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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第十场“汲古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以“上古世界体系中的石昴与二里头”为论题，旨在揭橥各文明区域的交流与互动、汇聚与融合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论坛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共三位学者主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评议。本次论坛采用线上交流形式，来自全国及海外多个研究单位的学者与观众参与了研讨互动。 自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C.J.Thomson)提出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说传入中国，从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开始，中国史前史的分期和溯源问题就是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比二里头更早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文明的史前时期”。20世纪初，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考察仰韶文化遗址，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等学者通过对殷墟的发掘考察，驳斥西来说，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安志敏、张光直认为龙山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而提出“中原中心论”。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将新石器时期中国文明状态描述为“满天星斗”。严文明提出史前文化空间关系存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即“重瓣花朵”说，其中“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苏秉琦提出“古国——方国——帝国”说，谢维扬等提出了“早期国家——成熟国家”说，严文明提出“古国——王国——帝国”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证明了距今5300-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进而进入了文明的最初阶段。有学者依据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宫殿和青铜器，主张二里头突破了地缘制约，向四周呈现出文化辐射态势，二里头文化晚期可与文献中夏代对应，并将之判断为国家形成的起点。又有学者提出早于二里头的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等，在规模和规格上也堪称为“都城”，亦可纳入初始国家的范畴。本期论坛即将“石峁与二里头”置于上古世界体系背景下加以研讨，邀请的四位学者研究领域涉及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学科，从考古遗址概况到宏观理论阐述，再引入不同的学术观点，从不同层面展示各学科研究成果，希求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下，深入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中国的时空特征。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在开场致辞中首先谈到“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特指概念，它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到现今的文明演进状况。它的内涵除了古代中原地区最早的三代王朝国家外，还包括现今中国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广大地域。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构成了古代不同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化。早期中原文明及王朝国家，在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互渗中发展，并在华夏文明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互渗所形成的差异性与一体性，构成现今“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然后阐发了“二里头”与“石峁”的文化意义，以及狭义与广义上“最早的中国”的概念。最后指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以及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及其特点，需要多学科有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研究。 陶鬶（新石器时代） 陶甗（新石器时代） 蛇纹鬲（新石器时代） 双人面石雕（新石器时代） 韩建业教授以“石峁与二里头”简要开题，首先将石峁和二里头置于欧亚大陆体系中进行了定位：石峁在早期东方文化圈、早期北方文化圈交界，二里头则在早期东方文化圈的核心区域。石峁遗址时间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800年，属于考古学上的老虎山文化，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冀西北。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包括外城、内城、中心皇城台，发现了插在城墙里的紝木、玉钺，皇城台夹道的兽面纹石浮雕，以及大量的壁画。从对石峁遗址陶器的迭代变化和其他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可知，石峁的陶器跟新疆、西伯利亚欧亚草原地区的陶器没有任何关系。老虎山文化后期，北方人群南下，直接导致了陶寺文化，陶寺晚期文化和稷放丹朱的时期相同。二里头遗址时间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50年，属于二里头文化，其核心区域在郑州洛阳一代，影响范围扩大到辽西、湖北、湖南，标志着早期中国文明的成熟——王国文明。在二里头遗址300多万平方米范围内，有宫城和多座大型宫殿，宫城南边有官营作坊，布局为井字型结构。二里头文化陶器种类很多，出土有有陶鼎，传说中禹铸九鼎，即可能开始于二里头。此外，二里头青铜礼器中有鼎、爵等，表明当时礼乐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制度。二里头文化承袭中原玉器文化，出土有多孔刀、玉钺、牙璋等，且更加精美，凸显了二里头作为王都的地位。韩教授最后总结：石峁文化源于中原而面向欧亚，属于邦国文明阶段，是与南方有明显区别的北方模式，南下中原后影响了陶寺文明。