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趣事（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艺术家合影。前排坐者为黄永玉，后排左起：张梅溪、祝大年、吴冠中、袁运甫。

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张仃是好朋友。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那么谈得来，我跟在他们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只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来讲去的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

那时，延安时代爸爸的老朋友江丰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徐悲鸿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党委书记说了算。江丰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左翼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鲁迅先生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是要抛弃这些“日薄西山”的老朽东西。

江丰在美术方面也是如此激进，他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

1954年，爸爸和李可染伯伯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任职，这个系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的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可后来又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另外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都能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

为了让原来画国画的教师们可以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自己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的干部)，就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青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就是明确规定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象，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伯伯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都一起画模特儿，真够难为他们了。当然，这和若干年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这些农活儿相比还是要容易一些的。

当时，为了让中央美术学院整体都能更好地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些有造型基础的教授们也参加到这个活动里。像董希文先生、李宗津先生、蒋兆和先生、宗其香先生等，还去了中南海给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样板人物画素描头像。

1956年，北京大雅宝胡同甲2号，李可染（左）与张仃。

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就是在苦思冥想，如何能走出如今中国画的困境，其实也是在思索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李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上的尊重和恭敬那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一样担忧。

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暑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在探求。我想，他们苦苦挣扎地要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是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

爸爸和李可染伯伯要为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争得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末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技法已经成熟到了快要腐烂的程度，已经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而去学习西画，那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这之前，我爸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我党发出的指示性谈话。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这个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第一诗人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又被送去新疆。

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和董希文之子董沙贝儿时合影。

估计我爸爸和李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边走路，边慢慢地琢磨好了。于是，李可染伯伯、我爸爸，还有一位回国不久的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的意境、新的技法，也找到了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

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轰动了中国美术界。但对我来说，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开。

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郑于鹤该走哪条路。我爸爸是个民间艺术迷，他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李可染伯伯家的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她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后来，事实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路，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儿，和他舅舅李可染伯伯一样没有拘泥于师傅的窠臼。艺术的翅膀一旦硬了，就必须自己自由翱翔。

李可染伯伯他们家可以算是中院的北房，也可以算是后院的南房。他家的后窗户开在中院，房门开在后院。小宝是李可染伯伯家的老大，大名叫李小可。如果说沙贝像是孙猴子，那小宝就是憨憨厚厚的沙和尚了。他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五短身材结实有劲儿，难怪后来他一度成为“解放军叔叔”了。他的妹妹叫李珠，后来黄永玉叔叔搬来了以后叫她“胖妹妹”。那时候叫你一个胖字，透着亲切，透着喜爱。现在谁敢用“胖”来称呼一个女孩，她准跟你急！他家最小的是小弟，大名叫李庚，人虽小，一肚子鬼聪明。

张郎郎作品《可靠夜伴》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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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先生就在这个房间里画画，写字，同一张桌子也经常用来吃饭，在这张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地窨子。据说，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地窨子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现在地窨子成了李可染伯伯的美术用品储藏室。我们都去过那个地窨子里看过，那里边散放的有收集来的字帖、画卷，也有李可染伯伯自己的笔墨等。后来，民主德国的总理来探访过李可染伯伯，并送给他许多精装的画册，好像从那以后，地窨子才放了书架。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孩子们都喜欢疯玩儿，但同时又着迷于“神秘”的事情，像小宝家的地窨子，像黄永玉叔叔家的美国短波收音机，像我们家在修房的时候，地下也挖出来电瓶、电线、战刀等军需物品。所以，他们之间一会儿传说，这个院子原来是日军的一个秘密据点儿，一会儿又传说，这里是我党的一个地下活动中心。连这么个院子，大家都可以发现这么多神秘的东西，也许就是这些孩子的想象力太强了。后来，我进了育才小学，在先农坛里，那神秘故事就更多了。可能多数孩子在心理层面上都是属于“喜神秘、好幻想”的，“大雅宝”孩子们的想象力，超群翱翔奔逸，生活里外都是童话。长大了以后，每天面对现实备受磨炼，慢慢地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区西什库后库。路过李可染伯伯的画室时，感觉房间里的灯似乎就没关过，他和黄永玉叔叔每天都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永玉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李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可染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的时候就一定要握紧笔。” 也许，只有在深夜和清晨人们都安静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全神贯注，才可以把笔握得更紧。李可染伯伯笔耕多年，一直在体味着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

本文选自张郎郎文集《郎郎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