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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才还是异端？妙人还是怪胎？一睹这个明清之际“最好玩”的人。 编辑推荐金圣叹是明清之际的一个传奇人物，曾以腰斩《水浒》、酷评《西厢》著称于世。他为人狂放，以异端自居，生前身后，备受争议。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学史及文化史上，都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独特价值的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极富争议，时至今日，对他的研究仍存在很大分歧。 清人李渔说他的评点文字“能令千古人心死”，胡适则说他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的人又该如何看待他？ 内容简介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这本《金圣叹传》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研究，本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追踪蹑迹，评述其人生；外篇撮取其理论菁华，评介其成就。作者细心作传，平心持论，尽可能公正地为金圣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历史位置。用他自己的话讲，让他“心死”于九泉之下。 作者简介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开大学教授。原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董事长、总督学。山东省栖霞县（现山东省栖霞市）人，1948年7月生于天津，六十年代就读于南开中学，1968年10月上山下乡，1981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是《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留校任教，1985年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88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升为教授。先后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思想史”、“中国小说理论史”等课程，指导“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明清小说与小说理论批评”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50余名。 原版引言很应该为金圣叹写一部较为详细的传记。理由至少有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说，金圣叹在文学史及文化史上，都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独特价值的人物。他批点、刊刻的《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在近三百年中畅销不衰，成为当时中国人的主要文学读本；他在批点中提出的小说理论及文学、美学思想有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小说理论的成就，古代文学史上无人比肩；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及方法，随“才子书”的畅销而影响广远，效仿者蜂起，小说、戏剧的评点本遂至汗牛充栋，成为清代文学批评史两大奇观之一(另一奇观为大量的诗话、词话)；他一生行事怪异，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而又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色；他最终因参与、组织反暴政而惨死在屠刀之下，成为民间的传奇式人物。如是等等，都使得金圣叹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无可替代的“这一个”。因此，无论出自景仰之情，还是探索之意，抑或好奇之心，我们都应该循其人生足迹体察一番，认识这个丰富、复杂、独特的灵魂。 从反面说，金圣叹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活着的时候，崇拜者五体投地，憎厌者欲杀之而后快；罹难后，同情者无限惋惜，敌视者斥骂未休；时至今日，研究者中间仍存在很大分歧，几乎每个大关节都有不同意见。这既有他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如放言无忌，标新立异等，也有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争议的存在，就是对研究者的召唤，所以很需要我们来把问题梳理一番，细心作传，平心持论，尽可能公正地为金圣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历史位置。用他自己的话讲，让他“心死”于九泉之下。 但是，金圣叹的传论很不容易作。其难有三：一为歧说纷纭，已见上述，非折衷所能消弭；二为材料缺乏，此乃由于金氏一生布衣，又遭横祸，故可靠之传记行述甚少，仅见者往往又间杂传说；三为金氏的名山事业为文学批评，文评向有“准的无依”之说，而金氏立论大胆且独出心裁，以至见仁见智难衷一是。当然，列举出这些并非为我们的工作预留退路，而只是表明笔者惕厉、谨慎的态度而已。 金圣叹一生的心血萃于文学批评之中，我们对他的认识绝对离不开他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成果。因此，本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追踪蹑迹，评述其人生；外篇撮取其理论菁华，评介其成就。虽与惯例稍乖，却也与传主的特点相合，望读者谅之。 1996年初春于南开园 内 篇第一章 盖棺论未定一 金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卒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 这一年，顺治帝福临猝崩，使原已动荡不宁的江南局势更趋险恶。 福临遗诏中以十四事罪己，其一曰：“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其五曰：“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这似乎透露出一些消息：在这位青年皇帝临终之前，正承受着来自满洲贵族集团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对自己相对温和的汉族士人政策作出忏悔。同时，这篇遗诏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信号[1]：严冬正向汉族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逼进。 果然，此后三个月内，“奏销案”、“明史案”相继发生。 “奏销案”以催交未完钱粮为由，而行强化统治，摧折士气之实。据邵长蘅《青万簏稿尺牍》云，仅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就有一万余人受到“褫革”的处分，被逮捕枷责者达三千余众。一时间，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学校为之一空。 “明史案”开清代文字狱先河，历时一年，受牵连者上千人，狱决，处死二百余人(《郎潜纪闻》)，妻子皆流徙。 而据章有谟《景船斋杂记》：“奏销一案，以诸生抗粮而起，庠序一空……江苏因朱抚军国治之酷，其祸尤甚云。”此抗粮之“诸生”，就包括金圣叹；“朱抚军国治”，就是制造“哭庙案”，惨杀金圣叹的刽子手。 “哭庙案”是“奏销案”的序幕。究其缘起为吴县县令任维初监守自盗。任为一酷吏，上任之初便宣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备下非刑催逼拖欠。“欠数金者，重责三十，欠三星者亦如之……受责者皆鲜血淋漓，难于立起……居无何，杖一人毙堂下，邑民皆股栗。”与此同时，他公然盗卖常平仓米三千余石，强令全县民众为之补偿。这样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吴县上下，“即三尺童子皆怀不平”(《哭庙纪略》)。于是，秀才倪用宾、薛尔张等为首，召集一百多名同学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并鸣钟击鼓，以示抗议。金圣叹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十弗见》的文章，讥讽任维初，且参与撰写哭庙时的告文。哭庙当天，他又积极鼓动友人同赴文庙。哭庙之后，这支抗议队伍向苏州府衙进发，途中有千余民众相随其后。巡抚朱国治等正在府衙祭奠顺治帝灵位，即下令镇压，当场逮捕十一人。道台王某审理此案时，任维初供称盗卖是实，但所得米银本拟应付巡抚衙门的索贿。朱国治连夜窜改证供，把案由改为知县催征军饷，劣生带头抗纳闹事。并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的罪名三条：一为“震惊先帝之灵”；二为“声言扛打”县令，目无朝廷；三为散发帖贴，纠集民众。而在奏疏中，朱国治以“吴县钱粮历年逋欠，沿成旧例，稍加严比，便肆毒螯。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有司丧气……断不敢再行追比”恐吓朝廷。这一下正触到痛点上，于是朝廷不仅当即派出四名满洲大员专审此案，而且随后诏示全国，以极严厉手段催交钱粮。“奏销案”乃由此而起。 开始，金圣叹并未牵连进去。但随案情的发展，朱国治欲借此打击异己势力，便穷究幕后主使，将现任苏州府学教授程翼沧与病休闲居的吏部员外顾予咸扳扯于案内。此二人皆素不满于朱、任的苛政，而皆与金圣叹有往来[2]。满洲大员会审时，程被迫供出了金圣叹。四月二十六日，严檄逮捕金圣叹，提解江宁(今南京)。二十七日，圣叹被捕，当即起解。 审讯时，上堂先施刑责，金圣叹即大呼“先帝”。希望问官看在先帝知遇(详见第七章)的分上，稍加宽松。不料反而火上浇油，问官怒斥：“上初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考！”又加责掌嘴二十。遂与倪用宾等十八人同判斩立决。 冤狱始成，朱国治即赶回苏州，急不可待地抄没各家资产，“所有各家细软财物，劫掠一空，夫人及眷等皆就狱”。于是，“城中讹言大起，有言尽洗一乡者，有言屠及一城者。人心惶惶，比户皆恐。或曰：‘众秀才何苦作此事！’或曰：‘都堂欲如此耳，何与众秀才事！’或竟有远避他乡者矣”。 六月二十日，圣旨下，曰：“倪用宾、沈明、顾伟业、王仲儒、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八名，着即处斩。妻子发遣，家产入官。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等十名，着即处斩，免籍没。顾予咸免绞，免籍没，并免革职。”金圣叹罪列头等，遭到最严酷的惩处。圣旨还有“至秋用刑”的字样，而朱国治深知案情冤枉，惟恐日久生变，便迫不及待地于七月十三日将十八人与另外九案的人犯同时处死。《哭庙纪略》对当时惨景记述甚详： 十案之人共一百二十一名悉弃矣。凌迟者二十八，斩者八十九，绞者四人，分五处正法。抗粮及无为二案，斩于江宁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围定，抚臣躬自监斩焉。是日辰刻，于狱中取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悉塞栗木，挟走如飞。观者如堵，稍近，则披甲枪柄刀背乱下。俄而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之首皆落。披甲乱驰，郡官皆散，法场上唯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第二天，朱国治便下令苏州府，起解金圣叹等八家妻小。十八日府中起解，其情景亦惨不忍睹： 凡五六岁者手扭之。时父送女，公送妇，兄姐送妹，妹弟送姐，亦有女送母，媳送姑，至戚相送者。哀号痛哭，凄惨之声，响闻数里。道旁观者，多叹息泣下，寒心惴惴，唾骂抚臣之惨刻。 当然，这不过是清王朝摧折江南民气、压服江南士人的无数次屠杀中的一次而已。但这一次特别引人注目，所有死难者皆留名于史册，其原因乃如隐兰逸叟所云：“(金圣叹)被难，天下惜之，谓天之忌才，一至于斯！至十七人，皆可因圣叹而相与不朽矣。”[3] 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参与组织反苛政而罹难的著名人物，只有这一个金圣叹。 在中国“士”的史册上，集体行动与贪官墨吏抗争，并付出了鲜血与头颅的代价，只有金圣叹们这一次[4]。 二 现代学者对“哭庙案”的研究，存在两个较为集中的问题：此案的性质及金圣叹参与的程度。 前者的疑点为：秀才们此举是乞怜还是反抗？若属反抗，是否带有民族反抗的性质？由于“哭庙案”与金圣叹的关系十分重要，故当不吝辞费，稍为辨明。 早在唐宋两代，天下财赋已半出江浙。而明代有增无减。《吴县志》称：“明太祖定天下……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赋税)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明初，全国各地田亩税不一，少则五六升，多则也不过斗余。可见苏州民众负担远远超出情理之中。而事实上，这样高额的赋税也从未顺利征足过。据《续藏书·周忱传》，明景泰二年，苏州逋税达七百九十万石。入清后，税额仍从明制，故重负依旧，拖欠亦依旧。顺治十四年江南总督郎某奏请解决“江南三大困”，其一即为欠税。据称江南一带五年间拖欠钱粮达到四百余万两。他建议由右布政使专司催讨清查之事，奏上准行。不仅如此，贪官污吏还要层层加码。如巡抚土国宝“初抚吴，即令有司收其米四万三千余石给兵饷”，又“疏请加派民赋，佐军需”，“于苏州府城按廛(廛，音缠，古指一户平民所居之房屋)纳税，敛银数万两；又逾额滥设胥役(胥役，小史)，婪取银数千两”。[5]就连正常的漕运，每担米都要被漕卒敲榨白银二三钱。对此，金圣叹早怀强烈不满，顺治八年《下车行》诗中愤怒写道：“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 可见，矛盾酝酿已久，反抗情绪亦酝酿已久。 至于说秀才及民众们的反抗是否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后文当作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剃发令推行后，江南的社会矛盾无不以民族矛盾为背景，只是或隐或显程度不同。而顺治十六年，苏州设驻防将军，圈封民房作兵营，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可怜大小万余墉”，“回首相看泪如泻”，“营卒里胥纷旁午，金钱器物恣征求。”[6]苏州民众对清政权怀有强烈不满，当属无疑。不过，关于“哭庙案”与反清斗争的直接联系，目前还缺乏可靠的证据[7]。就可以见到的大多数材料而言，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以及演变始末，并非反清复明的民族斗争。金圣叹本人的表现(口呼“先帝”等)亦复如是。可以说，这次“秀才造反”只是对苛政的一次稍为响亮些的抗议而已。 但这相对平和的抗议，竟酿成了血腥的屠戮，实出所有当事人的意料。其内在原因，诗人韩洽有透彻的揭示： 野老闲谈无避忌，追思祸乱何从致。 单父曾非子贱才，胶庠妄起陈东议。 