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肇彬老师属我市教育界前辈，曾在老坝口小学担任学科教研组长、毕业班年级组长，后调入崇华小学担任副校长，是我50多年前的小学班主任。很早就想写一写许老师，写写我与老师之间在短暂的相处中所发生的件件往事，可一则因为自己手懒，再则觉得还没找到合适的切入口，故迟迟未能动笔。
我和许老师的相识，大概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她是我遇到的第四位班主任。那时，许老师还在洪泽县工作，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在我的印象中，许老师个子较高，皮肤白皙，明眉大眼，走路昂首挺胸的，说一口带着浓浓的老淮安乡音的普通话。她性格开朗，做事干练，训起学生来有点“凶”，但笑声特别响亮。许老师是教我们语文的。当时的语文教材（1967年春季开学后好像一度还没有课本，就以那种大32开本红封面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教材，第一课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除了所谓“最高指示”，就是文革中所宣扬的那些英雄事迹、好人好事和大批判文章，所以基本没留下什么印象。当时的语文课，主要着眼于文章的思想内容，政治挂帅，高举紧跟，汉语拼音是不教的，连字典长啥模样学生也从来都不认识。所有字的读音，全凭从老师那里模仿而来。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把“领导”读成“凛到”，“翅膀”读作“刺膀”，“容易”读成“庸（第二声）易”，“农民”读作“龙民”，因为那些教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念的，先入为主，一时难以改正过来。我们这代人的先天不足，可见一斑。以致今天的50后、60后们，想在微信群里和老同学、老哥们、老姐们打字聊天却很困难，因为不会拼音输入，许多字看到能认得，但是写不出。真无奈！语言文字没学好，文章倒是写得不少。我们从上一年级起，就开始学写大批判文章，写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决心书，写作的功底比较扎实，这是现在的孩子们所不具备的优势。我对作文的兴趣，也正是从那时慢慢滋生的。我写的作文，许老师大为赞赏。每次给我的批语，总是于鼓励中透露着欣赏，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至后来到了中学，或者多年后进了大学，自己最爱上的课，还是作文或写作。那时的国内正有一件大事，就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迎接全国四届人大的召开。在我的作文中，常有“用优异的成绩向四届人大献礼”或“以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之类的结句，这在其他同学的作文里是比较少见的。许老师总是抓住这些闪光点予以褒扬，在批语中夸赞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胸怀远大，志存高远”……这样充满激励性的作文批语，在一个十来岁孩子的幼小心灵里，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啊！刚上一年级时，我的书包是妈妈用旧布缝制的，几年后已破烂不堪，钢笔、橡皮、小刀之类的文具，都会掉出来，再后来甚至连书本也盛不住了。于是，我干脆不用书包了，反正就《语文》《算术》两本书和个把作业本，卷起来往胳肢窝下一夹，倒很方便，周围不少同学也都是这么做的。许老师看到这情形，一天课后，把我叫到宿舍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讲义夹，对我说：“这个讲义夹，是我以前用的，现在也用不到了，你拿去用吧。”我表示不要，许老师还是坚持送给了我。这只讲义夹，是硬纸板的材质，内里和背面有漂亮的花纹，封面则印着精美的图画，可以夹好几本书。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奢侈品。它陪伴着我读完小学，读完中学，直至参加工作。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多次搬家，加之讲义夹也已老化，褪色，变形，才不得不忍痛割舍掉了。
拿着老师送给的讲义夹正要离开，许老师则让我坐下来，跟我唠起了家常。她问我父亲病故多久了，得的是什么病，母亲多大年纪了，干什么的，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她特别叮嘱我，要多注意锻炼身体，提高抵抗能力，以后放假的时候，让妈妈带我到医院去检查检查，防止父亲的病对我有什么影响。谈话中，许老师更多的还是勉励我，不要受一些坏风气、坏行为的影响，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红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大环境下，许老师能引导她所欣赏的学生，放眼未来，好好读书，有所作为，该是多有勇气，多么具有远见卓识呀！许老师对我是关怀备至，呵护有加，而对于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却毫不客气，敢于管理，不怕报复。所以，那个别“文盲加流氓”的问题学生，恨她又怕她，背地里都说她“坏”，说她“凶”，想给她搞点恶作剧，然终究未敢付诸行动。我们这帮小同学，虽然年龄只有十来岁，并不懂得多少大道理，却知道好坏，分得清是非，极少数行为不端的家伙，在班级里绝对没有市场。