写。所以，原注必然另有其人。

至于原注作者为什么要赘注“犹有三则续刻”？按照南宋时《四朝闻见录》有两种版本的思路，就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个有违常理的现象：原来第一版《闻见录》丙集“贤良”条，并没有三则续文，叶绍翁在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中始才补写完成。原注作者即刻书者标注“犹有三则续刻”，意在强调后面三则续文，是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丙集“贤良”条新添内容，与第一版《闻见录》相区别。

由此可知，丙集“贤良”条三则续文，都是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新撰条目，而其中“第三则”有原注，这是否表示原注是为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所作？

翻检全书，有原注条目散见于甲、乙、丙、丁、戊五集，包括：甲集十九条、乙集十二条、丙集二十一条、丁集九条、戊集九条，共计七十条，占全书条目三分之一强。其中，可以确定是第一版《闻见录》原有条目的甲集“史越王表”条也有原注。

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原来第一版《闻见录》已经写具部分原注，保留到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中；二是原注作者在给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作注时，也为第一版《闻见录》条目作注。孰是孰非，固难遽作定论。

能否更进一步推断出原注作者的身份？

叶绍翁是南宋中期“江湖诗派”诗人，撰有诗集《靖逸小集》一卷。而江湖诗派的核心人物，是兼具诗人、书贾、选家、藏书家四重身份的陈起，字宗之，号芸居、陈道人，宋宁宗、理宗时，父子两代在临安睦亲坊经营书肆[22]，是南宋中期著名刻书家。

陈起刻书以唐宋人诗文集为主，他与包括叶绍翁在内的江湖派诗人广泛交游，“凡江湖诗人与善者则刊《江湖集》以售。”[23]叶绍翁诗集《靖逸小集》即为陈起所刻[24]。不过，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陈起也出版唐宋人笔记小说，有唐人康軿《剧谈录》，及宋人赵与峕《宾退录》、释文莹《湘山野录》、孔平仲《续世说》、王明清《挥麈录》、江洵《灯下闲谈》[25]。所以，在客观上，陈起完全有可能刊印《四朝闻见录》。

前述二事：叶绍翁为咨询真德秀谥号，寄赠“《闻见录》二帙”给程公许。还有叶绍翁的吴门友人之子，拿《闻见录》去调查当事人。这两事显示第一版《闻见录》不似数量稀少的抄本，更可能是已经流通开来的刻本。而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序》中有言：“敬锓诸梓，务在增广参验。”[26]这句话表示，叶绍翁是为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付梓刊行而作《序》。也就是说，叶绍翁在世时，第一版《闻见录》、第二版《四朝闻见录》都已付诸枣梨。

陈起并非仅仅刻书售卖，他还编辑组稿，如当时人张至龙自述：“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中之一耳。”[27]在选编过程中，陈起也会对内容进行评价，且颇有见地。另一位江湖诗人叶茵称赞他：“气貌老成闻见熟，江湖指作定南针。得书爱与世人读，选句长教野客吟。富贵天街纷耳目，清闲地位当山林。料君阅遍兴亡事，对坐萧然一片心。”[28]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提到，陈起还进行校勘：“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29]

这意味着，“闻见熟”的陈起，有条件、有能力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作注。再结合前揭原注“犹有三则续刻”之语，用词乖异。以常理推之，一般著述者会写“续作、续笔”之类，“续刻”表示原注作者已清楚地知道这本书将刻板印行，如此一来，原注作者同时也是刊刻者的可能性极高。故而，认为陈起是《四朝闻见录》小字原注的作者，当十分之可能。

（三）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成书时间

据今本《四朝闻见录》甲集“易安斋梅岩亭”条载宋高宗、孝宗作诗唱和之事，其中宋孝宗诗前二句是：

秀色环亭拥霁霞，修□（【原注】今上嫌讳。○案当作“筠”字。）冰艳数枝斜。[30]

