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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年断代是重建先秦历史年代架构的基石，对于夏商周三代历史乃至五帝时代的历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华文明的溯源研究必自周而复始推而向前，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西周王年断代问题，一直没有真正的理清过。国家级的学术研究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貌似给出了三代年表，实际上至多只能算是半个表。夏代和商代前期均无具体年代，商后期王年也多缺略，到位一点的只有西周年表。然而就是这半个表，也存疑颇多，难以经得起推敲，让人唏嘘不已。本来，武王克商年的确定，至少能划定商周王年的准确分界点，但工程给出的克商年遭到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反对。成、康王的在位年数更是错的离谱，且已被随后发现的尧公簋曆日证明。昭、穆王年数，断代工程基本还是沿袭旧说，但成、康王年数已错，则昭、穆王元年显然是不可采信的。 
工程唯一值得认可的是，由古本《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录，用天文方法测定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此项成果也基本为大家所接受认可。王年断代，无非就是找出各王的正确纪年。方法是从某个确知的王年断点为依据，结合古文献记载，通过铜铭曆日（金文曆谱）的反复校真，可求得各王正确的元年。刘歆《世经》说“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但晋朝皇甫谧说：“周自共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司马迁却是给出了周穆王具体的继位岁数和在位年数。如《史记·周本纪》明确记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很有意思的是，对司马迁给出的穆王年数，汉代以来民国之前的学者多持信从态度。近世的学者中多数亦认可，如王国维、新城新藏、张汝舟、张闻玉、李仲操等。但也有陈梦家、白川静、刘启益、马承源、夏含夷等学者根据自己的考证推定了不同年数的结论。多年以来，哲依据自己的文献铜铭曆日校真绝活，相继考定了武王继位在前1061年，克商在前1050年；成王继位在前1044年、亲政始年在前1036年、去世在前1008年，周公摄政在前1043年等周初关键节点纪年。又依据大小盂鼎曆日反推出康王元年在前1007年，则武、成、康各王年数基本得以清晰。二〇一九年元旦，哲曾撰“虎簋盖、鲜簋曆日与穆王三十年校真”一文，据铜铭曆日考证得出周穆王三十年为前933年，且鲜簋“隹王卅又四祀”与师虎簋曆年相同，亦在穆王三十年，非学者认为的是穆王三十四年器。这可能揭示了一段沉湮数千年的史实，那就是周昭王南征不复溺水而亡，或发生在昭王十六年，而非昭王十九年。当时限于篇幅，只是由虎簋盖铭曆日推算出了穆王元年，没有作更深入探讨。如今要证明司马迁所记是否真确，有必要跟对昭王、穆王的相关史实与铜铭曆日进一步校雠。穆王元年为前962年是没有问题的。《晋书·束皙传》载：“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前后发生了“五星聚于房”天象，是在武王继位后二年。文王在前1062年4月18日（戊辰日）去世。这次的“五星聚于房”是周人认为的文武皆受命于天的天象记录，而不是单指文王受天命。以哲考证所得武王十二年克殷在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甲子日始计，则周武王元年在公元前1061年，至穆王元年恰百年，符合“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文献说法。古人盖是以武王得天下为周受命，而非文王受命以算。司马迁作《史记》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伍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意思是说，司马迁曾阅读很多《谍记》，这些《谍记》中对黄帝以来的记载“皆有年数”，但因记数不一，他遵循孔子的以“弗（不）论”的方法“次其年月”。所以在《三代世表》中司马迁没有记录相应的年份，而是以各种记载都吻合无误的共和元年为开端，写了《十二诸侯年表》。
看明白了吧，司马迁犯难的不是缺乏资料，而是三代史料中纪年的混乱。以离其最近的西周为例，各国皆行不同曆法，且多以本國国君纪年紀史。因为时代的局限，他能考信无误的仅是共和元年之后的纪年，所以本着“信者传信，疑者传疑”的史家严谨态度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不算完备的黄帝以来的史传。