瑕衅还同一羽轻，张皇白简奏神京。 缧绁并收裴吏部，坑焚遍及鲁诸生。 田房籍没无遗土，妻子羁牵作囚虏。 三年不雨岂虚谈，六月陨霜今目睹。 书生白面亦何能，骈首诛夷良可矜。 大狱连诛动千百，更闻京口及毘陵。 犹谓吴民黠难制，镇防须仗将军势。 草野徒怜百姓灾，台端自为封疆计。 韩洽与金圣叹同时同里，其诗有“明季以来吴中第一”之称。这首题为《觱篥行》的古风，记述了顺治末期苏州所受的三场劫难，而以“哭庙案”为所记重点。“瑕衅还同一羽轻”，指秀才们反抗程度之轻微。而“犹谓吴民黠难制”、“台端自为封疆计”云云，则揭露了自朱国治至鳌拜等满洲贵族集团，借题发挥，摧折江南民心士气的用心。诗中以宋代太学生请愿事相比拟，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哭庙”举动，顾予咸在《雅园居士自叙》中解释道：“吴中故习，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庙廷，名曰‘哭庙’。”这本是秀才们对抗学官欺压及科考不公的方式，实属温和而无奈的手段，甚至透露出下层读书人特有的屈辱怯懦心态。但这一次很不同。首先，这是在较为严峻的背景之下。顺治九年二月，各地学校均奉旨在明伦堂左侧刊立钦定卧碑，内云：“军民一切弊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斥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东华录》)顺治十七年又再次严申结社订盟之禁，凡纠众盟会者，一律“即行革黜参奏”(《清朝文献通考》卷六九)。其次，秀才们所争不是一己的待遇，而是代表了民众的利益，而且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因此获得了与习惯上的“哭庙”完全不同的意义。虽仍有一“哭”，但只是一种聚众的形式，并无乞怜的成分了。 对金圣叹参与此事程度质疑者，多为贬抑而立论，认为金圣叹曾感激顺治帝“知遇”之恩，刚刚写过八九首歌功颂德的诗篇，怎会参与“不轨”活动。而直接的证据则是《哭庙纪略》中，金圣叹狱中家书云：“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既称“无意”，可见系无故牵连其中，故也不得享有“烈士”或“牺牲”之类的美誉了。 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感激君王知遇与反抗墨吏盘剥并不矛盾(金圣叹与顺治帝之关系，详见第七章)，而“无意得之”即“偶然遭遇”、“意外遭遇”，并不能证明金氏“无辜”得罪。相反，关于他参与此事，且为一重要角色的记载却颇有几条，如《哭庙纪略》：“教授程邑参任维初六案，金圣叹固有‘十弗见’之笑焉。”《甲申朝事小纪》：“诸生因集众哭庙，其《卷堂文》为金圣叹所作，且在其家开雕。国治遂以圣叹为首，立决。”《研堂见闻杂记》：“(金圣叹)是变也，为《哭庙文》，亦入狱，同日斩。”还有一较为直接的证据是某当事人张涵所述。张涵“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憩桥巷，相去不数武，素相得也”。张涵于哭庙当日在家中设坛扶乩，忽听敲门声甚急，问乩仙，得十二字判词：“有奇祸，有奇祸！不可开，不可开！”结果坚不开门，良久，敲门者乃去，“探之，则圣叹纠往哭庙也”。[8]十二字判词云云，显然是张氏编造的，作为临难苟免、背弃友人的遁词。但金圣叹在这一事件中的积极姿态，却可由此得一确证[9]。 三 金圣叹这一惨烈结局，对于认识其为人，提供了多种视角。 最明显的，自然是激烈的反抗性格。正如邱苇瑗《菽园赘谈》所指出：“盖金圣叹愤世嫉俗，然遇理所不可之事，则亦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似非全无心肝者。以此而得杀身之祸，亦可哀矣。”“无心肝”云云，指金圣叹平素放诞、玩世的人生态度，而“则亦慷慨激昂”是对这一事件中金氏表现的概括。二者合观，乃为理解圣叹一生思想、行为之锁钥。 较为费解的，是有关他入狱后的一则轶事。《清稗类钞·讥讽》：“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语，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官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此事广为流传，《新世说》、《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均有记载，金圣叹在民众中的形象也“定格”于此。此事似在赞美金圣叹的机智——料定官员拆看，故称“大儿”以戏之；旷达——临刑而取乐；诙谐——郑重其事地说呆话。但揆情度理，不过是民间传闻而已。理由有二：一、牢狱之惨绝非可一笑化之的。金圣叹被捕后即受严刑，其后屈打成招。《哭庙纪略》述狱中惨况：“时当盛暑，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铁索，其苦有不可忍言者。”二、金圣叹本人判斩，家产抄没，全家老小俱入狱，且将发配关外苦寒之地，若还逞弄小聪明开如此无聊玩笑，那未免真的全无心肝了。 但此类民间传说却又事出有因：既由于金圣叹早有机智诙谐、玩世不恭的大名，又由于他在死亡面前的旷达。 《沉吟楼诗选》收有金圣叹临难前诗作三首。其一题为《绝命词》：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其二为《与儿子雍》，自注：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 今朝疏到无疏地，无著天亲果晏如。 其三为《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 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 三首诗韵脚相同，为绝命之际的一组作品无疑。故要知他在生死关头的心态，真切莫过于读此诗。 第一首用《庄子·大宗师》之典：“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庄子以此表达“生为劳役，死得休息”与“大化迁流，顺其自然”的生死观。金氏一生醉心蒙庄，在大难临头时又以之为精神支柱：既然离开大化迁流的自然已久，也该回去恢复本来面目了。而在超然旷达的同时，却又流露出深切的遗憾：未完的文学批评只好抱憾九泉。 第二首诗用了佛学典故。无著、天亲为印度佛教大德，二人乃亲兄弟，共创大乘有宗。而二人间又有传承关系，天亲继承无著之学而又发展光大之。金圣叹喻指他与金雍之间相亲于道又相忘于道的关系。与第三首诗合读，可以充分体会到金圣叹在旷达超脱的外表下，内心对人生、对儿子的关切与眷恋。 一方面，达观而超然；一方面，执着而系恋。金圣叹在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复杂心态，正是其一生中性格矛盾的集中流露。 四 金圣叹之死在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之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与悲哀。吴江沈永启甘冒大不韪，随往江宁，并为圣叹殡敛[10]，将灵柩运回苏州，葬于城外五峰山下的博士坞。苏州民众又在浒关阳山东麓修建了庙宇，诡托马王神之名，塑金圣叹等十八人像，香火供奉[11]。数千里外，圣叹挚友周令树因想得梦，见“一人披发跣足，耸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圣叹也’”。醒后心悸，当下命人赴苏探望，方知噩耗，遂作文以示哀悼。友人嵇永仁、黄俞邰亦就此事作《追悼诗》与《记梦诗》，以寄托哀思。诗人翁澍数年后专为金圣叹作《今乐府·秀才冤》鸣不平： 穷措大，素放诞， 注稗史，狎词翰。 县令不可犯，犯上疑作乱。 况当国殇时，抚军疏“背叛”。 十八儒生命似鸡，罪及妻孥尽流窜。 贵者免，富者泮，独有宫墙坐涂炭。 县令旋遭天命诛，抚军首被吴藩断。 (此指任维初不久即获罪正法，朱国治调任云南巡抚，克扣粮饷，被吴三桂部下脔割而死事) 秀才冤，眼前判。 