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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傅 刚 采访人：冉雪立 采访时间：2020年10月5日  图一：傅刚在办公室中 受访人介绍： 傅刚，1956年生，1996年至1998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完成博士后研究，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国家一级学会）、先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萧统评传》（合作）《〈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等。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工作。 采访人介绍： 冉雪立，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文献。 冉雪立：傅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是1996年来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随后留校任教的。在此之前，您已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并在社科院文学所读博。能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年是怎样选择了古代文学研究，又是因为怎样的契机而来到北大中文系吗？ 傅刚：我最早对古代文学研究感兴趣，应该是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了。我是1977级，那时候刚经过文革，大学生们都特别痛恨不讲知识、夸夸其谈、空话连篇的风气，所以进大学之后都倾向于选择一些比较扎实的学问。在这种背景下，古代文学在当时是中文系非常热门的方向，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课下学习小组，大家开展课外学习，再请老师指导。大学毕业后，我参加研究生考试进入上海师范大学，跟随曹融南先生学习古代文学，从此就算正式进入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上海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学院，虽然是地方院校，但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曹融南先生以外，古代文学方向当时还有马茂元、章荑荪、商韬、陈伯海等诸位先生，他们的研究都各有千秋。我从1983年进校，1986年毕业留校，又一直工作到1993年，在上师大读研、工作的十年，收获是非常大的。但随着自己的学习、研究逐渐深入，慢慢感觉到自己在学习上还有很多不足，就想进一步深造了。当时考博士，我最想选择的是两位老师，一位是复旦的王运熙先生，一位就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曹道衡先生。这两位学者，写文章非常真实、朴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写，文章没有空洞的题目和话语，都是研究中的新发现。同时，我读研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个时段的历史、思想和文学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新鲜感和冲击力。1992年报考王运熙先生，结果考试时看错了题而落第。第二年又报考了曹道衡先生，考取后就来社科院文学所了。  图二：2018年，傅刚在《曹道衡文集》出版座谈会上 曹道衡先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笃实的、学术研究成绩最好的一位文学史研究大家。曹先生指导学生，不是泛泛讲解，而是先提一些基本要求，我们自己做过研究后，再和他交流、讨论。我最大的体会是，任何时候我向曹先生提问题，他总是能够举出材料来作为解答。也许某个问题他的确没有考虑过，但是他会马上举出跟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来作解释。曹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恭守礼，对学生也极为提携，这是我作为学生的深切体会。 1996年博士毕业后，我又申请来北大中文系跟袁行霈先生做博士后。袁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我的研究有所了解。向中文系递交申请以后，我去拜见袁先生，袁先生就问我《文选》版本方面的问题。他对版本方面比较了解，所以问得很到位。我在博士期间对《文选》版本作过调查，所以还算熟悉，大约我的回答也令他满意，袁先生就同意接收我随他作博士后研究，两年出站后就留校任教了。  图三：1995年曹道衡先生在郑州主持“第一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与王运熙先生及他们的学生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王运熙、曹道衡，后排左起依次为：傅刚、刘跃进、汪涌豪） 冉雪立：老师，您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昭明文选》的研究，侧重于从《文选》的成书时间、编纂体例、文学观念等等着眼，博士后的成果则是对《文选》版本的系统研究，这在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都是很新颖、独到的选题，现在看来可谓前沿。请您为我们谈谈是怎样确定了这样的选题，曹先生、袁先生对此有着怎样的指导？ 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这个题目是曹先生帮我定的。考博士生前，我本来想做一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研究，但曹先生建议我研究《文选》。当时中国《文选》学刚刚恢复研究，《文选》学第一次会议是1988年召开的，我入学的时候已开了两次《文选》学国际学术会议。“五四”以后，《文选》研究出现了很大的空白，在这个背景下开展《文选》研究，就有必要对很多基础问题，像刚才提到的作者问题，成书时间问题，编辑体例问题等等进行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这些问题在当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还没有综合的研究，对前人观点也缺乏考辨，因此曹先生就布置我做一个深入总体的探讨。 我的专书研究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先把版本的情况搞清楚，这样才能让自己对理论研究部分感到心安。因此，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对《文选》版本进行了初步清理和研究，所以在博士后阶段就以《文选》版本研究作为研究的题目。在这方面，袁先生对我有很多帮助。