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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以后，军统与日军以及汪伪76号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王天木叛变后，军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为此，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命原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担任了军统上海区区长，誓与汪伪76号做殊死决斗。 陈恭澍被人称为“辣手书生”，他跟王天木一样，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 陈恭澍之所以被称为“辣手书生”，一是因为他平时都戴眼镜，貌似白面书生；二是因为陈恭澍被称为军统第一杀手，他共策划参与过二百多件案件，从1932年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被日伪抓捕，满打满算也就九年时间，在这九年间，陈恭澍平均一个月策划实施两起行动，真算得上军统中最为高产的杀手特工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上海局势，陈恭澍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次挑战。 此时的军统上海站已是一片狼藉，王天木叛变后，上海站暂由原副站长兼第一行动队队长赵理君临时代理，而赵理君身患重病，并不能主持上海区的正常工作，日常工作只得由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负责，幸而陈恭澍领命而来，才使得上海区恢复工作，赵理君则被调到河南洛阳去工作。 在王天木叛变之前，军统上海站所辖特务有一千余人，然而，在陈恭澍上任之际，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却只用了一句话，就介绍完了整个军统上海区的人事情况，可见当时军统上海区的惨境。 在后来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形，还有这样一段感慨：“多亏了修元兄大力撑持、过渡，否则，我这个区长，很可能会当好长一阵子的光棍。”可见当时的军统上海站是何等颓败。 当时的军统上海区，三面受敌，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对军统特工虎视眈眈，汪伪76号更是欲除之而后快，而日军宪兵队则疯狂嗜杀，妄图对军统上海区斩草除根，所以陈恭澍真可谓临危受命。 然而不管形势多么残酷，新任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还是招兵买马，大张旗鼓地扩充了军统上海区的实力，在短短数月时间里，焕然一新的军统上海站就出现了，它分为五个情报组和八个行动大队。 情报组第一组组长是朱啸谷，大学毕业，英文较好，身材短小，能力超群。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组还有两名英国人和两名法国人，他们都是陈恭澍发展的军统上海区成员。 第二组组长是刘健，湖南人，是军统的老牌特务，精明干练，工作经验丰富。 第三组组长是张圣才，副组长葛越溪，这一组的特点鲜明，成员清一色是福建人。 第四组组长是盛志成，她是军统中为数极少的女特务之一，这一组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搜集“社会情报”。 第五组组长是时寿章。 行动大队第一大队是上海区本部直属大队，其下又分为三个小队。 第一小队队长相强伟，嵊县人，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历经考验，工作经验极其丰富。 第二小队队长刘全德，枪法出众、经验超群、雷厉风行。第三小队队长周西垣，擅长谋略。 行动第二大队人员较多，共有五十多人，是八个行动大队中人员配置最为完善的大队，与其他大队不同的是，第二大队的主要成员原本都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门下。 行动第三大队队长蒋安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该大队大部分成员来自军统培训班。 行动第四大队队长徐晚枫，副大队长封企曾。 行动第五大队队长汪福谦。行动第六大队队长潘绍岳。行动第七大队队长张秉权。 行动第八大队队长箫张权。 同时，陈恭澍还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称为新一组，新一组直接归陈恭澍指挥，行动最为快捷。 新一组组长毕稿奎，浙江人，曾是留法的机电工程师，戴笠曾亲自接见过他。新一组在戴笠的支持下，抽调了军统各个培训班的最优秀人才加入，可谓人才济济。 在管理制度上，为了确保上海区的安全，区长陈恭澍还建立了新的通讯制度。 根据陈恭澍的安排，上海区区本部与外勤单位皆不发生直接关系，全部由交通线来传达命令。 而交通线又分为内交通线和外交通线，内交通线只负责本部与行动队之间的通讯，外交通线只负责行动队之间的联系。 为了让军统上海区区本部更具隐蔽性，上海区区本部采用家庭式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内。 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为了更加安全，陈恭澍还鼓励军统人员把自己家里的老人们都接到办公地点来居住，以便看起来更像家庭住户。 在陈恭澍的全面推进下，军统上海区终于在危局中重新发展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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