诗中的“贵者免”云云，指“哭庙案”牵连的官员顾予咸、程翼沧皆有庇护者而得以免罪[12]，从而突出金圣叹等下层文人被惨杀的社会压迫性质。 十余年后，苏州仍流传民谣：“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按，国贼亦指吴三桂)。”[13]真可谓圣叹不死，公道在于人心了。 在诸多纪念金圣叹的诗文中，当推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文情并茂。廖燕，广东曲江人，能诗，亦好论文。他仰慕圣叹为人，专程到苏州访求其遗迹，并作《传》极申崇敬及悼惜之情。《传》末云：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余，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又乌可少乎哉！其祸虽冤屈一时，而功实开拓万世，顾不伟耶！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如此云。 这段文字以辨冤始，以颂德终，极尽古文起伏跌宕之能事，饱含情感地把金圣叹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成就推崇至极点。发泄“天地妙秘”，“开拓万世”心胸，直将圣叹视为文坛圣贤。其辞或不无溢美，但对金圣叹的整体评价是独具只眼、切中肯綮的：圣叹在文坛别开生面，其得祸与此有关，其不朽更在于此。 清初实学大家刘献廷，“生平极许可金圣叹”，与圣叹之子金雍交往，并参与编刊圣叹的遗著。其《题唱经先生像》云： 忽有仙人在别峰，通身香气似芙蓉。 碧天明月一千里，独上瑶台十二重。 礼赞之辞亦无以复加。 但是，同一桩“哭庙案”，同一个金圣叹，却又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官方的“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类的恶谥不去说他，即文人闲墨之中也颇有痛诋者，如： (金圣叹)得奇祸……今有人向余述其平日言之狂诞，行之邪放，曰：“此盆成括一流人也。”余为悚然。有才者不易得，才而不轨正业，报固若是烈欤！(陆文衡《啬庵随笔》) (金圣叹)恣一己之私见……可谓迂而愚矣！其终以笔舌贾祸，宜哉！(董含《三冈识略》) 金圣叹评(《水浒》)而刻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你以文词杀人，天以文词杀你！无子，从此断绝书香种子。(《文昌帝君谕禁淫书天律证注》) 如董含者，亦在奏销案之劫中，削籍归里，对金圣叹之得祸，反认为“宜哉”，可见“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而更有甚者，则为同郡同时的归庄，特地为金圣叹之死作了一篇檄文，不过声讨的并非任令朱抚，而是血溅西市的金圣叹。其文称《诛邪鬼》，略云： 苏州有金圣叹者，其人贪戾放僻，不知有礼义廉耻；又粗有文笔，足以济其邪恶。尝批评《水浒传》，名之曰“第五才子书”，镂板精好，盛行于世。余见之曰：“是倡乱之书也。”未几，又批评《西厢记》行世，名曰“第七才子书”。余见之曰：“是诲淫之书也。”又以《左传》、《史记》、《庄子》、《离骚》、《杜诗》与前二书并列为“七才子”。以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固已失伦；乃其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有圣王者出，此必诛而不以听者也……吴县诸生与任知县相恶，巡抚中丞得知县贿，诬奏诸生十八人，尽弃之市，金圣叹亦与焉。余哀诸生而未尝不快金之死，但恨杀之不以其罪耳！昔太公诛华士，孔子诛闻人，亦为其惑世也。然二人者，非太公、孔子不能诛。金圣叹见诛于今日，非可高比华士、闻人者，当其身宜诛之以惩邪恶……余以其人虽死而罪不彰，其书尚存，流毒于天下将未有已，未可以其为鬼而贷之也。作《诛邪鬼》！ 归庄亦倜傥不羁之狂士，与顾炎武齐名，称“归奇顾怪”。他曾倡众杀死清政府的县丞，而被通缉，亡命江湖数载，伪装僧人以避祸。这样一个人物，不仅不引金圣叹为同道，反而庆幸其死，甚至还要追讨其亡魂，很令人有些费解。 归庄与金圣叹似未谋面，《诛》文所指斥的罪状大多来自传闻。如以《西厢》为“七才子书”，列《左传》入“才子书”等，可知他既未读过也未见过金氏所批诸书，只是耳食罢了。至于文中还提到的强奸、拐骗、欺诈等恶行，更是市井流言。察归庄著作与行迹，实不失为学有所据、行有所止的正直之士，何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偏颇？这一疑点的思索，对于认识金圣叹，确定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位置，将有所启发。此项工作，须留待后面几章完成，这里只是指出：圣叹虽死，棺盖而论未定也。 古人褒贬如此悬殊，而今人之分歧亦未遑多让。检点近一个世纪的有关研究，依然扬之者九霄，抑之者粪壤。争论的主要有下列问题：一、总体评价。自二三十年代起，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均有涉及。其间虽不乏精到见解，但皆不曾经过专门的系统研究，只是零金碎玉而已。所作总体评价的断语，更是大可推敲。五六十年代，始有一批专著、专论，如何满子的《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张绪荣的《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公盾的《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等。其中有的称金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封建文化的贰臣”、“封建政权的叛逆”，有的则指为“封建反动文人”、“封建没落阶级的反动思想家”等。这两种观点都延续到了七八十年代。二、对“哭庙案”的评价及金圣叹与清王朝的关系。这个问题前文已有涉及，不赘。三、对金圣叹文学理论批评的估价，其中尤集中于《水浒》评点之上。这方面的文章最多，不胜枚举。大致说来，七十年代以前，肯定其文论成就者与否定者旗鼓相当，八九十年代则大多肯定，惟肯定之程度仍彼此相去较远。 一个文坛人物引起古人以至今人如此之大的评说兴趣，而评价之歧异又如此之大，这适足以说明金圣叹思想行为之复杂，亦足以引发我们循其人生足迹而见识其人，体味其说，按断其是非究竟的兴趣。 【注释】 [1]据孟森《清世祖出家考实》，此诏书当为“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故可视为他们的政策宣言。 [2]程翼沧曾参劾任维初，金为之作《十弗见》文；顾予咸园林有“爽致轩”，匾额为金圣叹所题。(《吴门表隐》卷四) [3]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七转引。 [4]此事详情见于《哭庙纪略》、《辛丑记闻》与《研堂见闻杂记》等文。还有当事人顾予咸所撰《雅园居士自叙》。《哭》文为当时某知情人撰述，最为翔实。而《苏州府志》所记稍异。 [5]《清史列传》卷七九。 [6]韩洽《觱篥行》。 [7]张仲仁《阳山十八人祠记》云：“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又称金圣叹家藏密信，“多不讳语”，不知何所据。此为孤证，不足凭。 [8]吴翌凤《东斋脞语》。 [9]《苏州府志》所记有所不同，以倪用宾为具呈状告任维初的首领，以金圣叹为哭庙的首领，似不确。但也可旁证金圣叹在整个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10]见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 [11]《〈沉吟楼诗选〉后记》引《阳山十八人祠记》。 [12]《研堂见闻杂记》：顾以十万两白银打点关节而得到某王爷庇护。程则得主审官有意纵放。 [13]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五。 