那么，司马迁言辞凿凿地写下了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在位五十五年的文字是否可信呢？哲以为，或可以相信。只是司马迁写史记，多是述记而已，很少有考据的文字在内。故致后世学人对他的说辞是信也不是，不信更不是。当然学术本自疑始，不疑则无学术。疑疑信信没有人能够超脱，要想求真，自然需要反复求证。我们运用传统文献校雠辨伪方法，调动一切旧有的及新兴的考据手段，是可以辨别真伪的。哲之所以说司马迁记述或可信，源自对鲜簋铭文曆日的考证。哲反复求证鲜簋曆日，其“隹王卅又四祀”年代与师虎簋曆年相同，亦在穆王三十年，这让哲一度困惑不已。后来反复细读铭文，方明白鲜簋乃穆王在昭庙祭祀，“卅又四祀”乃昭王的第三十四个祭祀周年。而虎簋盖铭所记“惟卅年”乃穆王纪年。这就说明，周穆王是在昭王去世四年后才即王位，称元年。今本《竹书》载：“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同书又记：“昭王十六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哲以为，昭王或已于十六年就丧于汉水，尸骸无存，周人秘不发丧，由穆王监国四年。至祭公、辛伯继续帅师伐楚，十九年“丧六师于漢”后乃班师。当然“涉漢遇大兕”与“丧六师于漢”亦或为同一年事尔，竹书整理者误记为不同年份，故有十九年昭王陟之说。周昭王在位年数，史载有19年和51年二说。后说出自《帝王世纪》，但皇甫谧的说法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且新出土逨盘铭显示，逨的四世高祖惠仲（蠡）父辅佐过昭王、穆王,征讨四方。已知穆王在位至少四十年之上，则（蠡）父的年寿限定了不能支持昭王在位51年说。可见《竹书》所记19年是比较接近史实的说法。又今本《竹书》：“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哲考定其曆日在前904年3月18日，则龚王元年在前912年。今本《竹书》记龚王在位年数为十二年。以断代工程周懿王元年在899年之结论校雠，则龚王在位十三年，是否存在丧年，待考。过去在徵考铜铭历日以求王年时，哲发现成王、康王时期，有在前王去世年改元的情形。如师旦鼎的王元年就是指成王元年，曆日在前1044年，也就是周武王的崩年（丁酉年）。哲认为这是周公旦惧怕天下诸侯衅周，为了安定武王刚去世的局面采取的丧制、王位继承称元等改革。是以成王之后，周人没有像殷人一样实施三年丧制。左传称鲁国向无三年丧制也说明了这点。《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可见周初确实存在革除旧三年之丧的事实。但因为周初三监之乱发生，形势变换所迫，而改变了原有的初衷。成王初年，又因周公摄政七年的现实，故史官将成王亲政始年看作是成王元年。如尚书毕命篇的序言就是以成王亲政十二年为纪年，实际却是成王十九年。故尔成王年间的纪元十分复杂。康王初年，也大致如此。成王顾命临终托孤，也应该是考虑到政权的稳定交界，所以康王或也有当年改元的情形。哲据大小盂鼎和录见簋铭文曆日校雠康王元年，结果也是一致的。今本《竹书》所记，盖经过了后人的整齐。故尔其所记王之元年，或与史实略有一年之差。但穆王之前各王在位年数基本和哲考证的没有多大的差距。因为不影响本文的表达，故先略过不谈。以前962年为穆王元年计，前912年为穆王五十一年。今本《竹书》有载：“（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尚书·吕命》亦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诰四方。”二者盖为一事尔。同书接记：“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那么揆定周昭王十六年逝于汉水，穆王有监国四年。以五十一年作《呂刑》为崩年，则穆王在位年数确实有五十五年。关于《尚书·吕命》，孔安国注曰：“言吕侯见命为卿时，穆王巳享国百年。耄乱荒忽。穆王即位过四十矣。言百年大期，虽老而能用贤，以扬名。”孔颖达疏曰：“穆王即位过四十者，不知出何书也。《周本纪》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马迁在孔后，或当各有所据。”确实，孔安国注称：“穆王即位过四十矣。”此说法目前是找不到任何依据。但我们也可以据成康昭各王的年岁来推算下：武王卒时，成王十二岁。继位年十三岁。亲政为廿岁。亲政后廿九年薨，年寿四十九。如取成王廿岁生康王，康王即位盖廿九岁，在位廿六年，则年寿大致五十五。康王取房后，见在于《竹书》，在成王三十三年。以次年生昭王计，至继康王位，盖为廿九岁。取昭王十六年薨，年寿四十五岁。则其子穆王继位时大致在廿五六岁左右。此还是以哲所厘定的西周王年所推，若以断代工程结论以推，倘若穆王继位年已经五十，则昭穆王差不多必须一般大方有可能。人之年寿和生子年龄是校真王年最好的材料，史实不可能超越常识。以哲所推算穆王继位大致在廿五六岁看，则与文献中孔传和司马迁的记载还是有所出入的。以此推算穆王年寿差不多八十余岁，与耄荒的说法还是有距离。许慎《说文》释耄耋，年九十曰耄，年八十曰耋。耄荒，盖接近百岁之说。那么，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哲反复思考和理算，终于有个破天荒的设想，那就是昭王和穆王同是康王之子，且二人很可能是孪生兄弟。因为联系相关文献以考，能支持这这一说法。