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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是武汉某家医院副主任医师。1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他一直在医院一线工作，先是到发热门诊支援了30天，又在隔离病房支援20天。现在，隔离病房病人减少，他又回到医院门诊支援，主要负责分诊患者，为他们安排住院和治疗等事宜。 3月20日晚，我采访了他。他跟我讲，现在武汉新增人数清零，支援队伍陆续踏上归程，但当地医生的战斗仍未结束。他们还在继续，并没有时间去看樱花，还得守候出院康复中的患者并救治非新冠肺炎患者。 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摄影陶轲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还没那么快能够放下 采写/吴美芬 如果我们不做，谁又去做呢 我从1月20日开始进入抗疫一线，期间只休息了一天。那天还是因为要隔离，被迫休息了一天。第二天经检查说我正常，就又回来上班了。我停不下来，始终觉得事情没有我去做，做不成，不放心。 那时，病人像潮水一样涌来，一个又一个，根本看不完。你在那不停地看诊，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当然，不是我们一家医院人多，而是武汉几乎所有医院都处于饱和状态。 一开始，因为没有特效药，所以很多病人在一家医院看了不放心，又跑到另一家医院去看，跑来跑去地，只为了心里安心一点。可他们在医院之间倒腾的过程中，看到那么多家医院都排满队，人满为患，就更恐慌了。 我最初是在发热门诊，看的大部分是新冠肺炎的病人，发热门诊一天的接诊量最高有300多个病人，在一个轮班内，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不断地问诊、开检查单、开药。所有医护人员都忙，有的忙到顾不到家庭，家人受感染了，都不知道。有的家人受感染了，也没时间回去照顾。 我们科室有个年轻医生，工作才两年。她一家4口人，有三人感染，包括她的爸爸和先生，以及在武汉另一家医院工作的妈妈。有一天，她哭着打电话来跟我说，想撤出隔离病房的工作，回家照顾她老公。因为她父母受感染去隔离了，没人在家，她老公癫痫发作，摔倒在地上没有人管。她想退出，但是又觉得有点愧疚，她来咨询我意见。 我那天忙得都没力气了，好多病人在等着看病，实在没有办法陪着她一起哭哭啼啼，或者劝慰她。就只是跟她说，“你是医生，决定留下，不代表你比别人更伟大；你为了家人选择退出，也不代表你比别人更渺小。” 疫情当下，我们没有很多时间犹豫，它需要年轻人快速成长，学会自己做决定。最后，她选择留了下来。 我知道，病人多，对医护一线年轻人的心理冲击很大，他们都很害怕。我记得刚开始，需要安排临床的医生上发热门诊一线时，我们科室有位女医生说她当天下班回家，整个晚上瑟瑟发抖，睡不着觉，在被窝里哭。在年轻医生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多。 可没办法，如果我们不做，谁又去做呢？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带着他们去做，慢慢地把他们的心灵磨练得强大起来了。 你想，一个年轻医生一个班诊治100多个病人，参与5-6次抢救，还要不断地跟病人的沟通，而且很多病人在他面前哭闹，他需要一边看病一边安慰病人，他能不成熟吗？所以现在叫他们跟着我在隔离病房做检查和分诊，他们都没啥感觉，成熟多了。 我相信，经过这次疫情，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和半年以后才走入岗位的年轻，会是两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医生。因为他们会比平常更快地锻炼出来，在困难和选择中保持医生的冷静和判断力，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很多人说，我们医护人员付出了很多，其实这是一次大事件，我们在这个事情里只是个小角色。我们医生总是在干治病救人的活，只不过这次治的新冠肺炎，需要穿着隔离服，进入隔离病房，工作强度比平时大一些而已，本质上跟平时的工作差不多。 现在我发现，其实我们医生跟电影里那些表现得很伟大的人一样，在平常生活里都是普通人，我们的很多行为是出于职业的职责。 刚开始，我们医院一位医生感染去世，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工作。他当时住院是我送进去的，那时病情还不是很严重，是自己走着去病房办住院的，几天后，他就走了。这对我的震撼很大，觉得生命好如此弱，病毒好可怕，居然几天就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消失掉。那些天，我在不断地想，那几天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自己会不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做这一切到底是值不值得？ 我老婆也是一位医生，有时候她看到我在医院过于拼命，不太顾及自己的安危，也会生气。有一次，病人需要抢救，我来不及戴防护面罩。回家后，我告诉我老婆，她就会说我这样做感染的几率太高了之类的。但那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看着活生生的一个人不马上去救，还慢吞吞地去戴面罩，这样的话，那病人肯定死了。没办法的，我做都做了，一直说也没用。所以，我们偶尔会吵一下。等到她那样做了，我也是一样的，也会说她。