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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陈道 到叶县参观始建于明洪武二年的叶县县衙，有一处建筑把我惊得毛骨悚然。 这是一处建于县衙内的土地庙。 叶县县衙是全国仅存的四座县衙中的一座，而且是四座县衙中唯一的明代县衙。 县衙大门之上有黑漆大匾“叶县县署”四字，正中的廊柱上有一幅对联“天听民听天视民视，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过仪门，又一进院，右手有破烂的牛皮大鼓一面，正中是整个县衙的中轴线，顶头建筑是县太爷的大堂，左右两厢为三班衙役的班房。 仪门的两侧，却是对称各有一座单独的建筑，东侧为“萧曹庙”，里面供奉着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西侧为土地祠，供奉着土地爷。这样的建筑形制，是朱元璋称帝之后在全国作的统一要求。供奉萧何、曹参，是要求官吏学习二人的为政之道，为大明江山造福；供奉土地爷，却是因为朱元璋出生在盱眙县一个土地祠内，算是得了天下，不忘本原。如此仪制，可见朱元璋的一片苦心。 听讲解员的介绍，才知道，这个土地祠还有一个功用：整肃法纪。即，土地祠也是大明朝鼎鼎有名的对贪官污吏进行“剥皮揎草”的场所，俗称之为“皮场庙”。 查阅史料，“剥皮揎草”之刑并不见于《大明律》，而是明初洪武十八年十一月，朱元璋创设以法律《大诰》的形式颁布实施的刑罚，适用范围是贪腐官员，将剥下的人皮制成鼓或者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用以警告继任官员，切勿贪赃枉法。 不少人对朱元璋“剥人皮”有认识上的误区，以为朱元璋生性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排列一个历史时间表，就会发现，朱元璋的愤怒，是被贪官污吏一步一步逼出来的，大致的情形是： 朱元璋出身贫寒，自然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登大位之初，他就曾当面警示文武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昵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皆不廉致之也，尔等宜戒之。” 登基第二年，朱元璋和大臣们说：我从前在民间的时候，看到地方官员大多不体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心里真是恨透了。现在我要严格立法，严禁贪污。凡是官员贪污、祸害百姓，绝不宽恕。《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有载：洪武四年，朱元璋针对元末贿赂买官成风、官场腐败的弊端，下令凡官吏犯受贿罪，严惩不贷。之后，连续发生了轰动整个朝野的洪武九年的空印案、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等惊天大案，仅胡惟庸案，诛杀3万人，连开国宰相李善长都没有逃过。《大诰》随之出台，“剥皮揎草”入刑！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剥皮楦草”执行了十一年，到底有多少人遭受这样的刑罚，有人说“十五万”或“二十万”，也有专家表示朱元璋并未执行过剥皮揎草。对此，都只能算揣测，我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记录，地方县志也不见相关的记载。这似乎也是历史惯例，除非是那些著名的受刑者，史料上是不屑于记载他们名姓的，即便是一些家谱，也会替尊者讳，要么除名，要么留白。只是从史料隐约可以看到，第一个被“剥皮楦草”的名将是蓝玉。 眼前的这座土地祠，是否也曾成为“剥皮”的场所？我从朋友那里翻阅了明嘉靖二十一年和清康熙三十年的《叶县志》，均未查阅到相关的记载。 反观整个大明王朝，朱元璋试图“杀尽贪官”的思想贯穿始终，乃至于刑罚不断升级，即便是自己的女婿，他也痛下杀手，怒而赐死，但是，正如被朱元璋诛杀了丈夫的安庆公主，也当面说他：天下这么多贪官，你是杀不完的！而朱元璋面对现实，也不得不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的”。或许，朱元璋也意识到这种刑罚有伤天和，所以在晚年留下祖训：“子孙做皇帝，不许用劓剕阉割等刑，敢有请用者，将本人凌迟，全家处死。” 随后的历史说明，他的子孙并没有那么听话。 明成祖朱棣执政，剥皮升级为活剥，建文旧臣景清、胡闰被活剥碎尸；明武宗朱厚照活剥六个谋反者的皮制成了马鞍；朱由校时期，魏忠贤更是擅用剥皮酷刑，剥皮如家常便饭。 对于“剥皮”的行刑过程，鲁迅先生曾有过相关的考证，记录在他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并感叹道：“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史实表明，“剥皮”之刑的出现，虽然有其渐进的过程，但是，并未阻挡住贪官污吏的步伐，而是短期凝滞之后的大范围雪崩；也没有增加大明王朝国祚，只是与满清王朝大致相当。