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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县丨昆山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成果发布会：《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暨全国百强县案例报告”在北京举行。会议发布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 2018年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月，这一年非常不寻常。而不寻常之处，恐怕需要这一年真正结束之后，我们站在几年后回望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国经济在这一年发生的重要变化和重大转折。 这一年，中国的城镇化进行毫无停歇的迹象，但与之同时，经济进一步变革的复杂局势下，大量消费者开始选择在消费上更加谨慎。而一些“消费降级”的代表企业，也使得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之前少有关注的中国广大县城。 那么本文，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借着年尾这次“百强县”榜单的发布，试图和大家更好的介绍一下，中国县级行政单位的一些信息。 本文的重点，是第三、第四章节，建议大家可以细读，相信你会有所收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一、第二章节就不重要，它们是后面的基础和铺垫。 2018综合竞争力＆经济投资潜力百强县 百强县丨江阴 事实上，现在关于百强县的榜单，一年不同机构会推出多个，而且大同小异，可参考性已经逐渐呈现走低态势。 所以第一个章节，我们重点是分享榜单发布方对于他们发布的两份榜单的简要介绍。 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 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达65席。江苏百强县（市）占25席，与上年持平，浙江和山东百强县（市）分别占21席和19席，浙江与上年持平，山东则减少2席。河南、福建百强县（市）也较多，分别占8席和6席。湖南和贵州各占3席，河北、内蒙古、安徽、广东和陕西各占2席；辽宁、江西、湖北、四川和云南各占1席。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青海、宁夏和新疆都无缘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2018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市）：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义乌市、长沙县、慈溪市、宜兴市和龙口市。竞争力十强县（市）中，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的县（市）。 全国县域经济投资潜力100强 2018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散布19省，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目最多。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量最多达到27席；其次是安徽和江苏，分别占15席和13席；河南占6席，四川占5席，福建、湖南、贵州和云南各占4席，河北、山东和广东各占3席，江西和湖北各占2席，吉林、广西、陕西、宁夏和新疆各占1席；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重庆和青海都无缘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山东只有3个县（市）进入投资潜力百强县（市），相对53个样本县（市）比例明显偏低。 2018年全国投资潜力十强县（市）：金堂县、嘉善县、界首市、固安县、德清县、新津县、灵武市、闽侯县、平湖市和慈溪市。投资潜力排名第1位的是金堂县，第2位的是嘉善县，第3位的是界首市。金堂县、嘉善县、界首市其中，金堂县、界首市、德清县、固安县、新津县也是上一年度投资潜力前10名。 县级市和县城，差别远不止一个字这么简单 百强县丨张家港 前段时间拼多多、趣头条扎堆上市的时候，有媒体撰稿称“得县城者得天下”，并且配合“消费降级”的观点，言之凿凿。 事实上，中国太大了，很多地级市都远远还没消费升级起来，依照目前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还真就谈不到县城即将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命脉发展的地步。 你总盯着百强县的前几名，自然就会以为中国已经到了县级市都“雄起”的地步，但这是典型的盲人摸象。不要被“百强县”冲昏了头脑，因为和百强县的面积相比，中国贫困县的数量，远超大家想象。 全国百强县（黄）和贫困县（绿）分布图 事实上，想要弄明白百强县榜单，还必须明白一个行政区划差异——县级市与县。 县级市，是中国行政区划之一，在中国大陆地区，行政级别等同于市辖区、县等县级行政区。截至2018年9月26日，中国大陆地区共计375个县级市。 县，是中国行政区划之一。在中国，行政级别等同于县级市、市辖区等县级行政区。县与县级市、市辖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矿区、林区、特区一道，作为“县级行政区”，属三级地方行政区，是中国法定事实上的行政区划，由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二级行政区或省、直辖市一级行政区管辖。截至2018年9月26日，中国（含台湾省，内陆1335个县）共计1347个县。 看上去县级市与县之间只有只字之隔，但事实上，想要从一个“县”成为一个“县级市”，并不简单。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 一、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400人以上的县，需达到下列指标：首先是人口方面，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12万人，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8万，全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30%，并不少于15万。其次是经济方面，全县乡镇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不低于80%，并不低于15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10亿元。 