大家都知道袁先生诗歌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其实袁先生在北大留校以后，就协助林庚先生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他自己也做过小说的版本研究，所以他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也很重视资料的建设和文献的考索。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来北大做博士后的时候，袁先生的研究重点逐渐从诗歌理论转移到文献方面了，他自己就做了陶集的笺注，以及陶集的版本研究、陶渊明的年谱考订等等。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可能正好和袁先生当时的一些学术布局和考虑契合，因此他很支持我选择的题目。  图四：2018年，傅刚（左一）在北京大学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冉雪立：您在《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版本研究上都有重要的突破，但我们知道，无论是《文选》还是《玉台》的版本问题，在当时都已经不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当时是怎样具体地收集和考辨材料，最终取得结论上的重要突破的吗？这种研究方法对文学史研究有着怎样的启发？ 傅刚：以《玉台新咏》为例，其实可以看我《〈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的后记，我已清楚地把自己的研究历程做了交待。我的版本研究其实都是基于文学史研究展开的，目的是服务于文学史研究。我认为文学史研究中最能体现版本重要性的就是《玉台新咏》。因为《玉台新咏》现存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研究者选择哪一个版本，就会有不同的文学史结论。比如选择明代通行本，就会得出《玉台新咏》编在南朝陈的结论。更有甚者，引申发挥以为编者也不是徐陵，而是陈后主妃张丽华。而选择明末赵氏覆宋陈玉父本，就会得出《玉台新咏》编在梁时的结论，对萧纲命徐陵编《玉台新咏》及当时流行的宫体诗风也能作出合理解释。我是2000年开始作《玉台新咏》研究的，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的研究，以及中国大陆学者沈玉成先生、刘跃进先生等人的研究。兴膳宏先生根据《法宝联璧序》等材料提出《玉台新咏》编于南朝梁中大通六年，兴膳宏先生的研究资料翔实，考订缜密，结论令人信服，沈玉成先生认为是铁案。但兴膳宏先生的研究是建立在赵氏覆宋本基础上的，他没有就版本问题进行研究，这就为刘跃进先生从版本研究上提出相反意见留下了空隙。刘跃进先生站在明代通行本基础上，认为此书应该编在陈时。这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涉及到这部书许多重大问题，如编者、编辑时间、编辑体例、编辑目的等等，不同的版本系统，这些问题的结论便不同。我当时比较全面搜集了《玉台新咏》研究中相关资料，查阅了各种版本以及史、子、集诸书，尤其是据冯舒、冯班兄弟所抄陈玉父本以及宋代晏殊所编《类要》，发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唐宋时期《玉台新咏》材料，比如我从《类要》中发现了二十多条与《玉台》直接相关的材料，最终证明了赵氏覆宋本更接近徐陵的原貌。站在这个立场上，对解决《玉台新咏》的编年、体例和目的等问题就非常有自信和有依据。  图五：傅刚作报告《〈玉台新咏〉研究的进程与反思》旧影 冉雪立：这个例子真是很好地为我们展现了穷尽式掌握和考辨材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除了传世典籍，这两年，您在做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时候，对出土文献也很关注，同时也参与了北大汉简《反淫》的整理，您能给我们谈谈整理经过和您使用出土文献开展文学史研究的心得吗？ 傅刚：出土文献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出土文献在古代文学领域受到重视还是有一个过程。出土文献研究应该是一个专门的、综合的学问，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我们与专门出土文献研究者是不同的，但是，作为重要材料，我非常重视出土文献的价值。所以北大汉简出来后，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中心邀请我参与整理《反淫》一篇，我非常高兴参加。这篇文献和《七发》接近，是七体产生之前的文学作品。整理过程中，文字注释方面的工作我请了我们系的邵永海教授一起参加，他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注释主要由他完成。整理期间，整理小组几乎每周都开会讨论，历史系、中文系、考古系学者聚集一起，互相讨论，对自己是非常大的提高，收获非常多，这也是北大特别的地方。我以前也参加过由袁行霈先生主持的《中华文明史》和《新编新注十三经》的工作，也是这样的模式，中文、历史、考古、哲学四系学者共同参与，一起讨论辩难，多学科综合研究，似乎也只有北大才能做到。 通过对《反淫》的整理，我对以前考虑过的赋文体的起源问题又加深了认识，完成了《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一文（文章收入系庆论文集）。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从前的文学史研究基本都是直线式的思考，认为楚辞发生在战国时期，汉初的人肯定受到楚辞影响，因此汉赋直接源自楚辞。但我读史料发现，在汉武帝以前楚辞还未对北方文人的写作产生影响，北方流行的应该是秦杂赋一类俗赋，产生于楚地的《楚辞》，汉初还只局限在楚地，至武帝时，枚乘等南方辞赋家北上梁地，他们的写作才与北方的文体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新文体—汉大赋。我对这个发现还是很满意的，认为基本解决了赋的起源和汉大赋文体成立时间的问题。 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研究，我理解古代文学就是以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我是反复给你们学生强调的，因此，我的文献研究也都是为了解决文学史问题而开展的。但是，文学史问题不是光靠着从书中搜集一些简单的材料来进行理论思考就可以的，很多材料都需要重新梳理和辨析，同时对前人研究的结论要有充分了解。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像曾国藩治军，要扎死寨、打死仗，也就是说你的资料准备要充分。在文学史研究里，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材料方面不能放松，至于你做到哪一步，那是你的能力问题，但做和不做是你的态度问题。其实，从材料来出发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前人的观点，限于当时材料和角度的局限，是有一定问题的，这样你就会有一些新看法，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 冉雪立：文学史研究之外，这些年您还有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春秋左传》校注与整理”，这是咱们系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的最新进展吗？ 