许老师的宿舍就在我们教室的旁边，所以，班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她就知道了。这对班级管理是大好事，可老师就不得消停了。一旦出了什么乱子，许老师总会把惹事的人叫到宿舍里，进行批评教育，及时做出处理。有一天，我到校不太早，刚进教室，就被几个同学叫住了，他们告诉我，我们的一个好朋友正在许老师那里挨训呢，赶快去“解救”吧！说到我们好朋友间的关系，那可不含糊。记得以前有个新来的班主任，开班会时要班干部们表表态，如何发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我发言时列举了几条，还算比较具体。随后又叫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不爱讲话，就想偷点懒，说：“刚才孔祥田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听到这里，老师勃然大怒，厉声呵斥道：“×××，你太反动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怎么能说孔祥田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呢？今天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我的这个同学，真冤哪！回到宿舍蒙头大哭，一气之下，就辍学了。我们也因此与新老师结下了“仇”，始终都不跟他配合。正挨训的这个同学，也是我们的“铁哥们”，思想品行没问题，学习成绩也不差，平时都是不惹事的，这次即使做了什么错事，也只是偶犯，把他“解救”出来，我们义不容辞。他们几个都不敢出面，我最得宠，是许老师家的常客，当然只有我仗“义” 勇为了。走进许老师宿舍，只见老师脸涨得通红，正在高声训话。那同学笔直地站着，许老师也站着，室内气氛异常紧张。这时，我急中生智，搬过老师身后的椅子，说：“许老师，您坐下，慢慢地训。”我的话音刚落，许老师竟“噗嗤”笑了起来。刚才还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顷刻间乌云散去、阳光明媚了。谢天谢地，许老师真给我面子！文革初期，整个文化出版界是一片荒芜。人们可阅读的东西，除了每天都不离手的小红书，就是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所以，我们这些小学生，入学几年来，一本课外读物都没看过，更别说什么世界名著了。到了高年级，老师为了开阔我们的视野，了解国内外大事，班级订了一份《新淮海报》。报纸看过了，老师都把它们收藏好，一学期下来，聚了厚厚一大摞。快放假了，许老师整理好这些旧报，分成若干份，准备发给全班每个同学。我记得在这些报纸里，有一份是登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剧本的，我很想要，但许老师没同意。因为这些报纸是要按照顺序分发的，发到手里什么就是什么，不准自己挑选。所以，我的要求，老师不能满足。可是，我又非常渴望得到这份报纸。怎么办呢？我就趁许老师不在的时候，悄悄溜进她的宿舍，把那堆报纸迅速翻看了一遍，发现登着《红灯记》剧本的那份报纸，是放在最下面的。到发报纸的时候，我跟许老师提出，要最后一个拿，原因当然没有说。其实，许多同学对这些旧报纸并不感兴趣，发了几天，也没有多少人去领。后来，许老师大概知道我要求最后拿的原因了，便把我叫到宿舍里，对我说：“你是想要最后一份嘛，那现在就拿去吧！”感谢许老师，没有当面拆穿我的“鬼把戏”，让我避免了尴尬。
我深知这报纸得来不易，便倍加珍惜。《红灯记》的剧本，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主要台词能熟读成诵。特别是第六场《赴宴斗鸠山》的台词，我全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可以把各个角色模仿得惟妙惟肖。转眼50多年过去了，如今，每当想起许老师给我们分报纸这件事，我的内心还充满了内疚和自责。我们小学的校园，近似于正方形，四面都是房子，中间一块是操场。每当下雨过后，操场上就积存了很深的水，几天都不得干。学生从上面走过，鞋上总是粘着一大坨烂泥。停下来甩一甩，有时连鞋子都会被一起甩出去老远。学生的脚把泥巴带走了，操场就越来越洼；操场越来越洼，积水也就越来越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学校决定从外面运些土进来，将操场垫高，让雨水从四面的排水沟流出去。这个运土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班。学校毕竟地处县城，从哪里取来那么多泥土呢？从公路两边的大堤上挖，国家不允许；从居民们周边的空地上取，老百姓不答应；从近郊生产队农田里弄，社队干部不同意。最后，我们只好到洪泽湖边一个荒岛上去取土。要上这个小岛，起码得走一两公里的水路。学校向附近的渔业队借了条小船，打算把土从岛上运过来。要说这任务，也真够艰巨的。先得把土装上船，运回来以后，还要从船上卸下来，再一筐一筐地抬进校园里。当时我们大多只有十二三岁，这么重的力气活，能干得了吗？许老师没有畏难，我们自然也不怕。说干就干。在许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划着小船出发了。来到小岛上一看，到处都是厚厚的野草，水边还长着丛杂的芦苇，根本挖不出土来。怎么办呢？既然来了，总不能无功而返吧。许老师拿过铁锹，叫几个同学跟她一起铲草。不一会工夫，就铲出了一块空地。于是，大家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有的挖土，有的往船上运。力气大的用筐抬，力气小的用篮子提。许老师干得满身大汗，脱掉了外衣，裤腿卷得老高，一会儿挖土，一会儿运土，既当指挥员，更是战斗员，俨然一个“女汉子”。
