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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苏记】开封府:聪敏愚直(上)

 真友书屋 2020-11-27

宋至和元年,礼部侍郎张方平出知益州,苏洵来到成都求见张方平,他呈上自己所写的《权书》和《衡论》等文章,张方平读后大为夸赞,立即写状给朝廷,保见苏洵任成都学官。但是朝廷的任状一直没有下来,于是苏洵就前往雅州去见知州雷简夫,雷给朝中的韩琦、欧阳修分别写了推荐信,同时又给张方平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讲明:“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问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

张方平也是位奇才,转年苏洵带着苏轼再去拜谒张方平时,张一见苏轼的文章,就大为夸赞,他劝苏洵父子说四川乃偏远之地,不如到京城去发展更有前途,于是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前往首都东京汴梁。

建筑工地临时改为停车场

在苏洵出发前,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推荐信。其实张方平写这封信有些为难,因为他与欧阳修政见不同,但是为了不埋没苏洵父子,他还是写了这封信。欧阳修也是大度之人,当他见到苏洵父子后,给张方平写了封回信,夸赞他“所荐得人”。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真令人艳羡。苏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前往京城需要不小的一笔盘缠,张方平还赠给他们一笔旅费。

历经两个多月的旅途,嘉祐元年五月,苏洵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东京,当时苏轼21岁,苏辙18岁,他们寄住在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此前的一个月,河北发生了水灾,致使商河泛滥,东京城内到处都是水,他们到达时看到的都是救灾的场景。

工地外围墙

这年八月,苏氏兄弟与林希、王汾、顾临、胡宗愈等人到开封景德寺参加举人考试,苏轼考得了第二名,苏辙也考取了举人,这使得二人都有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两个儿子考取举人,令苏洵颇感高兴,于是他开始张罗自己的谋官之事。九月苏洵带着张方平的介绍信以及所作文章去拜见了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大夸苏洵文有贾谊之风,而后欧阳修将苏洵所作二十篇文章一并呈现给朝廷,同时写了《荐布衣苏洵状》。欧阳修在《状》中写道: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

此门不开

这年的重阳节,韩琦在家中摆宴招待朋友,欧阳修有意提携苏洵,他约苏洵同往,并让苏洵在席间赋诗,由此让一些高官了解到苏洵的才能。经过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京城的文人渐渐知道了苏洵父子之名。

嘉祐二年正月初六,朝廷任命欧阳修为省试主考官,同时王珪、梅挚、范镇、韩绛共同主持此界科考,欧阳修又举荐国子监直讲梅尧臣等为编排详定等官。二苏兄弟参加了此次考试,梅尧臣看到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认为写得很好,立即将此卷呈给欧阳修,欧阳修读后也认为写得很棒,他准备将此答卷列为第一名。然宋代考试实行弥封制度,主考官不知道哪封考卷是谁所写,欧阳修仔细看了这封答卷后,他感觉该文很可能是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欧阳修觉得将自己的学生列为第一名,恐怕会遭人议论,于是他将这份答卷列为了第二名。等打开弥封时,方知该文出自苏轼之手。

沿途店铺

此掌故多有记载,比如《诚斋诗话》中称:“欧公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

梅尧臣为什么那么欣赏苏轼的答卷,其主要原因当然是苏轼雄放的文风为梅所喜,梅感觉苏轼的文风有点像孟子那样滔滔不绝。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原因,乃是东坡在答卷中所用的一个掌故梅不了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载: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算命

按照叶梦得的说法,苏轼参加省试时,欧阳修并不认识他,看来那时欧阳修只是赏识苏洵的才能,故苏轼能够考取进士,跟梅尧臣的慧眼识珠有很大关系。梅看到苏轼的答卷中讲到的一个掌故为他所不了解,他拿此文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特别喜欢苏轼的文风,于是将其列为第二名。等到发榜之后,梅尧臣还是疑惑苏轼的答卷中所引的那段掌故,他问苏轼该掌故出自哪里,苏轼想了想跟他说,只是我的想当然,何必一定要出处。苏轼的回答令梅尧臣大感吃惊。

其实欧阳修看到苏轼答卷中的这个掌故时也觉得疑惑,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载: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门前水面

按照此文的说法,当时欧阳修问梅尧臣此语出自哪本书时,是梅尧臣说何必一定要出处,欧阳修认为自己偶然忘了这句话出自哪本书,于是将苏轼列为了第二名。考试完毕后,苏轼去拜谢本师,欧阳修还记得那件事,苏轼的回答也是何必有出处。