首先，我们以这个假定推算下，假如昭穆王同是孪生，则昭王十六年淹死在汉水，穆王亦是四十五岁，监国四年，恰四十九岁，次年即王位始称元，即春秋正五十矣。其次，《国语周语》载：“（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而今本《竹书》载“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王国维先生注疏称，《周語》：「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此以為康王，殆涉昭王而誤。看注疏文意，王国维是认为今本《竹书》误记。然“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句，绝非出自《周語》文本，盖别有材料支持。成王三十三年为成王亲政廿六年。以成王娶妻生子年龄揆度，此年为康王娶妻年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反过来考虑，《周语》的文字倒是有被后人误改的可能。今本《竹书》宋代大致已经散逸，至于明代始复出，被误改的可能性较小。此外，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篇》中，穆王称祭公谋父为祖祭公。同篇中有畢貆､井利､毛班，为穆王三公。毛公班乃文王嫡幼子爯季（毛叔郑，毛懿公）之四世孙。毛叔郑乃武王亲幼弟，以辈分排，穆王应该以毛公班以叔父称。然《穆天子传》中，穆王命毛公班皆直呼其名，似乎和毛班同辈。随昭王伐楚的主帅有祭公。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朕疾惟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朕辟昭王之所,亡虑不知命｡” 以谋父说辞揆度之，随昭王伐楚之祭公和祭公谋父应是一人，就是周公旦幼子祭季。以正常计，穆王应称谓祭公谋父为皇祖祭公，今见以祖祭公称，则其与昭王同辈显然。那么昭穆同是康王房后之孪生子是可能的。正因为孪生子的身份，故周人以昭穆别辈分或自康王始。这也或许能解释为何龚王、懿王去世后，孝王为何会夺取大位。今人一般都认为是孝王方是龚王弟。但司马迁《三代世表》记孝王方是懿王弟。哲以为，司马迁的记载盖有所据。对于周夷王来言，孝王承继大位，乃是叔夺侄子位。对于殷商旧制来说，确实是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如周公旦长子所封鲁国，一直就是实行一继一及制。若孝王是龚王弟，则是夺侄孙位了。可见，有可能昭穆之时，就实施过兄终弟及，由穆王监国，然后承继了大统。故周孝王以懿王弟身份承继大统，也是援引前例，故朝野上下无人置喙。鲁国的一继一及制如何实行的，情形不是太清楚。但大体估计是兄弟相及，然后传弟之子，再传回长兄之子。这样的话，孝王崩后，懿王太子燮差点没能继承大统。据毛公鼎和师询簋铭文，可知是在毛公歆和师询等主持下，诸侯才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今本《竹书》载：“（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史记说是因为纪国君主向周夷王进谗言陷害齐哀公，周夷王公然烹杀了齐哀公。哲倒是以为，齐哀公可能以鲁国一继一及制为例，在周王室承继之事上聒噪不已，被周夷王用来“杀鸡儆猴”了。综上所述，周昭王和周穆王或是孪生兄弟，司马迁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诚不我欺也。哲据鲜簋曆日证得昭王十六年或就葬身于汉水，尸骸无存，周人为稳定大局，秘不发丧，由时年四十五岁的孪生弟穆王监国。前962年穆王即位始称元年，在位51年，通监国四年，合计在位五十五年。于前912年薨，年寿正好百年。故《吕命》称“王享国百年”的说法也是对的。通过哲的这番梳理，相信懿王之前的西周王年断代基本能清晰无虞了。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立秋稿 参考文献 1.张富祥, ZhangFuxiang.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J]. 文史哲, 2006, 2006(3):19-30. 2.夏含夷. 从[录见]簋看周穆王在位年数及年代问题[J]. 中国历史文物, 2006. 3.刘军社. 穆王在位年数[J]. 考古与文物,2003(3):31-34. 4.李仲操. 虎簋历日与周穆王年代[J]. 考古与文物, 2002, 000(003):65. 5.张闻玉. 谈鲜簋的王年[J]. 金筑大学学报(综合版), 1995(03):53-54. 6.刘启益. 静方鼎等三器是西周昭王十六年铜器[J]. 中国历史文物, 2009, 000(004):66-67. 7.李仲操.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J]. 人文杂志, 1995(02):67-70. 8.杜勇. 清华简《祭公》与西周三公之制[J]. 历史研究, 2014, 000(00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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