二里头文化基于中华而面向欧亚，已经进入王国文明，为中原模式，显示出中原中心辐射四方的态势。 陈胜前教授主讲的题目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复杂性的演化”。首先梳理了本次论坛所讨论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背景，指出当代考古学的学术背景有科学与人文两条线索，科学是主流视角，人文视角稍显冷僻，而本次论坛的选题正是着眼于后者。陈教授因此提出了动词化的“文化”中国概念，进而引出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的讨论。研究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有关“夏”的争论，究竟有没有夏朝？第二，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什么是文明？中国文明何时起源？第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厘清三个问题的关键各有不同，关于“夏”，在族属上考古学是否能识别“夏”?而这个“夏”是指“夏族”还是“夏代”?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实质是社会复杂性的演化，是必须突破其所处环境的约束和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其核心是社会权力的变化。关于东西文化交流，关键是上古世界体系，上古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文明演化而言的影响。陈教授提出：有关谁是夏的讨论是一个考古学理论问题，即解决族属考古的难题；同时这也是一个考古学实践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有关夏的问题应该放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不能孤立地讨论夏与二里头的关系。不管是否有夏，中国文明进程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文明演化具有多阶段、多模式的特点。中国早期文明演化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国早期文明演化是个自组织、超循环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上古世界体系推动了从古国向王国的过渡，促进了社会权力层次的丰富。社会权力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意识形态，是逐渐完善的。中国文明/文化的形成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不存在最初的中国。 易华研究员主讲的题目为“世界之石峁，中国之夏都”，提出石峁遗址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欧亚青铜游牧文化结晶，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夏”不仅是一个王朝还是民族与文化概念，兴于大西北入主中原；石峁遗址是夏代早期东亚最大遗址，很有可能是夏都。为了给这个观点提供证据，易华研究员从时代与年代、地理与经济、社会与文化多个方面，将史学文献、考古实物与遗址、现代的断代研究等多领域加以串联，指出：石峁遗址具备王国首都规模与功能，作为夏代首都年代符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认夏代纪年。石峁位于本土定居农业文化与外来游牧经济结合部，遗址不仅出土猪骨、犬骨，亦出土了不少完整羊骨、牛骨，还出土了马骨，出现“六畜”齐全局面。石峁出土墓葬表明当时已进入复杂社会，不仅有贫富分化，且有男女明显不平等，这也与历史记载中夏代开始进入父死子继的父系父权社会相符合。在此基础上，又将石峁与赫梯首都哈图莎(Hattusas )的毛石建筑和埃及圣城阿拜多斯墓葬对比，提出了石峁遗址已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文化中心之一的观点。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历史记载表明夏代开始之际东亚吸收了游牧文化，形成了父死子继多族群复杂社会，也就此进入祀与戎并重干戈王国时代。考古发掘表明石峁遗址早期是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受到了齐家文化明显影响，出现了男尊女卑多族群复杂社会，也进入了祀与戎并重王国时代。纵横比较综合研究表明石峁遗址标志着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夏代首都。 三位主讲人陈述之后，谭佳研究员做出了丰富饱满的评议，包括对本次论坛的理解、所受启发，从神话学研究的角度对三位主讲人的发言作概括，并评价本次论坛呈现出非常错落有致的学术观点和面貌，从学术背景来看，这次论坛的内容与主题暗含“一个推动”和“两个呼应”，“一个推动”即对中国传统所固有的中原中心论和针对中原中心论的从晚晴以来的西来说，有着重大的学术史推动，“两个呼应”为对内的呼应——对认识“中国”进行根脉诊断，以及对外的呼应——对汉学界中华文明起源争论以及连续性、统一性问题的回应。在史前农业起源全球化、青铜文明西来的影响过程中，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唯一地带和半月形地带北方的兴起，石峁和二里头是最为突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史前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个案。 谭佳研究员就石峁皇城台与美索米亚文明的塔庙的关联、青铜器的实用性和礼乐性、玉石传统等问题与主讲人交换了看法。针对提问，主讲人作了积极的回应与解答，同时三位学者之间也进行了互动，展现了古史探索的丰富层次与多样路径。 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然而，中华文明并不是封闭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之间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早在比张骞通西域早将近 3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不断地为各地的文明增添活力，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区汇聚各地文化因素，礼乐文明崭露端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也在此时期显现。平和、执中、重礼、包容、民本、信义等文化基因，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深刻的思想基础。积极吸收借鉴外来先进的文化因素，将其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是中华先民们为子孙后代提供的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者单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责编：杜英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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