只能说，“剥皮”对于贪官污吏，空有威吓力，而无断绝力。官场，特别是如同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官场，有着官场潜规则顽疾。每一个进入官场的人，大概都会接触到诸如“不可任情使性、不可恃才逞能、不可埋怨上司无珠、不可责备下属无能、不可志得意满……”等等的潜规则，那些官场“老油条”们会有一大堆的生存秘籍。官场之上，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矛盾；官僚机构自我繁殖和自我持续膨胀的帕金森定律；学会随机应变，因人而异，看风使舵，是机关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好人未必就是好官；窝里人不认可，越往外走越行；仕入官场，每升一级，人情味便减少一分…… 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一句话：“身在官场那个位置上，想不腐败都不行！”就拿明朝那些贪官污吏来说，什么“剥皮”之类，真的不可怕，因为“事发”有偶然性，逮着谁那只是谁倒霉，没逮着，那就发达了，无数贪官污吏通过腐败的手段，通过官场潜规则，无能之辈上位，庸碌之人升迁，那些好处和实惠，远比“剥皮”还有杀伤力。更何况，贪官污吏们总有一种理念，被逮着的，都是“政治原因”进去的，检讨的方向从来不是为官的根本。
其实，在现代文明的视野里，“剥皮”只是充满着野蛮，而且，也不是朱元璋的首创，更不是大明之后就绝迹。 汉景帝时，广川王刘去曾经“生割剥人”；三国时吴国末帝孙皓曾剥人脸；十六国时期，前秦苻生曾经把一些死囚剥去面皮；北齐统治者高氏也有剥人面皮的记录；元祖忽必烈曾下令将罪臣剥皮示众；嘉靖年间海寇首领王艮也是被剥皮制成大鼓；满清时期，僧格林沁和湘军都曾有下令剥皮处死被俘太平军将士的历史。 放眼世界，古希腊有笛子的发明者玛西亚斯挑战阿波罗失败而被活剥；而按照《世界通史全编》记载：“在当时世界‘文明’的国度美国（这里指美国独立前的十三个殖民地），这种种族灭绝政策，来得更加凶残。他们一再提高屠杀印第安人的赏格。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 美国陆军名将谢里丹将军也曾记述了他的管辖地区：“自1862年以来，在我的辖区里至少有八百名男女和儿童惨遭杀害，其被害情况令人发指。男人通常被剥去头皮，肢体分离……” 置于那个“总司令”华盛顿，是否真的穿着人皮皮靴，或许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但是，他在1783年讲述如何从印第安人身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显得非常经验老道，是不争的史实。 倭寇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剥人皮也是史实，电影《红高粱》里剥人皮的镜头是有历史原型的，就记载在《高密县志》；距离这里不远的许昌长葛县，也曾发生过倭寇剥中国老百姓人皮的真实历史事件！ 这些，与美国的那些，与明朝“剥人皮”的明显不同：明朝那个是刑罚，针对的是贪官污吏，美国及倭寇的那个，是战争，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前者，发生在四五百年前，后者发生在近一两百年！
让人毛骨悚然的土地祠，承载着一个不同的历史，让人惊悚之中，不得不思考一些事情。再看向仪门不远的大堂，正中的“海水涨潮日出”图，显得分外醒目。巨幅图画之下，是县太爷的桌案。如果一个县实施了“剥皮楦草”的刑罚，那么，经过防腐处理后制成的“人皮草袋”，是会被悬于衙门官座旁警示官员。哦，如果有的话，就会在那里。 距离大堂东侧不远的地方，有一组建筑群，是叶县县衙的狱房、厨院和知县宅等建筑。据说，那个狱房自始建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这里，有着与土地祠一样的意义，都是国家整肃治理的刑罚之地。
对于朱元璋晚年的哀叹，史学家吴晗曾经说：“贪腐现象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皇帝的一个举措能够根治的... ...虽说，朱元璋手握生杀大权，但是，却无法动摇社会制度。”相对于骨骼血脉，朱元璋剥下的只是一张皮，的确不能算是对症下药。贪官污吏，欲壑难平，找不准根源，莫说剥皮二十万，即便刀天天架在脖子上，逮着机会，一样还会出现贪墨乱权！ 读完本文顺便点下面的“在看”，以资鼓励！您的“转发”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 作者简介：陈道，河南许昌建安区人，道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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