傅刚：这个项目本来不在我的学术计划之内，因为研究《左传》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因为袁先生主持了一个《新编十三经》项目，他希望我做《左传》校注，我也只好接受了。其实从接受下来到开展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因为校注不是理论研究，它不像一般的集部校注，因为原属经学，所以不仅涉及到字词解释，还涉到经义，所以难度极大。《左传》的校注，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无疑是一个学术高峰，如何在杨先生校注的高峰之后再出新注，这是很考验人的，当然是我一直努力的地方。 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综合前人的意见，弄清楚不同观点和提法的前后关系，尽量能够梳理出一个学术线索，做一个清源的工作。我把校注的基础工作定在先完成《春秋经义会通》上，即对历代经学研究做一个清理和判断。目前作了一部分，感觉在《会通》的基础上再作校注，就比较有信心，也更有依据。 我自己负责的校注和经义会通以外，这个项目还涉及对《左传》版本、书目的研究，由张丽娟、罗军凤、刘成荣、袁媛等老师负责，他们的成果已经陆续出版，大家也可以关注。  图六：2019年，傅刚在国家图书馆主讲“风雅·风骨·风趣——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作讲座”第二讲：《〈左传〉如何读》 冉雪立：谢谢老师的介绍。今天您为我们谈了不少在北大的读书、科研和教学的经历，您的老师曹先生、袁先生也都曾在不同时期在北大中文系工作和学习。最后，可以请您为我们讲讲在北大中文系工作的主要体会，以及对我们现在中文系同学的建议吗？ 傅刚：北大无疑是国内最好的大学，北大中文系也是我们国内最好的中文系。因为她学科齐全，每一个专业和研究方向，都有在学术界知名的学者。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北大中文学科的积累是深厚的，也是有传统的。传统不会十年二十年就形成，它必须要经过一代一代学者的积累，他们的成绩、方法和治学态度都会传承下来，形成了学科的历史积淀。北京大学在一百多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就是兼容并包。当代北大又提出了新口号：守正创新。我在这里再说一遍，这个口号最先是袁行霈先生提出的，原来是“守正出新”，后被改造为“守正创新”。我们中文系也当然秉持北大的传统和风格，不仅在研究上可以显现出北大学者的气象，在各系学者组成上也能见出。比如我们系教师的构成，有很多人本科甚至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外校读的，这样构成的好处是，能够使不同学校的研究风格集聚到北大，在这里百花齐放了。北大是大熔炉，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学校的学者进入北大以后，也很快融入了北大，为北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过，也要提到的是，融入是一个过程，有些学者在进入北大初时，可能还不适应北大的学风和传统，这是需要尽快磨合的。我来北大比较晚，进校的时候，袁先生就跟我说，你要尽快融入北大。我当时对这句话的体会还不是很深入，时间长了以后，我才体会到，所谓的融入，就是我要变成一个北大中文人。北大中文人是什么样？就是要自信，要有北大中文人的风骨，这很重要。近些年，学术界有一些不好的风气，互相吹捧、拉拉扯扯，不以学术研究为宗旨。我的体会是，北大人不喜欢这样，也不屑于这样做。总体来说，我们北大中文系还是能够坚守传统，不媚俗，我想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图七：傅刚在会议上发言旧影 孔融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孔融五十二岁时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现已经60多岁了，的确是时节如流！耳边还清晰听到别人叫我“小傅”，一转眼已是华发满头。我进北大的时候40岁，距今居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坎坷，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的一些体会可能不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能完全理解的。结合我刚才对北大中文系的体会来讲，我期待我们的同学，无论是本科考进北大中文系的，还是硕士博士进中文系读书的，都能够坚守、坚持北大中文系的风气和风骨，坚持你们自己的学术理想。这个学术理想建立在北大中文系出身的基础之上，因此要能够继承和发扬我们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不媚俗，有独立的思考和严谨求实的专业精神，坚持去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既然是做专业研究，就要求实、努力，要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学术工作，这是立身之本。毕业以后，社会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其他院校会有各种各样的任务和担子交给你，但还是希望大家把学术研究放在首位。另外，做学术研究要踏实，不能有投机取巧的心思，所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有了志向，你在坎坷当中、在不公平的待遇里才能够坚持自己，它会帮助你提高自己的境界。而有了勤奋，学术研究才能长久。像我老师曹道衡先生在70岁以后，仍然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来，然后伏案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是我自愧不如的。 诸位北大中文系人，有责任推动我们中文系的发展。我发现当前学术界有成绩的年轻一代学者，出身我们北大的，比重并没有占很多，至少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那样。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非学术因素，不过，也有我们自己的不足。总之，我们中文系同学要时刻保持清醒，我们自身还有很多缺点，不要眼高手低，要务实，既紧张又从容，通过你们的努力，让北大中文系再伟大！ 图八：2018年夏，傅刚主持举办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中国《文选》学会十三届年会，会场与访问学者和研究生们的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为傅刚） 这是“中文学人”系列专访的第26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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