第二章 雪泥鸿爪几许 一 金圣叹的生平行迹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做过官。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若无仕途经历，传便很难撰写，仿佛一篇文章缺了标点符号，人生的荣辱沉浮都没有明显的标记；其日常交往自然也多限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交游考”之类自亦难于下手。陈登原先生半个世纪前曾撰《金圣叹传》，爬罗抉剔甚有功力，但也只能是笔记杂纂与金氏诗文中片言只语的缀合，读来颇使人生“雪泥鸿爪”之叹。(近十余年间，又有几种时贤的金圣叹的传记问世，若干交游行迹亦得以发明——但也不无舛误之处。大端而言，金氏本人的社会活动、文学活动情况，仍不免于粗线条的勾勒。) 金圣叹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氏，家居憩桥巷[1]。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2]。其父、祖皆无功名。兄弟三人，他居中，但很可能与弟弟是一对双胞胎[3]。《沉吟楼诗选》有《念舍弟》，诗云： 记得同君八岁时，一双童子好威仪。 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 一自爷娘为异物，至今兄弟并差池。 前朝略续游仙梦，此后相思知不知？ “同君八岁”、“一双童子”，似只能作双胞胎解。但二人成年后往来并不多，有迹象这个兄弟在父母去世后，似被人领养而离开了苏州。而乱世飘零，兄弟参商以至音讯难通，其《忆舍弟》诗云： 舍弟西风里，流离数口家。 近闻栖水泊，托庇在天涯。 火食何由得，儿童哪不哗！ 何须逢盗贼，多恐化泥沙。 颇见其手足情深。在《水浒》批语中，因“兄弟”一词而借题发挥之感伤语亦甚多(如有关武松、宋江的情节)，足资相证上述假说。 金圣叹的少年时期，家境尚可，有田产，有仆人、丫环，当属中小地主阶层。在他十余岁时，不知何故，“眷属凋丧，独为至多”，家境也开始败落下来。 他十岁入乡塾，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索然无味，“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据他自己回忆，当时一方面深感“四书”之类的枯燥乏味，一方面又对读书产生了诸多困惑与好奇，如“尽天下书当有几许”、“其中皆何所言”、“(内容)不雷同耶”[4]等等。十一岁时，他终于得到了自由读书的机会。当时，身体欠佳，“时时有小病”，经常告假休学。他较为内向，不甚喜嬉戏，于是终日以自由读书为消遣。开始读的是《法华经》，后来找到了《离骚》与《史记》。据他回忆：“《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史记》也不能常读。这时，他得到了《水浒传》，一下子便入了迷，达到“无晨无夜不在怀抱”的地步。这一年多的阅读经历，不仅为金圣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而且决定了他一生的志趣。他作为终生名山事业的“六才子书”，此时所读居半数；日后所作《法华经》的讲疏专著，即有三种之多。 此后不久，他又对《西厢记》入了迷。据晚年追忆： 记得圣叹幼年初读《西厢》时，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者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先师徐叔良先生见而惊问，圣叹当时恃爱不讳，便直告之。先师不惟不嗔，乃反叹曰：“孺子异日，真是世间读书种子！” 这段回忆有无夸张，难以断言。但事情基本经过应无疑。我们由这位早熟少年之烦恼中可以看出些什么呢？多情？文学感受能力？冥思伤感之气质？可能皆有些许，但也全然并无实据。就是金圣叹本人也“只是当时已惘然”了。有意思的是，这位塾师不仅预言了金氏的命运，而且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读书种子”一语，金圣叹反复使用，可见这位启蒙师傅的鼓励期许，给少年金圣叹留下的深刻印象。 他的另一位塾师却没有这样宽容，似乎也不太赏识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 记圣叹最幼时读《论语》，至“子张问：‘子何如斯可谓之达矣？’”见下文忽接云：“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不觉失惊吐舌。蒙师怪之，至与之夏楚。 在此前后，金圣叹还接触到了市井流行的通俗文学。有一支《打枣竿》曲，他直至四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其词为： 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 此曲流行于中晚明，冯梦龙收入所编曲集《挂枝儿》之中。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至《拷艳》一折时，忽忆“幼时曾见一《打枣竿》歌”，便信手拈来，借赶脚人的戏言写红娘的诙谐形象，使评论横生谐趣。可见少年时的文学生活对他情趣影响之深。 金圣叹此时亦开始试笔，但作品大多散佚。只有《第五才子书》中个别批语系少作留存。另外，《杜诗解》中抄录了一首少年诗作，可见其早熟的才情： 营营共营营，情性易为工。 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 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 不觉闲风月，居然白头翁。 “留湿”一联工整而传神，甚有童趣。尾联“不觉”云云，出自少年笔下，使人惊讶。这样的感慨虽有强作解事的意味，但也可以看出金圣叹内向、冥思、感伤的心理特质。他在中年以后，两度追忆自己这种早熟的内心状态。一为批李商隐《曲江》诗： 某尝忆七岁时，眼窥深井，手持片瓦，欲竟掷下，则念其永无出理，欲且已之，则又笑便无此事。既而循环摩挲，久之久之，瞥地投入，归而大哭。此岂宿生亦尝读此诗之故耶？至今思之，尚为惘然！ 《曲江》的名句“天荒地老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为伤逝叹衰的极致语，金圣叹认为自己童年的投石大哭，是类似的情怀。这乍听起来有些风马牛，但细寻思也不无道理。惟其禀赋中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敏感气质，日后才可能在文艺品评中出类拔萃。另一次追忆为批《水浒》时： 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犹疑身在旧塾也。 比起对投瓦下井一事的感慨，“宿生”云云说得显豁，这里则较为含蓄，然对弃瓦与落日的留恋，实为同一心理机制。金圣叹对自己有相当清醒的了解，故称这种感伤心态植根之深，如同“宿生”带来。 他的早熟心理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懵懵懂懂的政治野心。他在晚年评点杜诗时回忆自己儿时的种种“妄想”： 因忆为儿嬉戏时，老人见之，漫无文理，不知其心中无量经营，无边筹画，并非卒然徒然之事。羊车竹马，意中分明国王迎门拥篲，县令负弩前驱；尘饭涂羹，意中分明盛馔变色，菜羹必祭；桐飞剪笏，榆落收钱，意中分明恭己垂裳，绕床阿堵。其为妄想，与前三人有何分别？(《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这里说的“前三人”，指的是刘邦微时羡慕秦始皇，陈胜微时立志“苟富贵”，阮籍感慨自己未生于风云际会之时。了解金圣叹性格中的这一面，对于解释他的一些异于常人或是复杂矛盾的言行，都是大有帮助的。例如青年的急于出名而不择手段，老年时幻想到朝堂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等，都与深隐于心灵中的这一“本我”有关。 金圣叹很早就考中了秀才，但对进一步的功名似乎兴趣不大。他在岁试中与主考官屡开玩笑，以致被黜革。次年改换名字再考再中。