此处原注和鲍廷博按语，都指出叶绍翁在避宋理宗赵昀讳。关键在于原注中“今上”之谓，就表示原注作于宋理宗朝。因为原注之作必然是在叶绍翁撰写全书已毕后，而陈起“生年不详，卒于宝祐四、五年间（1256-1257）。”[31]所以，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成书付梓时间，应该在淳祐元年（1241）以后，宝祐四、五年间（1256-1257）陈起去世之前[32]。

另外，第二版《四朝闻见录》的成书行世时间，实与叶绍翁年寿直接相关。笔者此前初步考证过叶绍翁的年寿，认为：“叶绍翁大约出生在淳熙十二年（1185）到绍熙元年（1190）之间，淳祐元年（1241) 以后还在世，且寿在60以上。”[33]虽然无法确定叶绍翁过身之年，但宝祐四、五年（1256-1257）以前，叶绍翁必然在世。

问题出在戊集“韩势败笑鉴”条所载，叶绍翁与友人吴钢同游天竺山，观韩侂胄功德寺和南园盛景，叹为观止。在韩侂胄败亡后，两人再次登山，眼见繁华已成明日黄花：

丙寅冬，又同吴倅复游韩寺，则佛像已舆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34]

结合韩侂胄行实，此处所谓“丙寅冬”，不可能是韩侂胄正当势的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那就只能是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这意味着叶绍翁在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以后还在世，且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在此后修成行世。

虽然现存诸本《四朝闻见录》此处皆作“丙寅冬”，但事实上，“丙寅冬”可能是叶绍翁误记。于情于理，叶绍翁与友人吴钢重游天竺山都不太可能是在咸淳二年（1266）。

首先，与叶绍翁故地重游的友人吴钢，是宋高宗吴皇后之侄吴琚之子，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应童子试授官，时年九岁[35]，推知其生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到咸淳二年（1266），将达八十三岁高龄。同时，叶绍翁亦年近八十，即便两人仍在世，也不太可能登山揽景。

其次,前文已经考实原注作于宋理宗朝，那么，不可能原注作于前，书稿成于后。而且，据今本《四朝闻见录》丁集“考异”条载，叶绍翁看过吴琚建言宋光宗退位的密奏，“此绍翁亲目于琚之子钢，后又再索之于钢之子。”[36]这表示在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书成之前，吴钢已经去世，即吴钢是在宋理宗朝去世。

既然叶绍翁在戊集“韩势败笑鉴”条中称吴钢为“吴倅”，那就是在吴钢出任临安府通判之时。据丙集“逆曦伪服印”条载，开禧三年（1207）二月吴曦叛乱被平定时，吴钢正在临安府通判任上。再加上宋宁宗派人将韩侂胄、苏师旦“函首”送至金朝，时在嘉定元年（1208）四月。以通判一任为三年计，叶绍翁、吴钢重游天竺山，很可能是开禧三年（丁卯，1207）后一两年，即嘉定元年（戊辰，1208）冬或二年（己巳，1209）冬。叶绍翁记载此事是在宋理宗朝，已然时隔三、四十年，故而误记为时间接近的开禧二年（丙寅，1206）冬。简言之，叶绍翁写成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不可能是在咸淳二年（1266）以后。

二、宋本《四朝闻见录》原貌

（一）第一版《闻见录》与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之差异

对于第一版《闻见录》，叶绍翁并不是全面彻底修改。本来按照《四朝闻见录》一书惯例，在绍定六年（1233），权倾朝野二十五年的史弥远死后，叶绍翁应该使用谥号“忠献”或封爵“卫王”。但叶绍翁使用的却是中性的“史相”“史公”等称谓，而在丙集“虎符”“史弥远玉带”两条中，更是直接出现了史弥远的姓名，且不是表字。

“史相”“史公”“史弥远”的称谓变化，反映了叶绍翁对史弥远的复杂态度。因为叶绍翁不是理学学派中人[37]，不会固守理学人士对史弥远的好感，更倾向于朝野公议。所以，他对史弥远的称呼，从中性词转为贬义词。同时，也反映出如果叶绍翁全面彻底地改写了第一版的话，势必要统一称谓，而不是时而使用敬语，时而直呼其名。这造成了第一版《闻见录》和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只是在部分条目、个别字句上有差别，两者区别并非截然。