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00人至400人的县，需达到下列指标：首先是人口方面，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10万人，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7万，全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25%，并不少于12万。其次是经济方面，全县乡镇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不低于70%，并不低于1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8亿元。 三、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于100人的县，需达到下列指标：首先是人口方面，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8万人，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6万，全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20%，并不少于10万。其次是经济方面，全县乡镇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不低于60%，并不低于8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6亿元。 苏浙皖县级市分布图 经济发达的长三角江浙皖地区，在县级市数量和质量两项数据上，都有着傲视全国的底气。
百强县丨常熟 其实百强县榜单，基本上就处于中国看华东，华东看江苏，江苏看苏州的情况。甚至于都谈不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为不管是哪家机构出榜单，苏州下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都是榜单前十甚至前五中的常客。尤其是昆山这个常年县级市榜首，近乎成了为“县霸”。
苏州行政区划图（非最新，后续会解释） 那么，昆山作为一座县级市，究竟有多强呢？网上数据很多，这里我们同样用一组简单的图片数据一笔带过——
图片来源丨央视新闻 凡事都有利弊两面，拥有数量多、经济强的县级市，利好的一面众所周知。但同时，却少有人逆向思维过，这样的城市组成格局，弊端在哪里。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发展史上，由周朝的分封制经春秋战国乱世到大一统秦帝国的郡县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进步。当然了，我们今天暂时先不讨论到了秦末楚汉争霸，项羽推翻秦帝国后又短暂恢复分封制的事情，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们说，相比分封制，郡县制的最大优势在于什么？在于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都远不能再与中央政府相对抗。这样一来，就大大削弱了地方诸侯动不动就起义造反的隐患。 如果我们将这种思维进一步扩展，我们就会发现，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关系，如果我们将中央比作是”树干“，将地方比作是”树枝“，那么它们之间要想协同发展，强弱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一旦失去了平衡，比如出现了强枝弱干，那么就会出现典型的东周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如果长期处于强干弱枝，则会造成地方政府的积贫积弱，甚至无力发展民生和镇压暴乱，最终又造成中央政府倾覆。 而这一关系，显然不仅仅适用于古代社会，当下的区域经济格局，同样高度适用。比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大权关系，我们过去曾长期使用国地税两套体制并行。再比如省会城市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关系，城市主城区与下辖县级市、县城的关系，都可从中洞察一二。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来细细说说GDP总量惊人，长期以来位居普通地级市榜首的苏州，这是个非常好的案例。2017年，苏州全市GDP总量达到1.73万亿元。全国排名第7位，仅次于沪、京、深、广、渝、津六大地位超然城市。 但是，这样的成绩，它的构成究竟是怎样的呢？具体如下：姑苏区：665.18亿元，虎丘区：1160.10亿元，吴中区：1060.80亿元，相城区：713.82亿元，吴江区：1788.98亿元，工业园区：2388.11亿元，张家港市：2606.05亿元，常熟市：2279.55亿元，昆山市：3520.35亿元，太仓市：1240.96亿元。 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四座县级市，2017年GDP总量达到惊人的9646.91亿元。如果这四个县级市再单独成为一个地级市，那么它可以排在2017年度全国近300个地级市中的第16位。在它身后的，是佛山、郑州、南通、东莞等大批二三线城市。 而剥离了四座县级市的苏州，2017年的城区GDP总量则为7668.43亿元，与四座县级市的经济体量比值，大约在44：56左右。注意，这“44”之中，还要得益于2012年苏州将原本的下辖县级市吴江撤县划区，这也是本章节一开始我特意引用了一份旧的苏州行政图的原因。 即使在现行的苏州行政区划之下，主城区与下辖县级市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弱干强枝”情况。事实上即使是吴江至今已经撤县划区6年，但是与苏州主城区的联系度依旧较低，如果我们也把吴江视作和其他四县一样的“枝”的话，那么苏州城区与郊区的经济体量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至34：66。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体量之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往往其面积、人口体量都不会太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根据上文中贴出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 经济与人口城区聚集效应不明显，事实上给长期以来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苏州，造成很多的麻烦。