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国之初，科举制度尚未完备。洪武二年、三年曾一度举办过乡试、会试，但因为效果不甚理想，故一度暂停，十几年后才正式恢复。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是明代科举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当年朝廷统一颁布制度，各省纷纷举行乡试，此后三年一考就成为定制，直至明末。正如《明史·选举志》载：“罢科举不用。至（洪武）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 这一年，山东布政使司接到朝廷的命令之后，也很快给下属各府州县发去公文，通知他们安排各自的生员到省城考试。因为洪武十七年是甲子年，后世史料就称之为洪武“甲子科”山东乡试。经过一番激烈的比试，共有四十五位举人脱颖而出，获得了来年到京师参加会试的资格。他们的名字，在《山东通志》中都有记载。
就举人们的籍贯来说，洪武十七年的山东乡试，在地域分布上并不均衡，中西部的府州县考取率较高，东部的登莱二府偏少。尤其是登州府，这次考试，一个举人也没考上。明代山东省的区划比较简单，全省共六府（不算辽东都司），东面三个为登州府、莱州府和青州府，西面三个为济南府、东昌府和兖州府（济宁府）。其中，济南府和青州府，属于老牌的“府”。而东昌府、莱州府、登州府都是明初或改或升，兖州府则是在洪武十八年升为府，济宁府降为州，大致算是取代了后者的地位。从《山东通志》的记载来看，在甲子科山东乡试中，长清县、沂水县、东平州各考中四人，济阳县、莒州分别考中三人，长山县、金乡县、济宁州、汶上县、平度州、昌邑县、胶州、蒲台县、濮州各两人，聊城、高苑、邹平、乐安、潍县、莱芜、曹县、禹城、日照各一人，考中解元的生员来自长山县（旧县名，在济南和淄博之间，后大部分并入邹平县）。
上述州县当中，除了平度、昌邑、胶州和潍县属于莱州府之外，其余地方都在山东中西部（青州府及以西地区）。而当时登州府下辖的八个州县——蓬莱、黄县、招远、莱阳、栖霞、福山、文登和宁海州，一个也没有提到。莱州府虽然有人上榜，但也没有达到平均数（总共考中七人，按照六个府平均，每个府应该是九个人）。尤其是府驻地所在的掖县，在此次乡试也无人考中。实际上，在整个洪武年间，掖县在乡试中的录取率始终是零。一直到永乐三年，当地考生滕宗智才打破了这一纪录（《山东通志》和《掖县志》均有记载。）
而为登州府实现突破的考生，名字叫做周荣，来自蓬莱县，他在洪武二十年的山东乡试中考上了举人。虽然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他中举之后的情况，但登州府上下想必都会放鞭炮庆祝吧。为何明初的山东乡试会出现这样的不均衡状态？从推测来看，这两个原因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个原因是：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平原内陆，文化繁荣程度也更胜沿海一筹。明初的登州和莱州，显然不能与济宁、济南相比。尤其是登州，偏于海隅，在宋代还被视作贬谪官员、流放充军的场所，到了明初，仍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
还有一个原因，或许就与传说中的明初移民有关。明朝之初，登州本土大姓，尤其是在金元时期曾经入仕的家族如于、丛、刁、牟、隋等，很多分支都被迁到外地。同时，又有外地移民迁入登、莱。移民的来源地暂且不论，但他们迁入胶东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养家糊口，而读书入仕显然是个遥远的目标。只有扎根一段时间，经过一两代人的积淀，才有可能有更高的追求。而到了明代中期，正统、成化之后，登莱的“科举人才”开始大规模涌现，未必与此不无关系。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数百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重心逐渐向沿海转移，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也有与经济趋同的改变。如今的山东省高考，烟威青潍的成绩，看起来要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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