一般而言，新撰条目会缀加在书后，形成所谓“续编”“补编”之类。然而确定是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新加条目的丙集“真文忠公谥议”“史越王青词”“（贤良）三则”等条，却不在最后的戊集，而在中间的丙集。从今本《四朝闻见录》全书篇幅看，虽然甲、乙集条目数量多于丙、丁、戊集，但是在字数方面，除丁集字数稍少外，每集基本均衡。这表示，叶绍翁新写条目是分别添加进各集之中。

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是出于原注作者和出版者陈起的编排。前述叶绍翁寄赠程公许“《闻见录》二帙”，表示第一版《闻见录》是两册，后来叶绍翁新撰写的条目，体量不足以编成第三册，陈起便将新条目与旧条目混编，改为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五册[38]。

遗憾的是《四朝闻见录》条目不按时间排列，所以现下已经很难完全区分第一版、第二版条目，但或许仍可以找到南宋时出过前后两版《四朝闻见录》的些微痕迹。元末明初之际，陶宗仪编纂成杂钞《说郛》一书，据记载达百卷之巨。近代张宗祥根据六种明抄本整理成涵芬楼百卷本《说郛》，是目前普遍认为最接近陶宗仪原著样貌的版本，是书引《四朝闻见录》共十条。其中，今本《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条[39]，涵芬楼百卷本录文为：

上尝语宪圣曰：“极日穷月（小字注：极日穷月一作极知汝）相同劳苦。”[40]

张宗祥小字注“极日穷月一作极知汝”，表示他看到不同版本《说郛》，分别作“极日穷月”“极知汝”。“极日穷月”和“极知汝”差别殊异，绝非抄手笔误所致，而偏偏又不害文意，能各自成句。这左证了前文的推论，即可能是陶宗仪百卷本《说郛》，也可能是后世整理者的《说郛》其他版本，分别摘抄了第一版《闻见录》和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例如国图藏明抄本残卷作“极日穷（按：原文作穷）月”[41]，而明弘治庚申（1500）抄本、嘉靖年间（1522-1566）钮纬世学楼抄本作“极知汝”[42]，导致出现了个别字句的不同。

此外，笔者从涵芬楼百卷本《说郛》中，辑出叶绍翁撰写的《四朝闻见录·序》，不见于现存诸本《四朝闻见录》，《序》中言此书名《四朝闻见录》，知为第二版《四朝闻见录》独有：

绍翁恭闻南渡以来，四朝史事虽云备修，采野史以补国史之阙，盖政与地。愚不自揆，得之见闻，缉为一书，曰《四朝闻见录》。庶补国史之阙，敬锓诸梓，务在增广参验。凡孝子顺孙思欲发璋先业，绩紬先生不忍弃置异闻，亟望垂教。[43]

按文中“盖政与地”“发璋先业”“绩紬先生”等处不通，再检明弘治庚申（1500）抄本《说郛》，此文作：

绍翁恭闻渡南以来，四朝史事虽已浸备，采野史以补国史之阙，盖故典也。愚不自揆，得之见闻，缉为一书，曰《四朝闻见录》。庶补国史之阙，敬锓诸梓，务在增广参验。凡孝子顺孙思欲发挥先业，缙绅先生不忍弃置异闻，亟望垂教。[44]

知“政与（與）地”与“故典也”“璋”与“挥（揮）”“绩（績）紬”与“缙绅”皆形近而讹。又“云备（備）修”不如“已浸备（俻）”语意通顺，故当以弘治庚申抄本《说郛》所载为是。不过弘治庚申抄本《说郛》中的“渡南以来”当作“南渡以来”，其他文字则通畅无碍。

（二）宋本《四朝闻见录》无条目标题

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到九年（1273）五月间，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引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十五条，检《咸淳临安志》所引各条，与今本《四朝闻见录》最显著的不同是没有条目标题。此外，元末明初陶宗仪编纂百卷本《说郛》所引十条亦无标题，那么，是潜说友、陶宗仪抄录时删去？还是南宋两种版本原来就没有标题？

