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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者魂 | 纪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

 顺其自然h 2020-12-07
1989年12月5日上午十点左右,李可染先生的生命定格在师牛堂他的画案旁。
12月5日 是李可染先生逝世31周年纪念日。


《所要者魂》是李小可先生撰写的一篇旧文,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谨以此文追忆可染先生,回顾他多领域探索的艺术人生。




所 要 者 魂
 | 李小可



李可染 | 《可贵者胆 所要者魂》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是20世纪50年代,面对有着千年传统的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遭到重大质疑时,父亲所做出的回答。这句从长期探索中凝练的肺腑之言,也是父亲终其一生艺术探索的精神内核。所谓“魂”者,既源自艺术家对生命中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心灵感悟与独特审美体验,又根植于对与人命运相依的民族传统文化及人类文明遗产的感动与敬畏,从而在心灵深处所产生的热爱与真情,这成为父亲一生所追寻与坚持的“魂”。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剧变和转型,其漫长的艺术生涯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命运息息相关。在艺术生涯的不同历史阶段,父亲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与抉择。13岁时,父亲在家乡徐州快哉亭拜钱食芝为师,怀抱着对传统文化的憧憬,始入东方水墨艺术大门;22岁考入杭州美专研究生部,师从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学习油画。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最激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之中,校长林风眠为学子们营造了一个以东方文化为本、东西方文化融合与撞击的大文化环境。初始父亲素描根底很差,落后于同学,他便在画架上写了个“王”字,言外之意是“一人亡命,千夫难当”,他以亡命精神,勤学苦练,最终期末总评时素描成绩为全院第一。杭州美专的岁月,无疑对父亲的艺术创作和个人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父亲他们学到的不仅是西画的技法与艺术规律,而且还接触到了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和法国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俄罗斯巡回画派、德国表现主义等多元的世界文化艺术。这一切打开了学子们的艺术视野,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思考与自由抉择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确立了艺术是人生艺术的观念,与人性、情感、生活及时代相连,是个性化的表达。父亲在如饥似渴学习油画的同时,还分秒必争地系统研习中国历代绘画。学校美术馆是父亲刻苦学习的最好场所,他经常请外出吃午饭的图书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多年之后,这段宝贵的自修经历还宛如在他大脑中储备的一部字典,随时可以查阅。1943年,在重庆执教于国立艺专的父亲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作为他研究中国画的座右铭。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受到外来侵略之辱,面临亡国之危,父亲和一大批有志文化人士,一方面投入抗战宣传,一方面饱含着深切的民族情感进行文化寻根,把弘扬东方文化艺术,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父亲提出对于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不是仅仅研习传统绘画的某种表现技法,而是立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层面上,深究中国画本体文化及艺术表现的特征。父亲当时画了一大批写意人物、山水与牛的中国画,如《松下观瀑图》、《钟馗》等。这些作品既有传统笔墨写意酣畅的气息,又蕴含着父亲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表达了对当时中国传统绘画的嬗变的理解。与此同时,父亲对中国古典诗词及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表现特征也做了深入的研究,这些东方艺术的精髓对父亲笔墨语言的开拓化、纯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为父亲绘画创作中丰厚的精神给养。



李可染 | 《松下观瀑图》 79.5×47cm  1943年

《松下观瀑图》局部


李可染 | 《放鹤亭》 58×34.5cm  1945年


李可染 | 《水墨钟馗》44.5×34cm  1947年

《水墨钟馗》局部


李可染 | 《牧牛图》 67×34cm  1947年

《牧牛图》局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当时“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画被认为陈腐透顶,审美趣味落后,一无可取,中央美术学院也不再设中国画专业,父亲只能改教水彩,而李苦禅则去看了大门。从社会到学校,中国画都面临着被取消的危机。父亲在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对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还敏锐地意识到只有解决好传承与创新关系才能拯救中国画,中国画的厄运同时也是中国画翻身的历史机遇。父亲与一批尊重传统文化的艺术家们开始探寻如何让中国画适应社会变革,并走出一条持续性发展的道路。父亲提出写生是改造中国画的首要门径,即“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创作源泉”,重新走入大自然,探求如何将生活、时代与艺术家个性联结起来。1954年,他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另外两位教授张仃、罗铭结伴赴江南作水墨画写生,随后在北海公园山顶小小的悦心殿举行了“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山水画写生展览”。80年代初期,吴冠中先生在回忆此次展览时认为:“这个规模不大的画展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中的里程牌。到大自然中进行写生和创作给当时正处在发展困境中的中国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写生,是一种实验状态下的冒险,却从此改变了中国画写生的本质,不再是传统程式化语言的简单套用,而是在写生中创作,注入艺术家对具有万变生机的大自然、生活、时代的深度感受和对新的审美境界的不断再发现与探寻,这个再发现过程不只是对生活的再发现,同时也是对传统程式化笔墨语言表现的可能性的再发现。父亲常讲“写生时要像从其他星球来的人一样”,要以极度敏感的态度去感受和观察客观世界,“观其精神实质”;要如同采矿对艺术之源进行采集;“不与相机争功”、“寄情”、“对景创作”、“采一炼十”。作为中国传统画家将画室搬到大自然中的最早最大胆的尝试者,父亲这些在山水写生实践中的理论认识,为探索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积蓄了条件。父亲1954年的写生作品《家家都在画屏中》,以崭新的视觉形象描写了富春江畔诗情画意的村舍,可以说是当时景象的绝唱;而1956年的《无锡梅园》、《苏州拙政园》则又运用完全不同的审美语言和视角,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意境。吴冠中先生认为父亲的《无锡梅园》是“黑线与色点密锣紧鼓的交响⋯⋯是梅园的浓缩与扩展”。1957年,父亲和关良同访德国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写生作品,并举办了联合画展。当德国画家看到中国画家以传统笔墨语言描绘异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惊异于对象美的重新发现,一位画家的太太幽默地对先生说:“你可以改行,回家去卖面包了。”而父亲则深切地感受到,“接受传统,必须把中国传统放在第一位,外来传统放在第二位。民族传统是继承问题,外来的文化只能作为营养来吸收,目的还是为了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


