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凸镜DOC:我看最后奶奶告诉你伯伯去了护理院的镜头,奶奶感觉都要在你面前哭出来了,之后切到爷爷收拾水果的镜头,这两个镜头给结尾增添了许多情感。感觉这也是你剪辑的处理方式,在安静的日常谈话和动作中蕴含着很大的情感和能量。似乎伯伯离开了房子,故事就算结束了。能谈谈你对结尾一组镜头(包括我刚才提到这两个)处理的想法吗?
彭祖强:结尾的部分是也是我们在剪辑过程中,反复思考比较多的部分。希望能在一个日常的节奏中,简练的带出故事的一个句点,不希望变得太冗长。最开始的几个镜头,希望通过家务分工和平日休息的位置的微妙改变,去暗示一个变化的发生。然后用一段我与奶奶的对话,也是全片最长的镜头,交代刚经历的一场离别。
在影片之外,我其实正好有几天没有在长沙,就是在期间,离别发生了,我也没有被告知,所以我也是很突然的就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里。最终在几个日常的镜头中呈现,伯伯离开后,只有两位老人的家里的一个新的关系和沟通形式。最后一个镜头里,爷爷和奶奶面对面的坐在各自平日习惯的位置,爷爷看着报纸,而奶奶刚喝完药。奶奶算是侧身对着我和相机,她先是回头看了看我,眼神又躲开,然后看着墙上时钟的方向,看了许久。那个眼神很触动我,觉得那一个眼神就囊括了家庭变化后她的复杂情绪。而画面外的时钟也正好的门的方向,我会觉得她好像也是在看着门外。这里也要感谢我的剪辑师胡力维在结尾做的选择和处理,是她让我看到了结尾这些镜头里的情绪和能量。
凹凸镜DOC:应该是在第一部分。伯伯生气的时候开始朝着你发火,也应该是你刚才讲拍摄的第一个阶段,之前有没有想过这种状况的发生?然后会顾及到镜头到底会不会伤害到他们,或者说镜头的在场会不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包括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彭祖强:我觉得作为一个拍摄者,就算是自己的家人,肯定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我拍摄之前是有想过,不过没有想清楚。所以那个片段对我是一个提醒,让我去想怎么去展现这些东西,甚至是要不要放这个镜头。这在后来的拍摄中,花了更长一段时间自己去探索。包括他们对我的信任也好,我们整体对彼此的舒服的程度也好,不是因为拍摄对象是我家人, 就可以轻轻松松去得到。
同时我也会觉得,不能只是说我在道德立场上站得住就足够了,这里面的关系肯定是复杂的,会需要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在《难》的后半段,我对肢体的特写少了一些,中景增了多一些,也想把更多他们的一个互动的东西带进来。但我不确定这个片子可以给到一个满意的回答。
凹凸镜DOC:第一次以镜头的角度去观察这三位亲人,给你的经验或者整体感觉是什么?
彭祖强:最大的收获,就是跟他们三人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在日后无法再有了。然后在与家人的长时间相处中,也有机会去思考我们之间的一些有矛盾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比如他们的争吵,我一开始把它想得非常的平面化,后来就发现它确实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流方式。它作为一种日常沟通方式甚至是镜头前的“表演”,和真正动情绪之间,是有着很模糊的边界的,我也在自己身上找得到类似的行为和状态。还有就是关于新兴的养护经济产业的问题,这些骗老人积蓄的保养品销售商,是否也有提够一些家人提供不了的服务。
在我拍摄的社区里,看到那么多老人每天都去销售商的服务点聊天吃饭,他们中有一些也是知道自己花了大价钱买些保养品的,但他们也在享受一种在这些供应商组织下,建立起来的社区群体生活。而在我的家庭里,谁在照顾谁,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相对健全的身体来照顾有障碍的身体那么简单。
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产生了变化。这部片子完成后,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去用之前习惯的那种观察式手法来拍人物对象了。这个也会是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思考和摸索的问题。
凹凸镜DOC:我后来突然间发现影片中间开始你逐渐进入镜头。从一个观众角度来说,拍摄的人物去拍打摄影机,他其实在提醒我镜头的存在。因为你固定的镜头反而是在消磨拍摄者的存在,是是伯伯他的突然间的生气,突然提醒观者背后是有镜头存在的。然后到后来爷爷帮你削苹果,然后你开始伸出自己的手了,再后来有个镜头是去戳柚子,你走进镜头了。到后来有个镜头是一起吃饭,你的样貌就完全地曝露在镜头前。我不知道这四个镜头是有意识地安排还是非常偶然的,它形成了导演渐进地进入画面的一个过程。
彭祖强:两者都有,就像你说的,我跟我伯伯第一次有矛盾的镜头其实就是在告诉我,我不可能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在片子最初的拍摄阶段,我是刻意想不要出现在里面的,我想拍所谓的观察式纪录片。但当时是没有去仔细思考那种美学的意义和问题在哪里。于是在这样一个很私人的拍摄环境里,自然就暴露了我的很多问题。之后我会发现最自然的手法,并不是说我一句话不说,因为这其实是在刻意在磨去自己,而现实里我是无时不刻都被牵涉其中的。
