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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往事听得多了，我慢慢意识到，一个学者的养成，固然与自己的勤奋密不可分，但同时也受惠于很多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我想这正是荣老师在自己学术道路上，始终不忘思旧感恩的原因。近日，他结成的《从学与追念》一书，就是对一些已故师友的回忆。除了记录交往片段，他更看重从学术成就的角度，阐明和表彰师友的生平贡献。透过这份回想与追记，我们固然能获知一些学术掌故，但对于如我般后生来说，其意义不止于此，因为这些事很多始于荣老师的本科阶段，并纵贯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我们其实借此能从若干侧面了解一个学者自起步到成熟的发展轨迹，进而从学缘流转和学脉传承中，了解影响其学术追求的多重因素。 荣新江老师是1978级北大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的本科生，到1980年时，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开始在历史学系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参与者主要是当时古代史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这门课上，王先生给每位学生指定一件文书，进行释读、录文和研究的训练。荣老师被分到P.3016号文书，这件文书背面抄有多件牒状，其中两件写有“天兴”某年。此前日本那波利贞教授认为这是北魏的年号，荣老师后来发现其实应该是古代于阗王国的年号，时间约相当于敦煌归义军时代的唐末五代宋初。当时正关心经济史的他，对于阗并没有什么兴趣，加之他了解到相关研究多散在西文日文刊物上，本科生无法进外文期刊室，也存在客观的困难，便去寻王先生换一件文书，但王先生认为这只是课程训练，与个人兴趣无关，不同意改换，并建议他去向张广达先生寻指导（117页）。 荣老师是有心人，他还记得第一次拜见季羡林先生时，季先生除了分享自己所藏有关于阗史研究的论著，还特别提到“伊朗学对西域研究的重要性”（19页），同时他又受到张广达先生《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二期）的启发，比较早就开始关注中古时期粟特移民的问题，于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原地区接连出现中古入华粟特人的重大考古发现时，他能够从容参与国际学界的相关讨论。可以说，偶然进入中古于阗史研究，他却没有囿于于阗一隅，而是在西域历史和中西交通史领域不断开疆拓土。 结缘敦煌学 北大图书馆非常给力，特辟一专门研究室，不仅放入所有缩微胶卷，而且还将相关的数百本书归拢到其中。著名的敦煌学前辈向达，生前曾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因此该馆敦煌学方面的藏书在国内来说是比较系统的，加之建国后北大图书馆藏书底子由老北大、燕京、中法大学三校合并而来，藏书之丰沛在国内大学中可说首屈一指，比如目前检索可得的唯一一套原版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1914-1924），即为中法大学图书馆旧藏。此外，周一良先生还无私分享了自己的藏书，比如1970年版《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册（Catalogue des manuscrip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I），这些都成为当时师生共同耕耘敦煌学的重要资源。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书影（1982年） 回头看，荣老师结缘敦煌学实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他也没有辜负这份恩赐，抓住机会通检敦煌卷子，本着“六经皆史、四库皆史”的精神，抄录各种文书和史籍，最终1985年在张广达先生指导下，以“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为题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正式走上敦煌学之路。 治学心法的授受 其一是治学的严谨与彻底。以本书所及季羡林先生对德国人文学术彻底性的推崇为典型，谈到这种治学精神，季先生曾说，“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与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的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胸。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23页）。其实，如果再往前追溯，季先生对彻底性的服膺，似乎并非源于德国，而是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国立清华大学期间陈寅恪先生的课上。当时陈先生讲授的是“佛经翻译文学”，据季先生晚年回忆，陈先生讲课时对材料的分析，总是“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陈先生这种治学的彻底与严谨的追求并不止于早年的佛经文献研究，直到晚年授学于中山大学，讲《元白诗证史》时仍是如此，这其实是将乾嘉尤其是道咸以来的考据学、西北史地学和德国史学、德国文化学融会贯通的结果（参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正是受到陈寅恪学术风格和态度的吸引，季羡林从西洋文学转向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学习，后来也是在陈先生力荐下，季先生在留德十年后回到北大，继续传递这种严谨而彻底的治学态度。张广达、荣新江师生关于中古于阗史的系列文章，之所以能够征服国际学界，就源于对这一态度的贯彻。 其二是博与专之间的平衡。诚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人文学术界尚属于新材料，但时人却并不迷信于此，如周一良《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所言，“只靠罕见的新鲜材料，而缺乏这一领域内系统而渊博的知识，很难取得成就，也很难充分利用新材料”，受这一学术理念熏陶，荣老师以于阗史为入口、以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版图。