应该是后者，即叶绍翁原本没有拟写标题。依据有三：

首先，《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第五条，引今本《四朝闻见录》乙集“武林”条[45]：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其后言者谓先生阴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谪云。辨正在丁集党议。[46]

关键在于“辨正在丁集党议”一句，在今本《四朝闻见录》甲、乙、丙、丁、戊五集中，并无“党议”标题。叶绍翁为朱熹和蔡元定关系所作的“辨正”，其实是今本《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47]。这表示，如果叶绍翁原书有条目标题，他在此处应该写作“辨正在丁集庆元党”，而非作为丁集“庆元党”一个段落主题的“党议”。

与此类似，《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第二条，引今本《四朝闻见录》丙集“九里松字”条[48]：

绍翁乙集载吴说所书九里松字详矣……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乙集所载似是。[49]

在今本《四朝闻见录》中，叶绍翁第一次提到吴说书写九里松字，是甲集“九里松用金字”条[50]，今本《四朝闻见录》此处不误，是潜说友误将“甲集”写成“乙集”。问题是，叶绍翁自己转述甲集条目时，不直接写出条目标题“九里松用金字”，而是概括段落主题，啰嗦地写成“吴说所书九里松字”，有违常理，只能认为是原本没有条目标题。

除“九里松字”条外，其实在《四朝闻见录》丙、丁、戊集中，屡见“事见前集”等语，像丙集“草头古”条云“前录载其事”，“王正道”条云“甲集胡公铨请斩桧事”，“史越王青词”条云“前载史越王《辞免太傅表》”，“方奉使”条云“乙集载莆阳方信孺出使事详矣”；丁集“考异”条云“事已见甲乙集者”，“庆元党”条云“其使金一节，已载前录（按：指乙集“开禧兵端”）”，“考异”条云“甲集吴琚赞策事”；戊集“阅古南园”条云“予已略具《记》于前集（按：指乙集“陆放翁”）”，“田俊迈”条云“事略见前集”，“开禧施行”条云“诛韩本末，已载丙集”，“罢韩侂胄”条云“圭事已载前集”，“满潮都是贼”条云“事已载前集”，“好女儿花”条云“已载前录”等语句，而这些语句无一例外，皆未提及条目标题。

其次，《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第四条：

柳洲龙王祠，开禧中，帅臣赵师重塑五王像。[51]

乍见之下，所谓“柳洲龙王祠”五字绝类条目标题。然今本《四朝闻见录》甲集“柳洲五龙王庙”条：

出涌金门入柳洲，上有龙王祠，开禧中，帅臣赵师重塑五王像。[52]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柳洲龙王祠”就是第二版《四朝闻见录》的条目标题。可是“龙王祠”与“五龙王庙”字词语意距离疏隔，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将“柳洲龙王祠”改写为“柳洲五龙王庙”，而且也不能解释，为何今本《四朝闻见录》会凭空衍出“出涌金门入柳洲，上有龙王祠”一句。

或者，第二种可能，“柳洲五龙王庙”是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原有条目标题。如此一来，《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第四条行文将变为：“（标题）柳洲五龙王庙（正文）柳洲龙王祠，开禧中……”标题与正文文意重复，殊为不当。

可见，“柳洲龙王祠”五字必然是正文，绝非独立行外之标题。这五字当是潜说友缩写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原文“出涌金门入柳洲，上有龙王祠”一句而来。明人为强调“帅臣赵师重塑五王像”之事，而另拟“柳洲五龙王庙”标题。

最后，涵芬楼百卷本《说郛》引今本《四朝闻见录》乙集“秦夫人淮青鱼”条，载宋高宗吴皇后宴请秦桧夫人王氏吃青鱼：

宪圣召桧夫人入禁中赐宴，进糟青鱼。[53]

