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太把中国的礼教、习惯、家庭、名誉、地位看重了。他们都说我现在不应该牺牲（损失太大），不应该为了这一回的事情而牺牲。不过我想我若没有这一点勇气，若想不彻底地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于到这一个地步了。所以他们简直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状，并且不了解什么是人生。人生的乐趣，他们以为只在循规蹈矩的刻板生活上面的。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吃了饭就不应该喝酒。这些话，是我最不乐意听的话.....——《郁达夫致王映霞函》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他的早期作品《沉沦》、《采石矶》等，是他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以后又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他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等，1935年后主要写作以游记、散文随笔为主，行文跌宕多姿。
郁达夫一生结婚三次,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郁达夫子女共有十一人，其中与孙荃共育四位子女，曾有一个孩子早夭；郁达夫与王映霞共育有五个子女，后来两个孩子早夭；郁达夫和何丽有两个孩子。总结来看，郁达夫子女共有八人存活。
孙荃——奉命完婚
孙荃，原名兰坡，小字潜媞，1897年出生于富阳宵井下台门村（荃，是郁达夫婚前赠送给她的命号，语出《楚辞》）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荃字就是根据诗末句点化所得。
1917年20岁的孙荃与郁达夫订了婚。当时，郁达夫正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就读，连着接到家里来的信，催他回家完成婚姻大事。一到家，母亲要儿子立刻结婚，然而，郁达夫在家人的说服下，只同意进行简单的订婚仪式。其实，郁达夫不是不愿意结婚，而是嫌孙荃太土气，不合自己的心意。但是，郁达夫是个孝顺儿子，为了不使母亲太伤心，就采取了一个“拖”字。孙荃是抱郁着三从四德的旧礼教观念，与郁达夫订了婚，便认定“生是郁家的人，死是郁家的鬼”。因此，她不但经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还当起了与郁达夫通讯的代笔人。
孙荃在乡下是个有知识的女性，孙荃的娘家是个工商地主的经济大户和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孙孝贞，是个读书人，志欲报国，但屡考秀才不第，于是抛开诗书，在家经营四厂纸槽和百来亩田地，家境富裕。孙荃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小学集注》一类童蒙书籍。后来又聘请了家庭教师李宴春，指导她读《女四书》与《烈女传》等比较高深的书。这位李先生教学很认真，古文上也很有造诣，加上孙荃的聪明好学，十来岁就能够诵诗吟句了，还能与父亲、长兄吟诗唱和。
1947年孙荃与孩子们合影
郁达夫订婚后再去日本，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有时也写诗。郁达夫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的日记里写着：“接兰坡书，附有诗四首，其〈夜雨〉一首：…颇可诵也。”第二天，郁达夫即给孙荃回信，说：“来诗大有进境。『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碎离人万里心』，佳句也，已欲与文诗相抗矣，”(按：文是郁达夫的名)〈窦雨〉的全诗是这样的：
独坐窗前夜已深，愁怀孤冷伴灯吟。
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碎离人万里心。
他俩鱼雁传书，诗词唱和，以抒离情。后郁达夫为所收孙荃诗歌定名《夕阳楼诗稿》。这“夕阳”两字，实在是郁、孙两位婚姻悲剧的写照。此为后话也。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郁达夫回国结婚。这当然是包办婚姻，爱情的命运与鲁迅、郭沫若相仿，所不同的是郁达夫对孙荃似乎还比较满意。这当然不是爱情，而是郁达夫那多愁善感的气质，感到这旧社会女子也是毫无爱情可言的牺牲品， 产生了由同情而积聚起来的夫妻情谊。这至少能够维持生儿育女的家庭关系。郁达夫曾对结婚的事情提出过苛刻条件，但是孙荃的哥哥却以妹妹的婚姻大事为重，全盘接受，称：“但能回乡完成婚事，一切安排悉依尊意。”他们结婚这一天，果然没有举行仪式、没有证婚人、没有亲戚朋友来喝喜酒、没有红蜡烛、没有礼炮。
郁达夫与原配孙荃
孙荃坐了轿子来到夫家。这天，孙荃正在患疟疾，一会热，一会冷，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满脸通红。可以想象，新婚之夜的冷清。当郁达夫起程准备回日本时，孙荃把一个祖传的钻石戒指硬塞给丈夫，以供应急时用。
郁达夫自日回国后，带着一家到过安庆、北京等地。一九二七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孙荃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痛苦，和自己的儿女相依为命，并立誓不再嫁人。在漫漫长夜中，孙荃断荤茹素，寻求精神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郁达夫长女）回忆说：小时候多少次半夜里醒来，常常听到隔壁小佛堂里母亲的诵经声和木鱼声。
孙荃，这位小脚的旧社会女人，终于念佛吃素结束了她长达八十二岁高龄的一生，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这位守旧女人无辜受到丈夫的抛弃，过着凄苦的守寡生活，在和郁达夫分居之初，曾一度对他十分怨恨，怨他不顾多年的夫妻情分另觅新欢，恨他丢下三个孩子不管，只图自己的幸福。但这怨气和憎恨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淡，尔后便是无尽的思念和回忆。
晚年孙荃
直至看到胡愈之写给全国文艺界的报告《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才知道，已分居多年，杳如黄鹤的夫君早已为国捐躯，血染异国土地。顿时，泪如泉涌，浮想联翩。在她家的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照片，每逢旧历的7月15（富阳乡俗中的“鬼节”），她总要向南天遥望，希望夫君的“魂兮归来，反故乡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祭奠和哀思。
孙荃，对国家，她是一个爱国的公民，对丈夫，她是一个柔顺而识大体的妻子；对儿女，她是严厉而又慈祥的母亲。她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是贤妻良母的典型，更是一个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她不甘自弃，努力自学，想跟上时代。劳苦一生，默默以死。这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哀，也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王映霞——乱世鸳鸯