苏州常住人口虽然已经过了千万，但是这一千多万人口，却“均衡”地分布在了8848平方公里上。主城区的常住人口（姑苏、相城、吴中、虎丘），只有400万人左右。而事实上，即使是以上城四区，因距离与交通原因，很多远郊区依旧与主城区联系度不高。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排名（数据截至2018年12月） 这样造成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就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在地铁建设规划申报中，除了经济体量外，单位面积人口密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权重。截至2018年12月份，苏州市无论已通车地铁线路（里程）和在建线路（里程）的体量，都并不与其经济体量匹配。这背后的原因，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苏州行政级别低这么简单。 苏州城区与下辖四座直辖市的直线距离，平均都达到了四五十公里，由于长期以来各地独立发展，事实上各个县级市都有自己的城市中心，日常需要通勤苏州城区的需求本就有限。而在两两之间的连接路上，还有大片的农业区或非生活区，同样不符合建设地铁这样高成本的交通工具。反而是城际铁路，成为连接彼此的最佳方案。 在之前的《从计划生育到计划生育：部分地区开始政策鼓励生育两个以上子女》中，我曾提及过在部分省份，一些与其经济体量并不匹配的人口大市，它们的常住人口甚至超过了所在省份省会城市：例如江苏苏州、徐州；福建泉州；山西运城、临汾；安徽阜阳；江西上饶、宜春；山东临沂、潍坊、青岛、菏泽、济宁；河南南阳；贵州毕节、遵义，内蒙古赤峰、通辽等。 这些城市中，多数（不是全部）其实都存在和苏州一样的问题，就是人口虽多，但是人口的城区聚合度却未必高。而高度依赖于人口聚集的现代服务业消费，往往就没不能很好的展开（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服务业如果不够发达，人口同样不会进一步聚集）。那么在城市无力承载如此庞大的人口体量就业时，往往就会出现人口净流出。
从百强县无一县上榜的八省市，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县城
百强县丨太仓 上面我们谈到了百强县前五独占其四的苏州因下辖县级市过强，造成的种种困扰。但是这种困扰，对于生活在上述县级市的普通百姓而言，其实并不大，他们的生活自然是安逸幸福的。 几家欢喜几家愁，有江浙鲁这样一省就独占全国百强县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省份，就有个别省份，在百强县榜单上彻底销声匿迹。榜单的发布方，也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相关的数据统计。 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先排除港澳台这样的特别行政区，再排除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均已实现了全市区划，没有县级行政单位的情况，剩下可以参加百强县排名的省份数量，就是28个。 这其中，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八省市，治下均无一县城上榜百强县。
大家回过头去再去看看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讲到的内容，你是否发现，上榜的城市，名字多数都是“XX市”，只有少数是“XX县”。区别在哪儿？前者，是县级市；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县城。 这样一来，大家就会发现，那些拥有县级市比较多的省份，显然就在百强县的评选之中，占据了优势。哪些省份县级市会多呢？按照上述的县级市标准，显然是经济发达，尤其是工业发达地区，县级市会更多。如江苏有22个县级市，浙江有19个县级市，山东有27个县级市。
此时我们来看看像青海、宁夏这样的省份，其县级市情况基本就处于，本来数量就不多，奈何经济还不好。缺席百强县榜单，便很容易理解。 接着我们再来看，黑龙江、吉林、山西三省，县级市数量分别有20、20和11个，显然并不少，那么为什么这些省份，也无缘百强县榜单呢？
这里，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县级行政区作为中国的三级地方行政区，按照当下中国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事实上，多数的县，都处于人口的净流出而非流入阶段。虽然农民进县城也可以称为城镇化，但是目前中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实际情况，是一些地级市人口流出情况都比较明显，大量人口都在汇聚向区域中心所在的省会城市或经济强市。
2015-2017年中国各省人口变化分析 而人口是经济的本源，如果一城一县长期人口流出，自然妄谈什么百强县。江浙地区之所以百强县数量较多，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该地区经济整体发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现黑龙江、吉林、山西这样的省份，在过去几年间，省域人口的流失形势都较为严峻，更不要谈原本经济发展程度就较弱的县城或县级市。
2016年中国各省人口变化图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某些地广人稀的省份，比如新疆。其人口虽然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差异，常年流出不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尚可。但是相比16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全省（自治区）总人口仅有2400余万的新疆，显然是地广人稀到一定程度。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省域治下地级市人口尚且不足，更不要谈县级市进入百强县的榜单了。
此外，像自直辖起便拖着大量贫困地区人口的重庆，经过多年发展，能够让多数下辖地区实现脱贫已是不易，现阶段同样处于中西部省市都在重点推进的加强中心城区经济实力的关键时期，下辖县城（近郊多已撤县划区，远郊仍保持县制）进入百强县自然也就尚需时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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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强县前五独占其四的苏州，看区域经济枝干平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