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他“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以故为郡县生不常”。这种夸张的记载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足见金圣叹游戏于科场的举动给后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二十岁前后，金圣叹成了家[5]，旋即做了父亲。他有一子三女。子名雍，字释弓，亦能文。金圣叹对他寄予厚望，称为“读书种子”，五岁时便命其旁听父辈谈话，十岁便以《水浒》为范例给他讲授文法。金雍在“哭庙案”后流放辽东，后曾一度返苏，与刘献廷、尤侗等有来往，并以其父名义编刊《才子尺牍》等[6]。小女名法筵，最受圣叹钟爱，能诗，善书法，嫁沈姓，居城外太湖之滨。圣叹晚年常居其家，遗诗赖其二子而部分保存。 此后十年，金圣叹文名渐盛，狂放之行亦渐多。在崇祯八年前后，他与友人戴云叶、魏良辅等热衷于降神活动。他自称女仙陈夫人附体，用扶乩的方式与各界人物“笔谈”，借以表现自己的诗才与佛学修养。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领略了“女仙”的才情与学识后，深信不疑，不仅与其倡和若干，还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张扬此事。金圣叹还到显宦叶绍袁家中，召请亡灵，并借仙灵之名，宣讲佛理与“才女”观。此时，他已成为有争议人物[7]。 崇祯十四年，金圣叹三十四岁，最后完成了对《水浒传》的评点，在贯华堂主人韩住的资助下，以“贯华堂”的名义刊刻发行，题署《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并造施耐庵的序言一篇冠于卷首。自此，“六才子书”之说及“施著《水浒》”之说皆不胫而走[8]。 此后数年，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圣叹心情甚为矛盾，一方面痛恨贪官污吏及苛税重负，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王朝能起死回生。这种矛盾心态在《微生》、《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癸未秋兴》、《甲申秋兴》等诗中有充分的表现。 明清易代给金圣叹以双重的打击。亲友流离伤亡，经济日见困窘，于是心理上更增幻灭无常之感，而“绝意仕进”。他对新朝的态度较为复杂。开始，他以陶渊明自比，取消极不合作的姿态。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一政治现实，对循吏美政赞颂之，对墨吏苛政抨击之，而民族情绪渐从诗文中消失。这一变化过程，从《休问》、《题渊明抚孤松图》、《徐庆公生日》、《王子文生日》、《赠夏广文》、《下车行》等诗作的比较可以清楚看到。 清初十余年间，他先后研究了文字学、易学与佛学，同时继续对“才子书”进行评点。他的评点工作完全是即兴式的。友人徐增描述其状道： (圣叹)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拉之去矣。(《才子必读书序》) 故此，他的“半成品”颇多。《西厢记诸宫调》评点了将近一半，被同学诸友借去传阅，竟散失无存[9]。第一、第二、第三“才子书”也只有片言只语留传下来。 顺治十三年(1656)，金圣叹完成了《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点，又以“贯华堂”名义刊行[10]。这部书得到了同时代的戏剧理论大师李渔的高度评价。 此后，他编纂、评点了《才子程墨》、《小题才子》。这属于科举考试的“范文点评”一类。金圣叹津津有味地做这些事情，既有以笔代耕的味道(其书在他身后付梓上市)，也是和他对子侄辈进行的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正如其《小题才子书序》所言： 去年高秋无事，自督诸子弟甥侄，读书学士堂中。每逢三六九日，即依大例，出《四书》题二，观其揣摩，以验得失……因不得已，搜括宿肠，寻余旧日所暗诵者，凡得文百五十首，茫茫苍苍，手自书写……人共传抄，各习一本，仍其名曰《才子书》。 嗟乎，此非余一人之私言，是为天下之父兄之所同欲得言。昔者，吾父兄盖时时苦为余言，而余当时褎然懵然，实不解为何言。今则余不幸，亦既忝为父兄，而因即以吾先父兄之言，殷勤与汝言也。夫余之言则既尽乎是矣，汝设不解，而褎然懵然亦犹如余之昔者，则汝他日，谅亦不能免于为人父兄，其有不拊心流泪，重有痛于斯言也哉！ 这段话写于顺治十四年，距离金圣叹罹难只有五年的时间，因而是研究金氏晚年思想、生活的重要材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一、金圣叹年轻时虽然游戏科场，但还是在应试写作方面下过相当的功夫，加上聪颖过人，故对八股文的技巧颇有心得。 二、晚年的金圣叹，已不再是一味狂放不羁。对于后代的成长，他更希望他们有一条顺应社会的人生之路——因此，这位当年的狂生甚至自我否定，对年轻时的轻狂行为作出忏悔。 三、清代文学中，类似“辜负天恩祖德、父兄教诲”的话题出现了一系列作品，金氏这番言论得风气之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红楼梦》、《浮生六记》都有典型的表述，倘联系起来作专题性研究当有所发现。) 四、金圣叹一生既放弃了科举，便把大量精力放到了家庭教育上。而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与实践都有鲜明的个性——既曾以《水浒传》为教材，又注重八股文的技巧传授，同时还把自己独特的诗学见解当做教育内容。 此后，圣叹的兴趣向诗文方面转移。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格律诗理论——“律诗分解”说，即将一首律诗看做上解与下解两部分，每解四句。其初衷正如同时代人张芳所揭示：“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以及“王李一派恶套诗”。此说虽有少数附和者，但遭到了多数人的非议[11]，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腰斩唐诗”，金氏被斩首是这一邪说招来的报应。当然，金圣叹本人是十分认真而虔诚的(金圣叹只有在论诗评文、教育子侄时才是彻里彻外虔诚的)。为宣扬己说，他给朋友们写了大量书信，百般设譬，巧为阐说。这些书信日后被金雍辑为《鱼庭闻贯》刊出。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虽为衰老与疾病所苦，却激发了诗文批评的热情。他一再对友朋谈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颓唐。因而自念：人生世间，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宁有多日！脱遂奄然终没，将细草犹复稍留根荄，而人顾反无复存遗耶？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葭秋堂诗序》[12]) 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答王道树学伊》) 弟行年向暮，住世有几……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余弟皆不惜。(《与任升之炅》) 他一度集中精力从事杜诗的评点，准备尽快把“第四才子书”完成付梓。不过，中间又插入了为金雍讲解唐人律诗之事，两个月共讲六百余首。金圣叹携金雍的笔录稿到太湖之滨的女儿法筵家中，潜心整理，终于完成了《选批唐才子诗》。且于庚子(顺治十七年，时圣叹五十三岁)付梓[13]。至于“第四才子书”，则终未如愿。其族兄金昌在其身后搜罗遗稿，得到近二百首，以《唱经堂杜诗解》的书名刊行，仅能“面目略备”而已。 大约在易代前后，金圣叹为了指导金雍等写作古文，还选评过《左传》、《国策》等范文一百余篇，称为《才子必读书》，“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迁延未就。