到了第二个阶段冬天拍的时候我就调整了拍摄时的状态。我就觉得说,一切都可以发生,不会再去掩盖这些东西了。当然在剪辑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了一些选择的,有慢慢一个渐进的东西在吧,我觉得虽然这个是剪辑的一个结果,但我觉得它也是我当时自己的转变的体现。
爷爷帮我切苹果那个镜头,好像是在对我来说提出一个邀请,一个我没有办法拒绝的邀请。我完全不知道他会递苹果给我,就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了,然后就开始吃苹果,那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在这之前片子里的第一个阶段,夏天时,我都没说话,但其实在第一个镜头,伯伯吃冰激凌的时候已经提到我的名字了。
冬天你就可以听到我讲话,看到我的手,然后到了夏天第一个镜头就是我有在帮忙做事做家务。确实在那里拍片子,我每天都要做点家务,所以这也是过程的一部分,我就没有去排斥。但也不会刻意去摆拍。拍吃饭也是,然后因为我当然每一天都要吃两餐,跟他们一起吃。
但是吃饭后面有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的,我奶奶她坐在椅子上看着镜头,她跟我有一个很长的对视的镜头。对我来说这是很有力量的一个镜头。就是在那一场吃饭的戏之后,吃完了,然后她在客厅里然后坐着。我其实记不太清镜头之前我们在聊什么,然后但她就一直在看我,在看镜头,瞪我可能有十几秒,我可能有被眼神震慑到了,整个人和机器都抖了一下,然后她就转开了视线。那个镜头对我来说,其实在提醒我她很清楚我在干什么,这里可能不是一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普通的权力关系,而是有双方默认的一种“合约”。
“剪辑的过程主要还是都是以情感和氛围的线索来完成”
凹凸镜DOC:我想接着这个话题。你说那镜头我没有太多印象,可能是我看漏了。但我在看的过程中有很强的那种感觉就是奶奶对镜头是很自然的,奶奶是不会盯着你的,但是爷爷是会盯着你的,看着你。伯伯因为他本身身体有些障碍,所以我们正常人很难去预判他对镜头的反应,但是我感觉奶奶是很自然的。在电影里面奶奶也是频繁出现的人物,爷爷我觉得反而他会去逃避镜头,还是说只是因为剪辑的问题?
彭祖强:我觉得你的观察很有意思,我之前没有太想这个问题。最自然,最舒服肯定就是奶奶,她基本上没有任何排斥。其实爷爷有听觉障碍,所以我们的交流都是很大声的那种。我跟奶奶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问什么她都说,当然跟爷爷的交流还是有的,可能有一些没有在成片里。唯一记录下来就是鱼肝油的场景,那次真的是大喊。跟伯伯的话,那就像你说的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他其实对镜头也是挺敏感的,在我看来他也是完全知道镜头在场的,但有时候他很放松,有时候没有那么放松。
凹凸镜DOC: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在拍摄过程中要怎么去处理大家对镜头反应的差异?
彭祖强:可能我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处理他们的差异。因为我可能觉得他们三个对镜头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并没有想要把他们拉到一个同样的程度,或者是让他们达到某一个效果。比如说我觉得奶奶是很放松,我就放松了拍。爷爷的话,因为我们不能在镜头面前有太多言语的沟通,我会拍他一些其他动作上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他一个背影就好像在讲很多事情,或者他就是去抹一抹什么东西,拿一个什么东西,在我看来就有很深的情感共鸣。我可能还是跟着他们可以给我那个状态进行拍摄,最后好像呈现出来的好像也都是比较自然的样子。
凹凸镜DOC:就是我记得周浩他自己在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别人问他说他去拍《高三》的时候,为什么那些学生没有人看镜头?大家都没有对镜头好奇。他给的回答就是他把看镜头的镜头全剪掉了。就是有些导演他会去说我要去塑造那种感觉,这就不同创作者对素材有不同的处理。
彭祖强:可能就像之前说的,一开始我可能会在想,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录片,但后来就开始被拍摄过程和素材慢慢改变了想法。拍下来的素材当然有很多种,但是我最后选择没有去刻意回避某种东西。我觉得三个人都有跟镜头直接的凝视,当然他们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要去塑造一个特定的感觉,这个问题到最后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了。剪辑的过程主要还是都是以情感和氛围的线索来完成。
凹凸镜DOC:好,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年轻的创作者,你自己平时会看什么纪录片,喜欢什么纪录片导演。
彭祖强:比较喜欢看一些艺术家的电影作品,或是在当代艺术和电影领域之间的一些非虚构类型作品,比如喜欢Kevin Jerome Everson很多大大小小的片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当代实验影像。也很欣赏一些比较有情感投入的论文电影,例如The Otolith Group和Felipa Cesar的近年的长片作品。夏天以来看了很多 L.A Rebellion (洛杉矶起义)电影运动的作品,也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