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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冬至，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今晚，白天将拉长，春天也不再遥远。 与季节更替温暖可期相比，曾经风光无限的纸媒，如今大多遇到了困境，陷入漫漫寒冬。广告下滑、休刊、离职，坏消息接连不断，看不到将要好转的曙光。 1995至2005，这十年常被媒体业界认为是纸媒、特别是都市报最好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全国各地集中创刊成立了一批都市报，并在这十年里创造了最为辉煌的成绩。比如1995年创刊的《华商报》《重庆晨报》《大河报》，1997年创刊的《南方都市报》、1998年的《新快报》、2001年的《京华时报》，2003年的《新京报》、《东方早报》等等。读者如今记忆深刻的都市报，大多是在这期间创刊。 青春如火，激情万丈。回望这十年，那些金子般的岁月，曾让多少媒体人感怀与留念。留念的有新闻理想，社会地位，也有实实在在的收入。 这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纸媒打破用人体制的大潮下、在国民经济迎来高速发展的时代下，纸媒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怀揣新闻理想的优秀人才加入。加之当时互联网刚刚起步发展，纸媒成为当时大多数人获取资讯的不二选择。 这一时期创刊的都市报，因为报道内容及编辑手法的新颖，快速拥有了众多读者。与党报官媒相比，都市报特有的大标题、大图片，以及敢于报道评论当下社会热点、焦点话题、民生新闻，也迅速抓住了市场，在当地及全国打造出品牌和影响力。 发行量在快速攀升，短短几年，从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过百万的纸媒当时都有许多家。与此同时，报纸版面，从几十版，到上百版，再到几百版，一增再增。天津《每日新报》，曾最高出版过512个版。因为发行量过大，导致印刷成本激增，而报纸售价多在五毛钱，基于此，甚至有的都市报开始人为控制发行量的增长，寻找一个广告发行最佳比例。 发行量大了，影响力大了，广告客户自然也就多了。这一时期，纸媒最大的烦恼就是广告版面占比太多。特别是遇上一些重要节日，诸如当时正打得不可开交的国美苏宁，可能一家就包了十几二十几个整版，影响力大的都市报，一天的广告收入都在千万元甚至数千万元。而每天的编前会，采编与经营人员，争执最多的也是关于版面的分配。既要保证新闻，又要多创收，成为那一时期不可调和的矛盾。X报X报，全是广告，成为不少读者当时调侃报纸的流行语。 由于版面的供不应求，报纸广告代理也成为了当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诸如地产、汽车、医疗、家电等行业，代理一年，赚上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在全国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纸媒广告多，有钱了，员工的福利待遇自然不错。2000年左右，一个跑社会新闻的在校实习生，一个月光稿费收入就有两三千元。要知道，当时北京的房价三环以内每平米还在以千计价，三四线城市还在以百计价。在校实习生买得起当时最牛的诺基亚手机，而同学们大多还在用BP机。 更为夸张的是，一些纸媒的某些部门，由于有报社允许范围内的额外创收，这些部门可以说是每月一小聚，两月一大聚，聚会当然就是吃饭发红包了。曾有一位刚入职的新人，赶上一家媒体部门聚会。在这次聚会上，他除了喝得大醉外，还在领导前泪流满面，感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刚大学毕业，居然一下子收到这么个大红包。 各家媒体有各家的福利，比如接待兄弟单位同行不设标准上限，凭票报销，部门每月最多可以报销多少餐票之类，一年旅游几次，等等。当然，这种丰厚的福利，好景不长，随着各家财务制度的健全和严格，任性发钱发福利的时代也就慢慢结束了，所有福利都发在工资卡上。但也就在这个时期，由于媒体的转制，开始推出了年终奖。普通记者编辑每年上万的年终奖，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原《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一篇离开的稿件中曾提到，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南方周末》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2001年，最多的一个月，南香红拿到了一万八千多元的薪水。 新闻理想不像当下被当成笑话一样看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没有人觉得这是奢谈。所以，那时的报纸不单单是一张新闻纸，也是一张力透纸背的思想纸，是实现理想的地方，是一个可以把青春安放的地方。 无论是《南方周末》1999年令人充满热血的新年献词，还是2001年《财经》杂志的“银广厦陷阱”、2003年《南方都市报》推出的引起全国轰动的“孙志刚之死”调查，还是《新京报》2004年的“嘉禾拆迁”报道等，这十年间，纸媒生产出许多至今还常被提起的优秀新闻作品，同时也培养出大量的名编辑名记者。 在许多人看来，这十年内，之所以集中产生一大批优秀的都市报、媒体人、新闻作品，与媒体从业人员静心做业务有直接关系。他们聚在一起，平时聊的多是新闻选题，采访技巧。遇上一个好的新闻线索，大家激情满满，全员作战。 蓝媒汇｜传媒圈第一新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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