顺治末，他对旧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删去了《公羊传》、《谷梁传》、《庄子》、《离骚》的选篇，增加了较多的后世篇章，共计三百五十二篇。此书完稿于庚子，然未于圣叹生前付梓。 五十四岁，金圣叹带着“只惜胸前几本书”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二 纵观金圣叹的一生，可知之行迹相当简单，而烟云模糊之处却颇为不少。拈其大端，首先是姓名问题。 排比古今有关记载，主要有以下说法： 一、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曾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二、《痛史》本《哭庙纪略》：“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金人瑞名……” 三、《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金圣叹，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张人瑞名……” 四、无名氏《辛丑纪闻》：“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 五、尤侗《金圣叹传》：“……原名喟，字若采，相传先生之父供孔子像，忽闻像上起喟叹，而先生适生，因命名曰圣叹云。” 六、王应奎《柳南随笔》：“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 七、蔡丏因《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长洲人，初名喟，字若采，一字圣叹……客复问‘圣叹’二字何义。曰：‘予名喟，圣叹即喟然叹之意。《论语》中有二喟然叹，在颜渊则为叹圣，在曾点则为圣叹。春风沂水，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八、《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人瑞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及科试，又顶金人瑞名就试……” 九、《中国历代文论选》：“金人瑞，本姓张，名采，后改姓金，名喟，字圣叹，明亡后更名人瑞。” 十、何满子《金圣叹评传》：“金圣叹厌恶平凡，喜欢标新立异，巧立名目……他自己的名字，就变换过多次，先名采，字若采；后来改名金人瑞；最后改为喟，字圣叹。” 如是等等，还有一些，不再枚举。如此五花八门的姓、名、字、号，实不多见。稍加辨正梳理，不仅为介绍传主所必需，而且可以认识金圣叹某些性格侧面。今先辨其姓。 姓的问题在于“金”之外又有“张”说，“张”说中又有“本姓张”、“庠姓张”及暂冒张姓三种看法，其中以“张采改姓名为金喟”之说最为彻底。 笔者的观点是：金圣叹自始至终姓金，既无易姓之事，更与张采无涉。 这一点，陈登原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已经指出过，理由是：金圣叹族兄为金昌，可见其本姓金；乾隆年间，娄县有张若采其人，“娄县与吴县不远，乾隆与顺治亦不远，当不容有第二人焉。”关于金昌之说，不失为一硬证，而张若采之说，则实未中肯綮。张采与张若采本非同名，且乾隆后期距顺治百有余年(张若采，字谷漪，乾隆五十五年进士)，“不容有第二人”的推论难以成立。张姓说在半个世纪后仍有相当的影响，与登原先生辨之未彻亦或有关。今承其说，再补充之。 首先证明圣叹确系金门子孙，理由有四： 其一，为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略云：“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今九年矣……卟所凭者，金生采。”钱谦益与金圣叹这次交往并非草草，当时与之倡和有七律十首，事后又作《记》一篇，《初学集》中凡四次言及，《列朝诗集小传》亦再次提到。而《记》中提到的戴生、魏生皆可在《沉吟楼诗选》、《鱼庭闻贯》中得到印证。足见钱文为可资征信的材料。天启丁卯，圣叹年甫弱冠，既称“降于金氏之卟”，可知圣叹本为金门子孙，而非日后易姓。 其二，为《鱼庭闻贯》。此乃金雍所辑的圣叹尺牍，每则后有金雍所加小注，如“与家伯长文昌”、“与家叔若水丽”、“与叔祖正士佶”、“答家叔胜私希仁”、“与家叔若水及舍弟释颜”等。以《叙第四才子书》题款相证，“家伯长文昌”即金昌。而由称谓推论，“叔祖”、“家叔”等皆为金氏一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丽字若水，与“金采，字若采”名、字皆成序；而其子“释颜”又与金雍之字“释弓”成序，当为圣叹至近之堂兄弟。圣叹“金”姓族人正多，足证“本姓张”之无稽。 其三，《苏州府志》、《吴县志》之艺文考皆称：“金彩，贯华堂集。”《吴县志》冢墓条称：“文学金人瑞墓。”于姓氏均无异词。 其四，举凡康熙年间笔记杂谈，皆直书金圣叹或金人瑞，并无张姓之说。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与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前者在圣叹被难不久编成于江宁，耳目所及，称“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后者为圣叹崇拜者，专程访求遗迹，为之作传，于姓氏必然郑重。这些材料比起百余年后方兴的“张姓”说，自然要可靠得多。 其次，辨析“张姓”说之源起。 以金采为张采，实为年代渐远，道路传闻之误。张采非但实有其人，且与圣叹同时、同郡，性情、际遇亦有相类之处： 张采，苏州太仓人，为复社领袖，与张溥齐名，世称“娄东二张”。《小腆纪传》云：“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辄面斥之。”圣叹则“遇理所不可事，则又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菽园赘谈》)“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金圣叹先生传》)张采与金采皆有口无遮拦之累，且皆由口舌树敌，种下祸根，此相淆种因之一也。 《研堂见闻杂记》记张采之死甚详，他死于衙役恶棍之手，“是时州守朱公犹在治所，素与张公不协，因公屡发其恶，心不平，无以报，于此不无颐指之意，故一时行凶，皆衙恶……遂有‘豪宦张采既死，诸人不得更乱’一示。”而金圣叹亦抨击暴政而得祸。张采死于朱姓州守之手，金采死于朱姓巡抚之手，年代稍远便易混同。此相淆种因之二也。 张采有《两汉文选》行世，署名“苏州太仓张采”。该书选文四十卷，间有批注、按语。百余年后，金氏各种评点、选编书籍风行于世。世人但知苏州有金采以批点、选辑名世，遂张冠而金戴，当不无可能。此相淆种因之三也。 刘献廷，“生平极许可金圣叹”[14]，且为圣叹选订《沉吟楼诗选》。他乃圣叹私淑弟子，则广为人知。其《广阳杂记》有“张采曰：周礼冬官之亡，不尽系秦禁”云云。后人知之不确，由此而生误会，亦有可能。此相淆种因之四也。 要之，与金采同时同郡，且又同名者，确有一“张采”，而二人又有数端相合、相近之处。金采适有改名之举，后人由更名臆及改姓，恰又有张采某些行迹尚存，拍之恰合，于是便有了“本姓张”之说。 此说最早见于《哭庙纪略》，而刊于嘉庆己卯的白鹿山房《丛刻三种》本与刊于道光庚寅的《甲申朝事小纪》本略有不同(《痛史》录自白鹿山房本)。稍后则见于晚清的《辛丑纪闻》。相比照之下，可以看出，三者绝大部分内容相同，所不同之处则在个别文字方面。由白鹿山房本略事删削而成《小纪》本，删削、润饰而后更名，是为《辛丑纪闻》。比勘之下不难发现演变痕迹。明乎此，便找到了“庠姓张”的来由。原来，白鹿山房本《纪略》的行文为“庠生，姓张”。而《纪闻》漏脱一个“生”字，成为“庠姓张”。后人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15]。 综上所述，“张姓”说实为年代久远的误会。