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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巴金”这个笔名，最早见于1928年、1929年《东方杂志》刊发的《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和小说《灭亡》中，从此流行起来。 一个普遍现象是，文人给自己取笔名总有些寓意，尤其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那么，“巴金”这个笔名有何寓意呢？从公开的材料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本人未就笔名公开解释过，倒是同时代的作家林语堂曾在私底下说过：“巴金”就是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首尾字。这种解释很符合逻辑，也很有道理，因为巴金当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灭亡》这个小说充满了无政府主义色彩，所以人们就此相信了这个解释。 但是，到了1957年9月，巴金在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说，自己取了克鲁泡特金的“金”字；“巴”字，是因为一个叫巴恩波的朋友（“并不是知己朋友”）的自杀，自己重视友情取了“巴”。这个解释中，巴金承认笔名中取了克鲁泡特金，但未提及与巴枯宁有关。1958年3月，在《谈<灭亡>》一文中，巴金没有提及笔名中的“金”取自哪里，仅仅说“巴”字来源于“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投水自杀，自己很痛苦，取“巴”字以示纪念。类似的说法，巴金在80年代回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时再次予以重复。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巴金同在80年代接受陈思和采访时，又否定了笔名取自克鲁泡特金的“金”，而是说听取了一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而采用“金”。 那么，“巴金”这个笔名到底寓意如何呢？或者说巴金本人的说法到底该信哪一个呢？ 一个基本常识是，言说都有一个语境问题。限于材料，不好考证巴金本人在1949年前是否做过公开回应，所以重点就在1957年那次，因为这是“第一现场”。巴金在第一次回应中，承认了“金”取自克鲁泡特金，“巴”取自巴恩波，但结合1958年的说法，巴金又说自己跟巴恩波并“不熟”，这相当于否定了他1957年说的“并不是知己朋友”，因为“不熟”与“不是知己朋友”之间，就情感程度而言，是有很大差距的。如果巴金此说属实，那他所谓“使我痛苦”就缺少了情感基础，因之取笔名时联想起“巴”，就有些牵强，至少有违常情。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巴金积极响应，连续撰写了《“鸣”起来吧！》《“独立思考”》等十几篇文章。后来，巴金感受到了压力，对自己此前的“莽撞”后悔不迭，于是赶紧写了六七篇表态文章。二十多年后，巴金在《再论说真话》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心有余悸：“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试想，在这样一种紧张氛围之下，巴金在写给彼得罗夫信中的话，可信度有多高？ 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也因为巴金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这样的环境，不妨再将镜头扩展一下。早在1949年“文代会”召开不久，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就在一次北京青年团的讲座中批评巴金“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无政府主义革命。 压力之下，巴金在公开场合所讲的话，又有多少保留和掩盖？不妨再举个例子。他在1933年《读书杂志》第3卷1期发表《巴金自传》时说：自己1905年秋季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旧官僚家庭”，但到了1958年《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的检讨中就改成“官僚地主家庭”。或者看看巴金在1958年谈《灭亡》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与1929年初版时不同的是，他一边强调自己曾经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受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一边批评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成事；还一边不忘强调自己对无政府主义“不曾消化”“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巴金除了谈到自己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外，还提到俄国十二月党人、俄国民粹派、莉莲·伏尼契、斯捷普尼亚克、妃格念尔、赫尔岑等，却单单没有提巴枯宁，这多多少少让人有些疑惑。 1958年、1959年，也许是巴金比较难过的一段日子。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间，公开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将近一百篇。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关系好的上层领导的斡旋，周扬也说，批判是群众中来的，不是官方示意布置的，劝他不要多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淡化自己曾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避免提及像巴枯宁这样的人，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巴金”这个笔名，寓意究竟如何，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一些作家名人在特定的复杂环境下说的话，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以避免因盲信其本人的话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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