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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屡屡被一些人“轻薄”，并冠上卖国贼、汉奸的骂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将军生前一再声称“毁誉由人”，不置一词。但笔者认为在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作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士，无法接受“污名化”张学良将军的言论，有还原历史真相、为将军正名辩解的责任和义务。 毋庸否认，“九一八”事变之夜不抵抗是客观存在的，可剖析当时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看似荒谬的“不抵抗”背后，其实有许多被历史尘埃湮没的隐衷，现缀述如下： 一、中东路事件的影响及东北相对空虚，形势所迫无法抵抗 一是中东路事件留下的阴影。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实力，怂恿东北军武力接管中东路。据《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记载：开战前“中央曾云，对防俄事，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军费数百万”。开战后南京政府却口惠而实不至，“一兵没出，一文没拨”，事件最终以惨败收场。该事件不仅使东北军元气大伤，张学良的能力也被全国上下所诟病。此后东北军基本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任，以至于一年后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东北军隔岸观火，不顾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一日三电”、手段尽出，踟蹰犹豫几个月之后才通电“调停”，可见该事件对东北军影响之深远。
▲日军在沈阳城外向中国军队进攻 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在南京政府口头援助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尚且惨败。而“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在没有中央明令和援助承诺，去对抗蓄谋已久、战力极强的关东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言尚有所谓的“铣电”制约，倘若张学良冒然下令抵抗，东北军或许陷入第二个中东路事件，造成更大的牺牲。其惩羹吹齑，也无可非议。诚如张学良所言:“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命退入关内 二是，1930年为制止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之乱，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大部已进驻平津华北地区，东北留守的部队相对空虚，根本无法与武装到牙齿的关东军正面抗衡。张学良与日本有着杀父之仇，但鉴于“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情形，抵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就连英国公使蓝浦生也认为张学良的命令（指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和日军冲突），显示了张的“明智之举”（林振宇著《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 二、实力对比悬殊，朝野皆曰不可抵抗 在国际上面对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弱小一方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而不抵抗，是有先例的。如1939年3月，捷克面临百万纳粹军队的入侵放弃抵抗，德军开进布拉格。1968年，还是捷克尝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苏联联合东德、匈牙利等华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领导人下令不抵抗，“布拉格之春”随之被扼杀。 在中国，“不抵抗”政策也并非始于“九一八”。自八国联军入侵以降，包括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日俄战争”、日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后在山东的杀掠、1928年的“济南惨案”，以及“九一八”后日军在山东半岛的挑衅等事件，中国政府在军事上皆采取“不抵抗”政策。最后列强都会以蚕食中国部分国土或掠取一些利益结束，如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其原因：一是中方以国力之差距，直接对抗无宜，反丧失更多利益；二是中国土地辽阔，列强全面占领的成本太大；三是列强之间相互掣肘。 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日人中村案》第一○四号档案记载：“九一八”事变前夕，即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拍“铣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随即于9月6日，电告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一再强调不可抵抗：“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2年1月21至23日，在上海《时世新报》刊登的《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中，蒋再次指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先总理孙先生言：中国若与日本绝交，十日内便可亡国。”军政大佬何应钦也言：“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政界说法如此，学界也有此心：“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外交委员，以及胡适、李石曾等27名社会名流研究东北问题，出席人士“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可见，当时的“不抵抗”基本是军政界、学界的主流共识，绝非张学良自作主张。唯一例外的是在野的汪精卫，他为“买名复出”而呼吁抵抗。全国庶几皆曰“不可抗”，那种情况下，让张学良以东北一隅之地去独自对抗日本，无异于痴人说梦。 客观地说，不抵抗固然是大错，但不是张学良一人之错！也不该让他一人担责！当然，即使有蒋介石明令和不可抗的主流共识，张学良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抵抗是敌人打到家门时必然的亮剑行为，哪怕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仍有一战之力…… 三、寄望国联，试图做“‘不抵抗’的‘抵抗’” 当记者问晚年的张学良“‘九一八’为何不抵抗”的问题时，张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是不抵抗的抵抗！”这话乍一听没道理，但细细思来，似乎有着鲜为人知的东西在里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马关条约》，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其后，俄、德、法三国为了自身利益，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历史先例在，国民政府是否要循旧例，再找“国联”来调节“九一八”事变呢？ 答案是肯定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郑重声明：“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同年9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次日，蒋介石又在《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再次重申：“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蒋介石等政治人物看来，军事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假若能够用政治手段解决的问题绝不会用兵！但他们忽略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况且当时德意日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容奉行绥靖路线的英法美招惹，“干涉”的结果最终以日本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张学良与蒋介石等人 笔者认为：抵抗虽是“用力量制止对方的前进”，但其中的力量包括武力和政治（或外交）力量两重含义。权衡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下令军事上不抵抗，但在外交上配合国民政府全力以赴，期冀国联解决争端，其意图是“不抵抗”的“抵抗”，希望既把损失降到最小，更大限度地保护东北父老，但其后续演变没有如其所愿，这也是张学良事先所没有意料到的。 四、关东军先斩后奏，张学良判断失误 关于列强在中国的挑衅事件，如“济南惨案”、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柳条湖事件、皇姑屯事件等，当时国民政府皆没有即时军事抵抗，而是采取外交应对，以满足列强一些利益要求，息事宁人。鉴于此，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达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说起判断失误，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也都认为日本短期内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若有也只是局部挑衅行为，所以不能立即反抗，而是应以受害者的形象诉诸于国联，求国联主持公道。事变发生时张学良认为只是局部的小冲突，循以往冲突旧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下达“不抵抗”指令，当时若换他人大概也会如此。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拜会张学良 此外，日本军政界高层也没料到会发生“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朝鲜的日本驻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不能不救关东军”（出自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对“九一八”事变，天皇和首相事先根本不知情，而军部上层希望由他们主导完成侵略满蒙的“大业”，不希望关东军“轻举妄动”。就在事变前，军部特派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传达陆相、参谋总长的指令，让关东军按照“军部规定好的计划行事”，制止侵华事件发生。 但所有人忽视了日本军界的一个奇葩的传统：一些狂热的“少壮派”比较胆大妄为，经常无视上峰指令，擅长以下克上、先斩后奏。如河本大作擅自发动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及后来的诺门坎战役，都是日本军政上层事先不知情的一场场“豪赌”。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激进分子擅自发动的一场“豪赌”。只不过这次豪赌他们又赢了，赢得几乎是出人意料。面对战绩，陆军总部不吭声，天皇也乐于为这次违令行为背书。随后关东军蚂蚁吞象，把事变扩大化，攻占整个东北！ 唯大英雄能本色！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袁崇焕一样，张自忠和张学良也同样受过冤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奉命与日军和谈周旋，为二十九军主力撤离赢得了时间，却成了全国一片骂声中的“汉奸”与“卖国逆贼”。幸运的是，张自忠将军后来有了上战场以一死洗刷骂名、证明自己的机会！而对已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而言，却终成奢望。 可悲可叹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兴存，张学良将军以牺牲大半个世纪的自由为代价，却换不来哂骂他的“国人”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笔者相信，一切“轻薄为文”的指控和哂笑，势必将沉寂于历史的洪流。 作者单位：辽宁省抚顺市元帅林文物管理中心 责任编辑：姚胜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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