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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夏天，我出生于西岗医院后巷1-5号院，这个巷子一共7户人家，都是医院职工。 儿童时期我都生活在这里，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吃着“百家饭”长大。 听父母说，靠着这些街坊，才有了我们后来的这个家。 母亲是医院的护士，那个年代护士都没上过专业学校，都是老护士长一个一个带出来的，而这个医院的护士长，就住在我们巷子的第一家。 既然是我母亲的师傅，和我家的关系当然最好，她姓褚，我一直叫她褚姨。 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和褚姨家有关。 父亲是煤矿工人，工作很辛苦，白天很少在家。 我没地方去的时候，要么被母亲带到医院里自己玩，要么就和褚姨家的大哥，一起锁在家里。 褚姨的儿子比我大很多，但是发育的比较晚。 我一直很好奇他为什么可以不上学，可母亲从来都不让我乱打听。 小时候大人们都忙，根本顾不上我们这些小孩，一到吃饭的点，都饿的满巷子里跑。 医院的食堂有个对着巷子的窗口，类似今天的外卖。 可我们这些小孩哪里有钱，所以只能看着窗口咽口水。 住在褚姨家隔壁的是燕子姐，她是我们巷子里最大的大姐。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去找她想办法。 那时候是真穷，大人手里都拿不出几块钱，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孩了。 不过好在废品很值钱，一个酒瓶子就能换两三个馒头。 燕子姐就带着我们去附近的车站，饭店，旱渠里捡破烂，每次都能卖够几个馒头，豆腐卷的钱。 燕子姐的爸爸是医生，算是工资最高的。 但是燕子姐上完初中就不读了，听她说，老家给定了亲，在家等着结婚。 我们这些小孩，哪懂这些。 每天除了上天入地的大呼小叫，就是想着怎么填饱肚子。 母亲后来借调到妇产科，她和那里的“接生婆”秦姨是好朋友，她住在巷子里的第三家。 秦姨没有孩子，好像是年轻的时候吃了农村的一种保胎药，生产时大出血。 在县里的大医院住了很久才捡回一条命，但是医生说，基本上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秦姨很疼我，一有空就带着我在妇产科玩。 喝酒可能是煤矿工人的通病吧，下了班不喝醉一般是不会回家的。 我记得那年下大雨，巷子口的旱渠都被雨水灌满了。 父亲在回来的路上醉倒在旱渠里差点淹死，最后自己爬出来，一瘸一拐的去了医院。 母亲带着他去了拍片室，骨头没断，脚踝扭伤了，拍片室的大夫认识我母亲，就没让拿药，说自己回家捂捂就好了。 拍片的是周大夫，他从来不和别人多讲话，我们这些小孩都很怕他。 他有一个儿子每天都关在家里，有时候我们在秦姨家玩的时候，才能听到他儿子在家里说话。 他家和秦姨家是隔壁，在下面就是我家。 秦姨给我们说，要多陪里面的小孩说说话，起初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都以为他太调皮，才被关在家里不准出门。 后来才知道，周大夫的儿子是“小人龟”，长不大。（侏儒症）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在巷子里滚铁环，叮叮当当的声音特别大，把正在睡觉的药房陈大爷吵醒了。 他拿着倒药的木冲子追了我们半个巷子，这里边就有他儿子陈磊。 我和陈磊是发小，比其他几个孩子认识的都早，不光是因为一个姓，还因为在一个产房出生，前后就差几分钟。 很小的时候，他家的院子和我家的院子是通着的，我母亲经常帮他家摊药渣。 后来陈磊的母亲得了大病去世了，他父亲就把那扇门锁上了。 但是我和陈磊关系最铁，小时候一起挨的打也最多。 虽说是相邻乡镇中最大的医院，但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比不了一个社区诊所。 但是在当时，那也是个大单位，所以医院的院长住在巷子后面最大的房子里。 他家的院子墙头最高，而且大门是直通医院的。 家在巷子里，可出门不从巷子里走，至今我都想不起来院长是什么样子。 院长的儿子和燕子姐差不多大，但是很少和我们一起玩，经常拿一些稀奇古怪的玩具向我们炫耀。 我记得有一次，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根白炽灯管，非要和我们说那是激光宝剑。 结果我和陈磊信以为真，拿根树枝和他“决斗”，结果灯管炸了，把院长儿子的眼睛给伤了。 我和陈磊知道要出大事，让燕子姐去叫了人，我们俩直接跑了。 在医院的楼顶上躲了一夜，又渴又饿，最后忍不住只好回了家，果然一顿暴打。 陈磊被他父亲绑在床头打了一天，饿了一天。 我父亲打断两根皮带，还差点把我送回老家喂狗。 你问为什么打这么狠？ 那个年代，当官的就是天，我俩把他儿子弄伤了，搞不好就会被送进局子里。 好在院长的儿子只是迷了眼睛，没大事，再往后，我们就没敢再和他玩。 1992年我父亲下岗了。 矿上本来就不缺人，区长的儿子要顶班，父亲平时没钱维护领导，只能被顶替了下来。 那一年的日子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靠着从老家背来的粮食勉强度日。 我上学的学费，都是卖了家里的收音机才凑够的。 后来家里实在没粮食了，只能和其他几家借着吃。 褚姨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就和其他几家商量，让吃饭的时候带着我。 这样别人家多一双筷子，我家就少一张嘴。
秦姨没孩子，两口子几乎就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我在别人家吃一顿，轮到她家的时候，几乎都是吃一天。 秦姨说，等我长大了，给她当干儿子。 可惜等我长大了，秦姨却先走了。 1993年医院改制，很多没有编制的护士和临时工都下了岗，我母亲也是其中一个。 父母都没有了工作，再这么下去，就要回老家务农。 可爷爷来送粮食的时候说，家里没有地可以分，回去也吃不上饭。 我母亲那段时间，天天以泪洗面。 褚姨在巷子里的条件仅次于院长家，看到我家的情况不容乐观，经常过来送米送面。 好在父亲在工地上找了一个小工，勉强能买点青菜，那段时间，日子过的非常苦。 到了年底，别人家都在准备过年，可我家连过冬的煤炭都没钱买。 只有我父亲在矿区捡的一些碎煤，掺着一些湿木头勉强取暖。 年30的下午，褚姨让燕子姐和陈磊一起帮忙，给我家扛了几捆大白菜。 燕子姐的爸爸还割了一斤猪肉带过来，让我家过年能吃上饺子。 小时候不懂事，我嫌燕子姐带的肉太肥，被我爹狠狠踢了两脚。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围着铁炉子，一宿没睡。
父亲走后，母亲开始张罗着准备进城。 那时候进城是件大事，要租房子，要给我找学校，母亲也不能闲着，要找地方上班。 褚姨是站出来第一个反对的，她说家再破那也是自己的，何苦要攀别人的屋檐呢？ 可母亲下定了决心，说等秦姨生完孩子就去城里找我父亲。 其实现在回头想想，褚姨是对的。 日子过的很快，眼看秦姨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母亲和褚姨早早的给孩子做足了小衣裳。 1994年12月初，秦姨被推进产房，就没再出来，孩子大人都没保住。 那天夜里整个巷子没有一点动静，除了秦姨她老公的哭声。 1994年春节头几天，我和母亲搬去了城里，医院后巷1-5号院不再是我家的房子。 母亲经常在城里买些东西，回去看望褚姨和其他邻居，我因为要住校，一次都没能跟着回去。 巷子里再也听不到铁环的声音，医院的“外卖窗口”也被纸箱挡住了，儿时的伙伴各奔东西断了联系，医院后巷的记忆，也会慢慢的消失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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