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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接到了朝廷的一道上谕，要求他前往天津处理一起案件。曾国藩此时是直隶总督，又已经垂垂老矣，没有特别棘手的事情，清廷也不会特意颁旨，这起案件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所谓天津教案，是在当年五月的天津，发生了不少儿童失踪案，后来有人发现当时外国人开办的育婴堂每天都有不少死婴处理。因此，引得了很多人的围观，发现那些死婴都被草草埋葬，十分凄惨。此时，就有传言说西方人开办的慈善机构育婴堂都是用迷药拐卖小孩，用以挖心制药。 这自然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恐慌，一时间天津城里人心惶惶。后来，有人捉拿了用迷药拐卖幼童的罪犯武兰珍，到官府审讯时，又牵扯到i加入法国教会的教民王三。这下百姓的怒火全部发泄到洋人身上，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门被打死在街头，大卸八块。 另外，愤怒的天津市民，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又杀死了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不少外国人的建筑物、居住地也被疯狂的市民焚烧。此时，百姓如同杀红了眼一般，而西方人在中国晃晃不可终日。 本来这案子是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来处理的，但是此人是个彻头彻底的庸才，查来查去也没有个明白。他只好向朝廷求援，慈禧也知道崇厚办不了事，这才让曾国藩出马。 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极其棘手，已经闹出了几十条人命，而且涉及到外国使官，再加上他已经年老体弱，精力实在不济，本不愿意前往。然而，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也没有办法，甚至在临走之时，还给两个儿子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信。 这事情并不复杂，曾国藩来到天津后不久就查出了一个水落石出。原来，育婴堂本来收养孤儿，而且付给送来孤儿的百姓一定数量的钱财。人贩子就动了歪脑筋，将拐卖而来的幼童也送过去。育婴堂难辨真假，一一接收，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以为是用钱买小孩。 更糟糕的是，当时天热，育婴堂收养的孤儿中本来就有很多是因为疾病而遗弃的。因此，每天死亡的婴儿数量不少。造谣者信口开河，连所谓的教民王三都查无此人。 案情并不复杂，但处理起来却是万分为难。当时俄国、法国、英国的军舰已经逼近天津港，扬言如果清政府的处理如果不能令他们满意，先炸平天津，再攻打北京。偏偏朝廷之中有人立场强硬，坚决主张一战。 曾国藩知道洋人的厉害，也知道此事曲在百姓，他不敢向外国作战，便听信崇厚的意见，以强硬的手段弹压百姓。他发布了措辞强硬的《谕天津士民》，对天津百姓大加指责。随后，又宣告此事与育婴堂无关，并与法国商定以“一命抵一命”的方式处死为首闹事的18人，充军25人，还将天津知府、当地知县也发配充军。 此外，为了平息法国征服的愤怒，清政府还要赔款46万两白银，并且派崇厚去法国道歉。以法国人的脾气本来不愿意同意的，只是因为他们爆发了普法战争，无暇东顾，也就接受了这个方案。 此事确实不好处理，弱国无外交，何况当时责任确实不在育婴堂。曾国藩所做没有大错，但当时舆论大为不满。上上下下都痛斥他为卖国贼，苦心经营一生的曾国藩清誉尽失，他自己也感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只有丁日昌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
曾国藩积累了半辈子的形象，瞬间坍塌，朝廷将他当作替罪羊，换李鸿章处理此事，而将他改任为两江总督。他虽然捡了一条命离开天津，一年多之后还是气郁交加而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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