但是,《诚斋诗话》中所载为苏轼还是引用一个掌故来说明他敢那么做,是因为已有前人为之:

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正门

苏轼参加科考时敢于自编掌故之事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其实欧阳修欣赏苏轼的答卷,更多的是符合他提倡的新文风。虽然那时宋代已经有了百年历史,但整体上文风依然延续五代的华丽词藻,欧阳修特别反对这种徒有其表而少有内容的文风,为此他努力提倡古文,苏轼所写之文正符合欧阳修的口味。苏轼进士及第后,他给欧阳修上的《谢欧阳内翰启》中说: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

正门前的影壁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年轻的苏轼已经知晓五代文风之弊,故其所写答卷语言质朴,且读来有一气呵成的畅快感。后世认为苏轼写文总能文思泉涌,如滔滔江河般喷涌而出,然他在写答卷时也同样很审慎。宋李廌所著《师友谈记》中载:

王仲疑承事,字丰甫,相国郇公之子也。昔为廌言,东坡公顷应进士举,到省时,郇公以翰林学士知举,得其论与策二卷稿本。论即《刑赏忠厚之至》也,凡三次起草,虽稿亦记涂注,其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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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做为同考官的王珪,将苏轼的考卷带回家珍藏,苏轼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三份草稿并且有涂改之处,看来好文章确实是改出来的。然而《师友谈记》中关于此次考试还有如下记载:

东坡云:顷同黄门公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一日,相国韩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进门第一殿

按照苏轼的说法,当时前来参加考试的人数量很多,某天,韩琦跟客人聊天时说,今年二苏参加考试,而这么多人敢与他们同场较量,真不明白是怎么想的。这句话传后,很多举子纷纷离去,不参加考试者占了八九成。苏轼有如此之说,想来更多是因为他的谦虚。

但是在宋朝孝取进士没那么容易,接下来还要参加礼部的复试,在复试时苏轼考取了第一名。之后还有殿试,三月初五,仁宗皇帝亲赴崇政殿主持殿试,本年参加殿试的考生全部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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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辙均进士及第,这让苏洵很高兴,也许是乐极生悲,正在此时,苏洵接到了程夫人病逝的消息。闻此噩耗,父子三人立即赶回家乡,苏轼、苏辙为母亲守制。

宋嘉祐四年九月,守制完成后,苏洵带领两个儿子再次前往东京,转年二月中,他们到达东京,租一处居所居住了下来。苏洵等待朝廷赐予官职,苏氏兄弟也等待吏部的任职。按照规定,进士授官仍然要再进行考试,考试合格后,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这两个职务均为最低品级的从九品,苏氏兄弟觉得如果赴任的话,将很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二人均辞官不赴,他们想再去参加制科考试。

沿着右路前行

制科又叫制举,乃是沿用隋唐的贡举制度,朝廷设进士科以招揽贤才,又设制科来选拔特殊人才。但是参加制科考试必须得到要员的推举,天章阁待制杨畋推举了苏氏兄弟,同时欧阳修也予以举荐,使他们得以有资格参加制科考试。

省试是定期举行,制科考试则为不定期,是由皇帝下诏才能举行的考试,而考中者均被视为国之大器。仁宗朝的制科共设六个科目,苏氏兄弟参加的是其中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鱼戏

参加制科并不容易,首先是大臣举荐,获得批准后,应试者要选择自己所作的五十篇策论连同大臣的举状呈送给相关官员审读。欧阳修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写出了如下推荐之语:“臣伏见新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博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蠭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

应试者所上策论经相关大臣审读合格后,接下来参加秘阁考试。在宋代,参加制科考试极难,因为每科限定不得超过五人,故无论举荐多少考生,相关官员也只能从中选出五人来应试。而本次考试只选出四名考生,苏氏兄弟占了一半,这四名考生都通过了秘阁考试。

找到了东坡像

接下来还要参加殿试,试卷依然实行弥封。按照宋代制科考试规定,考卷分为五等,但是北宋自建国以来,百十余年从未有人考过第一等和第二等。在此之前考取第三仅有吴育一人,因此说,考取第四等就被录取,第五等就要落榜。最终苏轼考取了第三等,

高阁

苏辙列第四等。欧阳修听到这个结果后大感高兴,他在《与焦殿丞书》中说:“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被任命为秘书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而后苏轼到凤翔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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