吴皇后本以为秦桧夫人没吃过糟青鱼，不想秦桧夫人说自己在家常吃。回到府中后，秦桧怕皇后生疑，以糟鯶鱼进献。吴皇后以为秦桧夫人是误把鯶鱼当作了青鱼，“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尔。”

这个条目就是清代绣谷亭抄本、知不足斋本的乙集，四库本的卷二“秦夫人淮青鱼”条：

宪圣召桧夫人入禁中赐宴，进淮青鱼。[54]

三本记载全同，标题和文中，皆作“淮”[55]。

“糟”和“淮”的差别，揭示了一个事实：陶宗仪在抄录这一条目时，如果在任意一种《四朝闻见录》书中，看到“秦夫人淮青鱼”这个标题，会意识到自己的录文通篇没有“淮”字，文不对题，至少会在“糟青鱼”“青鱼”中的一处加上“淮”字[56]。所以，只能认为陶宗仪所见《四朝闻见录》，本就没有条目标题。也就是说，直到明初，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还没有条目标题[57]。

（三）《咸淳临安志》所引宋本《四朝闻见录》原文

潜说友编撰《咸淳临安志》所引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是未经明人改编的南宋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原书，按理可信度更高。早前鲍廷博校勘《四朝闻见录》，在甲集“潘阆不与先贤祠”、乙集“钱塘”、戊集“西湖放生池”三条按语中，标注征引了《咸淳临安志》。此外，鲍廷博在按语中，会指出正文某字甲“一作某字乙”，而《咸淳临安志》所引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恰恰皆为某字乙。如今本《四朝闻见录》甲集“夏执中扁榜”：“孝宗已尝幸寺中……及驾（一无驾字）再幸。”而《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在·纪事》载：“孝宗已尝幸寺中……及再幸。”如此之例，共有六处，因其文字差别，不影响文意，鲍廷博并未能确定当以哪家为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四朝闻见录》等今人整理本，既没有解答鲍廷博遗留的疑问，也没有继续利用《咸淳临安志》。

今将《咸淳临安志》引文十五条与今本《四朝闻见录》两相对校，发现《咸淳临安志》引文多有不同，其中卷六五《人物·潘阆》、卷六九《人物·陆维之》两条目文字、语句变动巨大，可以确定是潜说友改写。剩余卷二二《山川·虎林山》、卷九三《纪遗五·纪事》共十三条目，间有字词差别。那么，《咸淳临安志》所引是否就是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原文？还是潜说友引用时改笔？抑或今本《四朝闻见录》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差异？

通过细审细节，从三处行文发现端倪，从而证实《咸淳临安志》引文十五条，更接近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原貌，具有尚未被利用的极高校勘价值。

第一处是《咸淳临安志》卷六九《人物六·列传四·国朝·陆维之》，其文略云：

少以计偕入汴，群法从邀与杂坐……光尧退处北宫，尝幸大涤，宪圣亦侍。羽流起居，进主观者，问以山中诗客。[58]

这段文字主要内容即为今本《四朝闻见录》乙集“陆石室”条：

少年以计偕入汴郡，法从见之，疑其为仙，邀陆杂坐……光尧退处北宫，思大涤双径之胜，先幸大涤，道流清宫以竢，时宪圣亦侍。羽流结亭起居光尧于驾……进主观者，问以“山中颇有能诗客否？”[59]

潜说友自言这一条目“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大涤洞天真境录》修”，其中，后半部分宋高宗、吴皇后游览大涤山一段，是潜说友修改《四朝闻见录》原文而来，字句略有不同，文意未变。

问题在于陆维之年少时的去处，依《咸淳临安志》载：“少以计偕入汴，群法从邀与杂坐”，此处“入汴”，意思是到开封；而依今本《四朝闻见录》载：“少年以计偕入汴郡，法从见之，疑其为仙，邀陆杂坐”，此处“入汴郡”，意思是到下蔡（今安徽凤台）。

翻检后文，陆维之科举不中，乘船由汴河南归。须知下蔡位于汴河以南、淮河北岸，这意味着，如果陆维之的去处是下蔡，首先他不能参加科举，其次他应该渡淮河南归。所以，《咸淳临安志》所载为是，今本《四朝闻见录》乙集“陆石室”条“少年以计偕入汴郡，法从见之”一句，“郡”当作“群”[60]。