不止如此，他还时刻记得历史学系前辈田余庆先生的提醒，“一脚要跨出去、一脚要立足中原”（186页），即在探研西域时，不脱离中原本土的典籍、制度与文化。近来中晚唐藩镇研究俨然中古史的一大热点，但似乎对敦煌文书相关材料的利用并不充分，事实上，荣新江老师很早就在归义军职官的相关研究中指出，“从晚唐到宋初，归义军虽僻居河西，但节度使的军政体制与内陆藩镇大同小异，比如以军将兼文职，特别是以押衙为代表的武职军将阶官化的倾向，与唐宋之际官僚体制的变化也是一脉相承的”，很显然，他不是就归义军论归义军，而是始终将同时段的历史大势作为参照背景，也一直试图借助出土文书讨论更具普遍意义的史学议题。 其三是读书要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不少令我难忘的例子。1990到1991年荣老师在日本龙谷大学访学半年，曾在西域文化研究会研究室看到1978年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所编《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佛典断片图录》一书，这批文书原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得，二战前流失，被日本学僧出口常顺在柏林买到，入藏大阪四天王寺，此书编成后精印一百部，未公开发行，难得一见。荣老师在其中看到一件带有题记的《弥勒下生经》刻本残片，发现是此前雕版印刷史未曾提及的新材料，便撰成札记《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不过千把字，发表在《文物天地》1997年第五期，但宿白先生很快就注意到了这篇札记，随即联络荣老师取得这件材料，将之纳入《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一书。宿先生治考古学，又以善用文献令人称叹，显然不光是文献，任何一则相关的学术动向，也逃不过他的法眼。1991年荣老师访学回来后，还写了一篇调查静嘉堂文库所藏吐鲁番出土写经的文章，这组过去不为人知的写经残片，都已经装裱成册，每函封面上均有“素文珍藏”的题识。素文其人，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是Sven Hedin（斯文·赫定）的缩写，经过史籍爬索，荣老师发现，素文名玉书，因清末监理新疆财政，得手不少出土写经，而周一良先生则在读到这篇文章后，随即提供了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宣统三年/1911年）中一条关于梁素文的史料，彻底解决了“素文”之疑，尽显周先生治学之博洽。荣老师曾半开玩笑说起，书读到一定程度，运气就来了，我觉得这句玩笑话，其实蕴涵着某种道理，当一个人内在的知识网编织得足够密实时，自然任何一星半点的碎片都漏不过去。 周一良先生第一篇关于敦煌学的文字是《读〈唐代俗讲考〉》，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六期（1947年2月8日），后来他又在《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二十一期（1947年6月11日）发表了《关于俗讲考再说几句话》，都是沿着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继续推进。此外，哈佛学成归国后的周先生，既讲授过佛经文学翻译的课程，也撰写过多篇相关文章，显然也是有意接续陈寅恪先生早年开创的梵汉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脉。荣新江老师曾翻阅过陈寅恪先生卖给北大东语系的一批西文书，他说从其眉批来看，陈先生的功夫是在梵、藏、汉文佛典和敦煌讲经文的对证上。此外，北大历史学系资料室有一册罗振玉《敦煌零拾》的陈寅恪眉批本，其上密密麻麻的批语，也反映了他回国后早期的治学兴趣和功力（关于其内容可参荣新江：《陈寅恪撰〈敦煌零拾〉札记整理后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2001年）。改革开放后重启的中古史和敦煌学研究，显然有意接续这一学术薪火，因此，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在主编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之外，另一部集体编撰的重要论著，就是《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向达先生晚年，曾着手整理《大唐西域记》，1964年还专门自费南下广州征询陈寅恪先生的意见，据在场的胡守为先生后来回忆，向达同陈先生请教了梵文对音的问题（刘勇：《读书不肯为人忙——胡守为教授学术访谈》，《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陈先生当时赠向达诗三首中也有“梵语还原久费工，金神宝枕梦难通”之语，就在这一年，陈先生捡起1930年12月发表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二号）上的《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一文做了再校补。广州期间，向达还在中山大学做了题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讲座，对敦煌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虽然向先生在辑成《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年）后没能完成校注工作，但后来在季羡林先生主持下，最终于198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校注》。此外，向达先生曾翻译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参与的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第二、三次的考察记，题作《勒寇克高昌考古记》，显然是想作为向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姊妹篇，但未得出版，在1999年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由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推出了“重聚高昌宝藏”专号，据荣新江老师的回忆可知，这部书的顺利出版还离不开冯其庸先生的慷慨解囊（142页）。
《逆刺占》卷末向达题跋，佛陀耶舍是其笔名。 李丹婕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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