初缘张采与金采之相淆，遂生“本姓张”之说；后由抄刻脱漏，又生“庠姓张”之说，以致金圣叹的姓氏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疑云重重。 当然，之所以如此，又与金圣叹纷乱的名、字、号情况有关。综合各家记载，金氏名采，又名人瑞(人瑞为所更名)，字若采，则大半无异议。问题集中在三方面：一、有无“金喟”之名？如果有，是初名还是最后一次的改定名？二、“圣叹”是字是号？是否为鼎革后更名改号的新字号？其义如何？三、“人瑞”系何时、为何而改？ 先辨“金喟”说。检点有关材料，此说问世不早于晚清。所谓尤侗的《金圣叹传》见于《陈眉公、金圣叹才子尺牍》，此书为民国七年上海求古斋书帖社石印本。卷首有署名尤侗的序，称“陈徵君眉公、金先生圣叹辑著尺牍各一编，一以富浅人之贫，一以增深人之慧”云云，而其实只不过是些一般的尺牍程式，绝无“深慧”可言。书中题款又变为“金人瑞圣叹氏鉴定，男雍释弓撰”。且此书不见于金氏著作的任何目录中，故为托名无疑。另外，尤侗在《艮斋杂记》中对金圣叹多有诋抑，与此口吻大异。故尤传不足据。提到“金喟”的另两种材料是《辛丑纪闻》与《清代七百名人传》，亦均为清末民初之作[16]。至于清中叶以前，特别是金氏亲朋好友的著述中，从无“金喟”之说。因而，金圣叹并无“喟”之一名，自然也就不存在“喟”为本名还是最后定名的问题了。 此讹传之由来在于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传》中解释“圣叹”时，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云云，遂启后人联想之端。而蔡丏因《名人传》则以非史家应有之态度，“事为文料”，想当然地杜撰出金圣叹自述“予名喟，圣叹即喟然叹之意”。 实际上，金圣叹自述语出自赵时揖《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廖《传》当出于此。 有人据此认为，“以圣人自拟，就是他自名喟，字圣叹的原因。”实属误解。以“圣叹”为号，确实反映出一种志趣，但不是简单地“做圣人”，而是有着深刻思想背景的人生选择。 廖《传》云，“圣叹”为鼎革后与“人瑞”一起所更改的字与名，亦不确。金氏自号“圣叹”为明代之事。《沉吟楼诗选》之《赠顾君猷》：“今年甲申方初春……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第五才子书·序一》：“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第五才子书》批语中亦不罕见，如二十二回：“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岂虚誉哉！”“独以”云云，说明这条批语系“六才子书”之说尚未形成时所作。那么，金氏自号“圣叹”当在二三十岁间。 “圣叹”的出典，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为《论语》的“侍坐”一则。孔子命弟子们“各言其志”，曾点乃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于是，“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对这段文字的阐释，是理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王学与朱学在此有明显分歧。王阳明赞赏曾点，认为这种洒落的人生态度是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并以此对抗朱熹所提倡的“兢兢业业”的敬畏人生。其赠夏东岩诗云：“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而夏为程朱信徒，答诗便针锋相对：“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以说，高扬“曾点之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重视主体的生命价值，追求洒落适性的人生境界，而背离道学家拘谨敬畏的人生模式；也就是王阳明所肯定的“狂者胸次”。金圣叹之自号圣叹，正是取义于此，表明了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一种人生价值的认同。邵悟非所云“此先生自以为狂也”之“狂”，指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狂”到以圣人自居。金圣叹《王子文生日》诗：“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以行春之曾点与饮酒之陶潜同为人生楷模，着眼点亦在洒落疏狂上。 圣叹以此为号，纯属明志之举，既非与“人瑞”相配之字，亦非与“喟”相配之字。后人因疑“圣叹”与“人瑞”之不相关，转造出“名喟”一说，与事实相去更远。金昌为圣叹兄弟兼学友，其号为“圣瑗”，亦可证“圣叹”非字。 至于“人瑞”之名，当为革除生员后，再度应试时所改。查《吴县志》，县境内有两座“人瑞坊”，均为明后期彰显百岁老人而立。故知此名实为临场应试，随意而起，甚至带有几分游戏味道。明清易鼎，金圣叹虽对新朝有所抵制，但远非矢志孤忠之遗民(详见第七章)。故“因鼎革而更名”之说不仅证据不足，且与金圣叹思想状况不合。 总而言之，金某原名采，字若采，二三十岁间别号圣叹，且因科考而更名人瑞。“张姓”、“名喟，字圣叹”、“因鼎革更名”诸说皆为讹传，一概可以廓清之。 【注释】 [1]据《吴县志》，憩桥巷“兼隶长洲县”，故金圣叹事迹载于《吴县志》。 [2]此据《葭秋堂诗序》之“弟年五十有三矣”云云推出。陈登原先生曾据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推算为万历三十四年，不确。 [3]何满子先生《金圣叹评传》以“境哥”为其兄弟班行，误。《沉吟楼诗选》有《喜见境哥》、《境智二童子》等，“境哥”当为某甥侄之昵称。 [4]见《第五才子书·序三》。 [5]此据《第五才子书·序三》。序作于崇祯十四年，时金圣叹三十四岁，而其子释弓十岁。 [6]据凌纯生《东北通古斯族调查报告》(1930年6月22日《新闻报》)，今宁安东北有金家窝棚，即金圣叹妻子流放地。又据笔者调查了解，康熙十年、十五年，宁古塔副都统、将军先后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对遣戍者管束放松，金雍携眷南逃，落户于辽宁，改姓为李，子孙分为三支，世代相传此事。 [7]参见《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及《列朝诗集小传》。详情见第四章。 [8]据《第五才子书》之序，金氏“六才子”最初无“王西厢”，而为“董西厢”。且日后确曾着手评过“董西厢”。至于何时以王代董，尚无准确材料可考。 [9]徐增《才子必读书序》：“《董西厢》评十之四五，散于同学箧中，皆未成书。” [10]或曰此书从未以“贯华堂”名义刊行，不确。现存《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原刊本。 [11]金圣叹《葭秋堂诗序》：“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 [12]此虽题“诗序”，实为致嵇永仁之书信。 [13]徐增《才子必读书序》称“己亥刻《唐才子书》”，不确。此据《葭秋堂诗序》。 [14]全祖望《刘继庄传》。 [15]陆林撰文称有更早于此本三十余年的《哭庙》异文，已作“庠姓张”，且称庠姓“极为普遍”。此说虽不失为一种可能性，但考虑到金圣叹生前及身后百余年间并无“张姓”之说，信从这种百余年后的野史笔记，似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 [16]《辛丑纪闻》出自《哭庙纪略》，已见前文。《哭》初成文于康熙；传抄中多有改动，而改为《辛》则为晚清事。“名喟”乃在此际增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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