第二处是《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第一条，其文大意是：宋高宗与吴皇后、张贵妃游览径山，在他们为龙君上香时，龙君塑像下钻出一只五色蜥蜴，在宋高宗、吴皇后身上攀爬，但是却不攀爬张贵妃，便钻回塑像之下。于是：

妃惭沮，不复有施利。[61]

今本《四朝闻见录》甲集“光尧幸径山”条，这一句作：

妃惭沮，不复有私利。[62]

其实在语意上“施利”“私利”两词皆通，前者指张贵妃不再布施，后者指张贵妃不再私人布施。

然今本《四朝闻见录》甲集“光尧幸径山”条后文有一段未被潜说友抄录的叶绍翁的分析：

蜥蜴亦僧徒以缶贮殿中，施利者至，则嗾蜥蜴旋绕。[63]

既然叶绍翁称宋高宗等人为“施利者”，那么基本可以确定，前文“私利”为“施利”之误，当作“妃惭沮，不复有施利”，仍以《咸淳临安志》记载为优。

第三处是《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第四条[64]，大意是：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知临安府赵师重塑西湖柳洲龙王祠塑像，其中三像分别以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三人相貌为范本。当时韩侂胄、陈自强还在位，台谏官便攻讦遭贬的苏师旦“自貌其像”，按自己的相貌塑像。

然而今本《四朝闻见录》甲集“柳洲五龙王庙”条却记为：赵师分别按韩侂胄、陈自强和他自己相貌，重塑龙王祠塑像，台谏官们攻讦的对象也就成了赵师。不过，鲍廷博在这一条目的按语中也指出，龙王祠塑像范本之一赵师“一作苏师旦”[65]。

那么，赵师塑像的范本到底是他自己，还是苏师旦？因为文中有“自貌其像”之语，乍看似乎是赵师。其实不然，这是台谏官深文之语，用意是强调苏师旦的过失，而不是叙述事实。

应该是苏师旦，理由有三：

第一，这段掌故的根节在于，台谏官不敢冒犯在位的韩侂胄、陈自强，比较来看，苏师旦在开禧二年（1206）遭到韩侂胄贬斥，而赵师身为知府兼安抚使的“帅臣”，所以，苏师旦被台谏官指谪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从事理上看，赵师一向阿附韩侂胄，当时人蔡幼学批评说：“师以媚权臣进官，三尹京兆，狼籍无善状。”[66]赵师塑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像，目的是献媚邀功，但他塑自己的像却成了狂妄自大，这不符合的他的行事风格；

第三，后文指出，三座塑像一直保留，大概因为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苏师旦被杀，陈自强远窜边地，导致“过此皆不识三人者”。与此同时，赵师仍知临安府，也就是说，临安居民不可能不认识赵师，那么塑像就只能是已经身首异处的苏师旦。也就是说，还是《咸淳临安志》引文更可信。

如此看来，十五处引文中的文字分歧，虽然不害文意，但应当据《咸淳临安志》予以校正，即今本《四朝闻见录》，尚有进一步校勘整理之空间。

三、余论

今人对《四朝闻见录》一书的认识和评价，多本诸清人王士禛之语：

龙泉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自甲集迄戊集，亦纂述南渡事迹，其间颇有涉烦碎者，不及李氏《朝野杂记》。二书皆钞本。[67]

此说博得四库馆臣的认同，一如《四库提要》所言：

惟王士祯《居易录》谓其“颇涉烦碎”，不及李心传书，今核其体裁，所评良允，故心传书入史部而此书则列小说家焉。[68]