李可染 | 《苏州拙政园》 45.5×42cm  1956年

《苏州拙政园》局部


李可染 | 《无锡梅园》 32×45cm  1956年


李可染 | 《嘉定大佛》 59×43.5cm  1956年


李可染 | 《麦森教堂》 48.5×36.5cm  1957年

《麦森教堂》局部


李可染 | 《易北河上》 45×35.5cm  1957年

《易北河上》局部


李可染 | 《苏州虎丘》 45×37.5cm  1956年


李可染 | 《漓江边上》 59.5×44cm  1959年


李可染 | 《钱塘江远眺》 33.5×34.5cm  1956年


李可染 | 《阳朔南山厄渡头》 60×45cm  1959年

20世纪80年代,父亲提出“要精读传统与自然这两本书”、“离开大自然和传统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传统和大自然是永远读不完的两本书”。这已成为父亲探索中国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父亲的万里写生之途,比作是他探索中国画的变革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积累、储备的采矿过程,那么自60年代起,父亲开始了具有艺术战略性的“采一炼十”。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这段岁月里,父亲走的是一条寂寞之道。他将前半生积累在心的山川乡国情都迸发了出来,紧紧抓住山水中的意境,反复锤炼,更多地把传统笔墨精神与个人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与审美选择联结起来,更偏重于笔墨意蕴的表达、布局的高度凝练,追求精粹的极致;笔墨语言不再是线与线性结构,而是墨与墨象结构,充分地表达了事物的精神气质和自己的思想感情,因而达到了艺术上感人的化境,建构出一个全新的既有传统程式化语言,又极具个人化笔墨结构的表现形式,即“李家山水”的结构表现样式。父亲曾说过“我没有一笔传统公式,但我有传统”这句自评,代表了他对传统笔墨形式的继承与创新的理解。他认为创作要建立在深刻感受的基础上,不仅要有强烈的情感投入,而且还要有表现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欲望,这才叫作艺术创作上的“情感交融”,才能够达到因心造境,以手运心的自由境界。这一时期的作品,父亲1988年创作的《山静瀑声喧》,冥冥的一片墨色发出浓郁深邃的声音,股股山泉凝白如炼,流到断崖跌落成瀑,更显雨后树润山幽。叶浅予先生看后不禁对父亲感叹道:“此生有一幅这样的画,你可足矣。”


李可染 | 《鲁迅故乡绍兴城》 62×44.5cm  1962年

《鲁迅故乡绍兴城》局部



李可染 | 《谐趣园》 62.5×45.5cm  1963年



李可染 | 《巫山云图》 66.5×44cm  1965年


李可染 | 《青山密林》 70×46cm  1965年

《青山密林》局部



李可染 | 《清漓风光图》 114.2×120.5cm  1977年




李可染 | 《山静瀑声喧》 92.5×58.5cm  1988年

《山静瀑声喧》局部


李可染 | 《小歇》 111.7×106.7cm  

由于特殊的与国家共命运的成长经历,父亲的一生都将自己的艺术实践自觉地与民族、时代相连,他的开放态度和有胆识的胸怀,以及对血肉相依的民族的浓情,造就了他强烈的个人风格。“85思潮”之后,面对艺术界弥漫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与否定,质疑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的声音又纷纷四起,父亲特意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东方既白”,意思是“我看到了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既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切情感,也表达了对东方文化寄予的期许。晚年的父亲自称是“渔人之子”、“李白后人”、“中华庶民”、“齐璜之徒”,在他看来,艺术家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中国画的发展,是需要有胆识的艺术家去探索,而胆识不仅仅是敢于突破,更表现在敢于坚持和担当。这必定是条艰辛、寂寞、充满挑战的路,而父亲正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行者。
 
          2014年11月


李可染 | 《东方既白》 103×3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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