王映霞是浙江杭州人，生于一九〇七年。她本姓金，名宝琴，是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女儿嫁与金冰孙而生的女儿。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后，就随母亲搬到外祖父家。王二南特别喜欢这个外孙女，让她改姓王，取单名旭，字映霞，成为王二南的孙女。
王映霞于一九二六年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到温州市立第十中学附属小学校教书。这时，正是北伐革命军与军阀部队交火最激烈的时刻，大家纷纷逃命。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身在异地可怎么办呢？幸亏碰到孙百刚，他的父亲与王二南是世家通好。于是，王映霞跟着孙百刚夫妻乘船到上海，一起住在尚贤坊。
这时，北京的孙荃，广州的郁达夫，上海的王映霞，三者之间没有发生联系和矛盾，人生悲剧尚未开始。尤其是王映霞，根本不知道上海等着她的是郁达夫，世间的事情真是曲折离奇啊！
王映霞
一九二七年七年一月十四日，郁达夫到尚贤坊去看留日的同学孙百刚，在那里遇见王映霞。郁达夫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上法租界尚贤坊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我真想煞了霞君。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记着王映霞，“以后当每日去看她”。又记着孙荃写给他的信，“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爱情真不可思议！读着妻子寄来要他谨慎处世的信，却寄情于刚刚在友人家邂逅的另一个女性。对于因包办婚姻而没有尝到过自由恋爱滋味的郁达夫，对于用自己的小说唤醒了千万青年奋起的作家，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是可以谅解的。
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情书
郁达夫是如此疯狂地追求着，而王映霞在校求学时，就曾看过《沉沦》，如今遇到了这位作家，而他又是苦苦追求她，也不免动了心。至少是一开始就很注意郁达夫，觉得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他的前额开阔，配上一双细小的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
郁达夫与孙荃虽然毫无爱情可言，但毕竟一起生活多年，又生了孩子，因此在日记中写着：“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王映霞要下决心嫁给一个有子女的人，而郁达夫则要下狠心抛弃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亦真不容易啊.....
一九二八年四月，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了。相安生活了七、八年，生了几个孩子。一九三三年全家迁居杭州，郁达夫把新建成的住所称作“风雨茅庐”。
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的一枝笔要维持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实在是困难，他只得放弃“风雨茅庐”的享受，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到福州，在陈仪门下任省府参议。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三映霞带领寡母弱子一家五口开始逃难……郁、王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小小的争执不是没有，但是吵过争过也就算了，一九三八年夏天可就吵得厉害了。原因是谣传王映霞与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当时他们住在武汉，王映霞一气之下，坐上车到一个朋友家去了。那朋友是律师，叫曹秉哲，他把王的住处暗暗地告诉郁达夫，使郁达夫安定下来。
郁达夫知道了王的下落，清楚她没去找许绍棣，于是就做了三件事情：首先，去叫了第三厅里的许多同事，到家里来看“情书”，其实就是王映霞给许介绍孙多慈时的几封信件；然后，他又分别给蒋介石和陈立夫写了告状信，要他们管管许绍棣；最后，到《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启事是登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和六日的汉口《大公报》上。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当。汝与某君之间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全账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噪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后在大家的劝解下，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的《大公报》上登了《道歉事》：
达夫前以神经失帝，语言不合，致逼走与某君辟系，及携去缅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淤误会。兹特登赧磬明，并深致歉意。
这次家庭风波之后，一些好心肠的朋友，劝王映霞和郁达夫写一张协议书。书中提到：“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
郁达夫与王腴霞言归于好的协议书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郁、王上船去新加坡。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出版的《大风》寄到了王映霞的手里，她看到了郁达夫写的《毁家诗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撇开事实来看十几首诗，实在是写得清新流利，哀婉动人，是佳作。但是对王映霞来说，实在是太恶毒了。
王映霞关上门，一个人坐了好久，直到晚上，才提笔写下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她深深地透了口气，把这些也寄给《大风》。可以说，是《大风》刮走了王映霞与郁达夫的最后的情分。一九四〇年三月，郁、王离婚了。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里说：
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彷佛是成为一种病态。……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来不可收拾了。
王映霞&钟贤道