以上述二说为基础，后世对《四朝闻见录》一书的评价定格为“体裁烦碎”。然该书烦碎原因何在？则历来并无详细分析。

通过前文考索，可以发见：所谓烦碎，实与《四朝闻见录》在成书过程中，出现前后两种版本有直接关系。

一如前述，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到淳祐元年（1241）间，叶绍翁撰成第一版《闻见录》二册。嗣后，叶绍翁蒐集第一版《闻见录》的回馈意见，添写考异、补正，分别加进各集之中。在淳祐元年（1241）到宝祐四、五年间（1256-1257），又撰成第二版《四朝闻见录》行世。这些新撰条目，相互之间本无关系，更有甚者，像鲍廷博按语指出，有些内容还与前面条目出现了重复。这都对全书条目编排本已缺少次序的状况，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加之，《四朝闻见录》书中条目本无标题，到了明朝中期，才被编者拟成条目标题，由于明人难以完全领会叶绍翁的原意，自然不能准确地廓清并概括条目内容，也导致部分条目乱者愈乱。

[1]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8262。

[2]另有清嘉庆十六年（1811）祝昌泰留香室刊《浦城遗书》本，藏国家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台湾地区藏有清文瑞楼抄本、清怡云书屋抄本、清光绪八年（1882）岭南芸林仙馆刊本等。其中，《浦城遗书》本、芸林仙馆刊本，源自《知不足斋丛书》本。而台湾藏两种抄本，应该源自绣谷亭抄本。又《四朝闻见录》元明清版本流变头绪繁复，未免篇幅烦长，另撰他文待刊，本文但以宋本为研究对象。

[3]今人整理本《四朝闻见录》主要有三种：沈锡麟、冯惠民整理《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年；尚成整理《四朝闻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张剑光、周绍华整理《四朝闻见录》，大象出版社，2013年。均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复加校正，并保留鲍廷博校语。

[4]邹贺、李英花《〈四朝闻见录〉史料来源钩赜》，《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第三辑，凤凰出版社，2018年，页79至91。

[5]目前尚无研究《四朝闻见录》成书过程的专门文章，三种整理本对《四朝闻见录》的成书、版本，并未多做解说。另刘艺模《〈四朝闻见录〉研究》，2014年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罗列诸家藏书目录对《四朝闻见录》的著录，未加考辨，更未提及《四朝闻见录》成书问题。只有李英花《叶绍翁与〈四朝闻见录〉研究》，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初步讨论了《四朝闻见录》成书及版本流变，认为《四朝闻见录》甲乙二集先成书，丙丁戊三集后成书。

[6][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真文忠公谥议”，中华书局，2006年，页96。

[7]按“二帙”可指二卷（集）、也可指二册，因为甲集“武林山”条提及乙集“武林”条，乙集“武林”条中又有“丁集”字样，知甲、乙、丁三集同时成书，既如此，叶绍翁就不可能拆出二卷寄赠程公许，故必然是二册。详见下文。

[8]《四朝闻见录》丙集“史越王青词”，页99。

[9]《四朝闻见录》乙集“武林”，页46。

[10]《四朝闻见录》甲集“武林山”，页22。

[11]《四朝闻见录》乙集“武林”，页45。

[12][宋]叶寘《爱日斋丛抄》卷二，中华书局，2010年，页47。另《爱日斋丛钞》卷二引文与今本《四朝闻见录》文辞差别不大。

[13]另《四朝闻见录》丙集《宁皇登位》载：“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陈贵明为跋其书云”，页105。然宋理宗嘉熙（1237-1240）凡四年，无壬寅之年，淳祐二年（1242）为壬寅。无法确定此处是嘉熙之误，还是壬寅之误，抑或嘉熙、壬寅皆误，姑存疑待考。

[14]朱士嘉《〈临安三志〉考》，《南宋史研究论丛》，杭州出版社，2008年，页193至218。

[15][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山川一·山·城内诸山·虎林山》，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影印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页3578；卷六五《人物六·列传四·国朝·潘阆》，页3945；卷六九《人物六·列传四·国朝·陆维之》，页3982；卷九三《纪遗五·纪事》，页4214至4216。

[16]又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藏“[宋]叶绍翁撰《闻见录》一卷，明钞本，线装。书号15225-0012。”若所谓“明钞本”属实，则为现存最早的《四朝闻见录》版本。但书名《闻见录》可能是抄者所题，尚难以断言就是第一版《闻见录》。因未见原本，姑存疑待考。