当我们把最后一船泥土卸完的时候，夜幕悄悄降临了。许老师留下两三个同学帮着刷船，吩咐其他同学赶快回家。我们一遍遍地冲刷，把小船擦得溜光锃亮。不知不觉间，星星已布满了湛蓝的天空，密密麻麻的。四周空旷寂静，只有湖水拍打着船舷，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此情此景，在我后来写的一篇作文中有所描述。经过许老师的修改，形成了一段很抒情的文字：您的红小兵战士，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集体的财物。”今天的年轻人，特别是中小学生们，看到这样奇葩的作文，恐怕真的要“醉了”，而那时的我们，丝毫没有矫揉造作，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1970年暑假过后，我们已经进入五年级了。这一年，国家对基础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小学的学制由六年缩短为五年，变暑期招生为冬季招生，而且停止前几年由贫下中农推荐上中学的做法，恢复招生考试，按成绩择优录取。当时上级有精神，对于个别成绩特别优秀的五年级新生，可以允许提前参加本届冬季招生考试。许老师极力向学校推荐我，经校革委会慎重研究，同意让我“跳级”。虽说自己现有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算得上年级的佼佼者，但毕竟还有一年多的知识没有系统学习，能否考得上，心里实在没有把握。许老师一方面鼓励我树立信心，一方面张罗着给我补课。当时的考试，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语文是我的强项，问题不大，只要把作文写好了，分数的大头就抓住了。算术就难说了，还有一年多的课程没有学，而且考试也主要是考五六年级所学的内容，这正是我最欠缺的。许老师帮我分析了情况，跟我一起具体商量出了一个补课计划。语文不安排专门的时间补，遇到问题随时问。平时提点问题让我回答，出点错别字、病句让我改正；作文指导是重点，让我写几篇热门题材、不同体裁的文章，经许老师修改、润色后，作为备考的模本。算术则主要安排在放晚学后和星期天下午补。先由许老师根据教材内容讲解，然后我自己做练习。做错的题目，再逐一订正，慢慢强化。放学后的补课，一般都补得很晚，可是，无论多晚，许老师都要把我送回家，然后自己再摸黑返回学校。就这样，一段时间下来，补习的效果非常显著，自己思想上也渐渐松懈下来。看看别的同学都在玩，而我却学得这么苦，不免有些厌倦起来，补课的劲头也小多了。有一次，由于受了点凉，发热咳嗽，感觉身上不太舒服，星期日下午，我实在不想再去补课了，就跟几个好朋友出去玩了。第二天，许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没来补课，我如实回答。许老师显然非常生气：“昨天下午，我一直等到三四点钟。你不来补课也该跟我说一声啊！我看你是骄傲了，放松了，不想学了！那好吧，你不想上进，不想补课，就算啦！”我低着头，任由老师数落。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缺席过。苍天不负苦心人。许老师的辛勤付出和我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如愿接到了洪泽县中学的初一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就告别了敬爱的许老师，开启了在洪泽县中学五年（实际四年半）的漫漫求学之路。
升入中学后，见到许老师的机会就很少了。偶尔在路上碰到，也只是打个招呼，说几句话。后来，听说许老师调到淮阴（地区公署所在地清江市）去了。大概1981年前后，我找到许老师工作的清江市老坝口小学（当初是否叫这个名字，记不清了），看望过许老师一次。师生见面，非常激动。当时许老师很忙，但还是安排好手头的事情陪着我，跟我交谈了一两个小时，问了我以前和现在的一些情况，十分关心我母亲的身体状况和我本人的个人问题。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许老师。二十多年前，我从洪泽调到淮阴市区工作。到任伊始，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既做班主任，又教高三两个班的语文，身心疲惫，焦头烂额。看望许老师的事，就耽搁下了。第二年，稍微轻松了一点，我就开始寻找许老师。可任凭踏破铁鞋，也没能得到许老师的确切消息。我甚至动用过派出所民警的关系查找过，终究也没有结果。我曾千遍万遍地在心底呼唤：许老师，您在哪里呀？您，现在过得还好吗？也许是我的诚心打动了他人。2015年初，我们学校工会的朱主席热心帮忙，通过他朋友的关系，在清河区教育局档案室查到了许老师的信息。我急切地把电话打过去，终于联系上了。得知许老师现在北京，和女儿一起生活。身体很好，正享受天伦之乐。其后不久，我们部分同学结伴去楚州区（现淮安区），看望曾在洪泽县中学教过我们高中语文的周老师。路上，我很兴奋地向大家讲述起寻找许肇彬老师艰难而又欣喜的经过。听完我的介绍，在高校教书的张同学诧异地说：“啊？你说的那位许老师，是我姑子，我老公的三姐！”哈哈，天下真有这样的巧事……
孔祥田，退休教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江苏省写作学会会员，淮安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曾在《中国教育报》《文学报》《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及网络媒体发表散文随笔、诗歌杂文、文学评论、教研论文等100余篇（首），著有《往事与梦想》一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