我们都是当时做了没害怕，事后想起才觉得怕，直到几天后发现没有感染，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我同事的先生是个妇产科医生，在疫情早期，他和教授一起给一位疑似孕妇做手术时面屏和护目镜起雾，看不清。他和教授就决定摘下面屏和护目镜继续做手术，手术成功，母子平安。后来做CT检查，显示他的肺部有轻微感染。 在那样的情况下，拿下面屏和护目镜面临的是一个生死的选择：摘下护目镜，自己可能会感染可能会死；不摘，孕妇母子俩可能会死。因为当时武汉已经有医生感染去世了。如果我是他，我会犹豫。我想他肯定也有过纠结。这种纠结不是一句“感人”就能描述的。 这个医生我很熟悉，他平时就是个很普通的人，不是那种形象很高大上的人。他下班了会跑到外面打麻将，也会为了为了跟老婆出去玩，把小孩送回老家。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在那样的情况下做出了摘下护目镜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这样做，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总之，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不是一个冷血的机器，面临生死选择时，也会有人性挣扎的一面，不可能不犹豫地就为别人牺牲生命。我们不能一直鼓吹医生是英雄，而不去看医生是如何成为英雄的。 鲜花、掌声、欢呼都是暂时的 现在，人们以为新增清零了，支援队伍撤离了，医生就可以放下这些东西，去看樱花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在面临着其他更大的难题。我还没那么快能够放下，还要继续为新冠康复患者做康复治疗，还要守护这1000多万人的健康，包括健康人的健康和不健康人的健康。战斗还在继续。 实际上，疫情的结束不是从1马上就到10的过程，而是1+1再+1，一步一步加上去的过程。我们现在还在做不同的事情，促使武汉和中国一步一步地向好。 刚开始，疫情爆发最严重时，新冠感染患者多，没有地方收治，武汉市很多医院被转为新冠定点医院。我们医院的床位也全部转为定点床位，大部分门诊处于停滞状态，医生不干别的了，只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现在新冠患者减少、出院、转移了，我们需要重新接收非新冠患者。 接收非新冠患者并不难，直接给他们看诊就行了。难的是接收那些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患者，或者刚治愈出院正在隔离点观察的患者。他们虽然经过几次核算检测呈阴性，达到出院的标准，但不保证他们完全痊愈。实际上这部分人的康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治疗是需要我们处理的一个问题。 我们武汉几万人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里，这类人是很多的，且大多数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本身就有基础病，经过这次感染，原有的心脏病、高血压、肾脏衰竭等疾病就更严重了。例如有的病人暨处于的新冠肺炎康复阶段，又急需做肾透析。他们在隔离观察点出现状况，隔离点没法救治，就需要送到一个处于新冠定点医院和非新冠医院之间的缓冲点来治疗。 我就是在负责这个缓冲点的接待工作，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店小二一样，迎来送往。首先分辨送来的患者是否符合住院标准，确定后还要跟各个科室协调安排床位给他们住下。那些养老院没人管的老人，还要密切家属和社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帮他们办理住院手续，处理医疗费结算等。我作为医生可以看到国家对这些患者的关心，政府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救治他们。对一些特殊的群体，尤其无法生活自理独自居住的老人，政府也请了护工来照顾他们。 这次疫情，政府确实付出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也被关在家里面两个月，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大人小孩都要被憋疯了。 当然，其他非新冠患者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原本正常的医疗秩序被打坏，很多急需做治疗的非新冠病人在这段时间里，病情加重了。 怎么去修复社会上这些人群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我们医生也需要缝合身上的伤口，需要时间去慢慢抹平受创伤的地方。并不是说，战斗结束了，马上就可以欢欣鼓舞地开Party了。 况且，国外的疫情越来越汹涌，我们还要防范境外输入。所以说这些鲜花、掌声、欢呼都是暂时的。现在是地球村，如果疫情不断蔓延，我们还是逃不过。 我们中国是大国，有大国的责任和担当，我们不仅需要在物资上帮助其他国家，还需要走出去帮助他们。毕竟我们曾经站在疫情一线，最先接触和打败新冠病毒，我们最有经验，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准备。 文中图片来自：摄影师陶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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