[17]《四朝闻见录》戊集“秘书曲水砚”，页201。

[18]《四朝闻见录》丙集“贤良”，页117。

^{^[19]}《四朝闻见录》丙集“贤良”，页117。

[20]《四朝闻见录》甲集“武林山”，页22。

[21]《四朝闻见录》丙集“褒赠伊川”，页90。

[22]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中华书局，1957年，页47至59。

[23][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一《辩证类·宋诗禁》，上海书店，2001年，页221。

[24][宋]陈起《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小集》，景印汲古阁钞本，《宋集珍本丛刊》第104册，线装书局，2004年，页296至300。

[25]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己、杂刊本》，《王国维全集》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31至32。

[26]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序》，[元]陶宗仪《说郛》卷五三，涵芬楼百卷本，《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826。

[27]张至龙《雪林删余序》，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七九八二，第34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440。

[28]叶茵《赠陈芸居》，《全宋诗》卷三一八六，第6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38223。

[29]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七《集部·李群玉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361。

[30]《四朝闻见录》甲集“易安斋梅岩亭”，页31。

[31]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页20。

[32]宋末元初人黄震撰《黄氏日抄》，引《四朝闻见录》丙集“贤良”条。[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五《读本朝诸儒理学书·晦庵先生文集·杂学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68。对于《黄氏日抄》的成书时间，自来有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说。若此说成立，则与上述推论相悖。不过，俞信芳考辨绍定二年成书说，认为不可信据，当以南宋末年成书为是。详见俞信芳《<黄氏日抄>九十七卷本出版过宋绍定二年本吗》，《文献》2001年第1期，页278至282。

[33]邹贺、李英花《叶绍翁生平考》，《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页80至88。

[34]《四朝闻见录》戊集“韩势败笑鉴”，页184。

[35]《宋史》卷三六《光宗纪》，中华书局，1985年，页703。

[36]《四朝闻见录》丁集“考异”，页140。

[37]叶绍翁并非出自某一特定学派，他与理学各学派都有来往，应该算作“学侣”。邹贺、李英花《叶绍翁生平考》，《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页80至88。

[38]据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编成的《文渊阁书目》载：“《四朝闻见录》一部五册阙。”其形制虽不详，但明初宫廷藏书多是宋元旧椠，从时间上推测，此本或为元本，甚至可能就是南宋陈起刻本。[明]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卷六《宙字号第二厨书目》，《国学基本丛书》，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73。

[39]《四朝闻见录》乙集“宪圣不妒忌之行”，页60。

[40][元]陶宗仪《说郛》卷三《四朝闻见录》，涵芬楼百卷本，《说郛三种》，页53。

[41]明抄本残卷《说郛》，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A00487，第一册，页22；

[42]明孝宗弘治庚申（1500）抄本《说郛》，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3907，第39册，页51；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钮纬世学楼抄本《说郛》，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2408，第三册，页27。另外，明后期陶珽扩编《说郛》，即宛委山堂一百二十卷本，及现存其他诸本《四朝闻见录》，皆作“极知汝”。

[43][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序》，[元]陶宗仪《说郛》卷五三，涵芬楼百卷本，《说郛三种》，页826。

[44][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序》，[元]陶宗仪《说郛》卷五三，明弘治庚申（1500）抄本，页45、46。

[45]《四朝闻见录》乙集“武林”，页46。

[46]《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页4214。

[47]《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页141至150。

[48]《四朝闻见录》丙集“九里松字”，页123、124。

[49]《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页4216。

[50]《四朝闻见录》甲集“九里松用金字”，页28。

[51]《咸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页4215。

[52]《四朝闻见录》甲集“柳洲五龙王庙”，页32。

[53]《说郛》卷三《四朝闻见录》，涵芬楼百卷本，页63。

[54][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秦夫人淮青鱼”，[清]吴焯绣谷亭抄本，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08262，第二册，页74；[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四集《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99年，页15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