离开郁达夫之后，王映霞等到了另一段感情，王映霞晚年回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王映霞后来丈夫），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在郁达夫四十九年短短一生中，受王映霞料理照拂了十二年，应该不算短了。这十二年又是郁达夫在国内生活的十二年，为创造社，为进步文坛作了大量的工作，写了数百篇文章。他在初识王映霞时写的信中说：“一直到我们两人死的时候止，我们死是要在一道死的。”这封信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
“我们死是要在一道死的”山盟海誓没有应验，但是郁达夫在国内最后十二年的家庭生活，还是幸福的，或者说是快乐多烟烦恼的。
何丽有——假戏成真
何丽有于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江联区东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的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她是老三，上面有哥哥、姊姊、下面有弟弟和妹妹各两个。一九三一年何丽有十岁的时候，因为家中太穷，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她送给一位姓陈的，从而改名叫陈莲有，随后被陈家带到印度尼西亚去。成年后，在一家饼干厂工作。一九四三年经别人介绍，与郁达夫结婚，时年二十二岁，比郁达夫小二十五岁。
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后，盟军撤退，女友从军，又一番生离死别。从此，郁达夫隐姓埋名，蓄须改貌，颠沛流离于马来群岛之间，历时三年余。在印度尼西亚“巴爷公务”地方，和朋友合伙开赵豫记酒厂。当时朋友劝郁达夫建立家庭，这样有人照顾，日军也不会怀疑他从中国来。郁达夫表示赞同。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郁达夫与何丽有结婚了。由于何丽有从小家境贫穷，没有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度尼西亚话，而郁达夫的印度尼西亚话说不好，所以，两人很难沟通。但是郁达夫却很满意，大概因为郁达夫长妻子25岁之故，因而对妻子格外关怀、体贴，尤其是当妻子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妻子。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何丽有来讲，感受可谓刻骨铭心。回报郁达夫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
郁达夫妻子何丽有与儿子郁大亚
何丽有曾问及郁达夫过去是做什么的，郁达夫回答说是“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郁达夫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何丽有从不去打扰，甚至连走路都轻手轻脚，让郁达夫能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郁达夫时，何丽有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帮忙“放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中的郁达夫所希冀的。他隐蔽的身份不会因她而暴露。洞房花烛之夜，郁达夫写了四首〈无题〉七律诗，有一首是这样的：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恨，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编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卿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结婚后，何丽有发现自己那个叫赵廉的丈夫有许多书，很奇怪，觉得他像个读书人而不像工厂老板。何丽有伺候郁达夫很周到，郁达夫也很喜欢她，戏称她为“婆陀”，就是傻子的意思，而何丽有叫他“都冈八杂”，是教员的卑称。
在郁达夫一生的最后两年中，何丽有确实是郁达夫生活上的帮手和精神上的安慰，为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两个孩子。儿子叫大亚，讥讽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亚后又名大雅。
一九四五年元旦，郁达夫饮酒后，百感交集，面对着还未出世的孩子，突然立下一份遗嘱。他将印度尼西亚的财产归给何丽有及其子女，将国内的财产全部留给王映霞所生的孩子，却一字不提原配夫人孙荃及其孩子。这是极为耐人寻味的。至少可以这么来理解：他承认何丽有是自己的妻子，但是对王映霞仍然不忘旧情，对她是带有感愧的心态。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终因汉奸告密，郁达夫被日寇诱捕，当天或者是第二天被杀害。就在郁达夫被捕的第二天，何丽有在极度恐慌中产下一个女孩，叫美兰。
郁达夫遇难后，何丽有和两个孩子受到当地华侨的照顾。一九四九年，何丽有在巴东与一小商人再婚，生了两个女儿。
一九六〇年，印度尼西亚排华，由于他们没入印度尼西亚籍，全家迁回中国。当他们到棉兰集合等船时，时人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消息，说郁达夫的末亡人某日将乘船回中国。一时间不少从来不认识的人向她道别，送她衣服、黄金，这些都是在战争年代里得到过郁达夫帮助的人。
郁达夫最后一位妻子何丽有（前排中），1982年与家属合影。
回国后，政府安置他们一家到海南岛的华侨农场定居。不久，小商贩丈夫去世，仅靠何丽有工作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后来儿子工作，大女儿上大学，生活才逐渐好转。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何丽有第一次到郁达夫的家乡富阳，她才感到自己是属于郁达夫的。
何丽有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女儿郁美兰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郁达夫，一个有着传统中国士大夫情结的文人，他在《沉沦》里呼喊，在《胃病》里怒斥。作为一个爱国作家，郁达夫是值得人尊敬的；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多疑的，也是多情的。郁达夫是多情之人，但绝非绝情之人，对于王映霞，他是爱的，对于妻子孙荃，他也是有责任的。
正如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儿子郁飞曾说：
“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致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总的来说，郁达夫一生在用实际行动保护着自己热爱的祖国。若无前辈碧血铺就，哪来如今盛世太平。越是在和平年代，我们越要铭记：历史不能忘却，前辈们不能忘却。正如胡愈之说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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