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唯独一人爱过你朝圣者的心日益凋谢的脸上的哀戚”...... 有这样一批女性，经历过如霜岁月、家国战乱、人性的恶和命运的苦，走进耄耋之年，白发如雪、笑靥温润，犹如蚌病生珠，愈发惊艳。而这种惊艳，就像历史天空中那一抹璀璨晚霞。半城以此栏目，向她们致敬！那一低头的温柔，照亮了整座城。 潘玉良：从妓妾、教授到 “一代画魂” 半城编辑部 孤儿、雏妓、小妾、画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这些看似无关的词，汇聚在了同一位女性的身上。她叫潘玉良，“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之一，被誉为“一代画魂”。她的传奇色彩，隔了半个世纪，纵横交错在了我们的今天。 潘玉良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潘玉良，原名张玉良，一八九五年六月十四日出生于江苏扬州。身世贫困，自幼失去双亲，沦为孤儿，只好投靠舅舅。在舅舅家，她过了五年饱受欺凌的生活，最后被嗜赌成性的舅舅卖给了妓院。那一年，她才十四岁。她不断逃跑又不断被抓，绝望自杀后被人救下。此时的她只有两个念头：一是自己攒钱赎身，二是有人能替她赎身。 所幸世间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用正直的心与行动，将她解救出火坑。这个向她伸出人间最仁慈的手的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潘赞化。 潘赞化 那年，玉良十七岁，已是妓院响当当的头牌。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当地政府及工商各界同仁举行盛宴为他接风洗尘，特让玉良献上弦歌助兴。只见她纤手轻拨琵琶，朱唇慢启，一曲《卜算子》古调婉转回荡开来：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这悲悲切切的曲，唱的是南宋天台营妓严蕊，也是她自己。弦歌落定，潘赞化便动了恻隐之心。这一切都被在场的人看在眼里，正要巴结他的会长随即把玉良送到潘家，哪知潘赞化嫌天色已晚没有开门，但说了一句，“明天上午如有空，请她陪我看风景。” 次日，玉良奉命陪潘赞化出游。最后离别之时，她拼命一搏，跪下来恳求道，“大人，求求您，留下我吧。”当晚，玉良留了下来。但是，潘赞化没要她，而是把床让给她，自己打了个地铺睡。 一个正直而有怜悯心的男人总让女人欲罢不能，况且他重情重义到不看低一个青楼女子。于是，玉良在心里认定了这个男人。 次日，潘赞化一早就出门了，玉良多少有点失望，她在房间里低声唱曲，“溪中春水清，岸上春花明。”谁知潘赞化赞着“好好好”进来了，窘得玉良羞红了脸。潘赞化坐下，拿了一套新编高级小学课本给玉良。从此，他开始教她学知识，还请了老师教她书画。 原来只是萍水相逢的两人，就这样在生活中感受到了乐趣。一年后，潘赞化决定正式娶玉良为妾，由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做了证婚人。 对玉良而言，这就是一场新生。她感激他，特意将自己的姓名改成了“潘玉良”。 《我的家庭》潘玉良背后戴眼镜站立者为其夫潘赞化 正当二人开始憧憬生活的时候，潘赞化的仕途却出现了危机。他的秉公执法导致当地很多官商的利益受损，因此受到了排挤，夫妇二人来到了上海。 一次，潘玉良看到邻居家有人画画，看完后她凭记忆自己复画，竟也画得惟妙惟肖。这位邻居洪野先生看见她的作品后惊为天人，随即收下她做学生，免费教她美术。 这个望上去并无聪慧面貌、自小也没有识过几个字的平凡女子，命运一旦有了转折，天赋里的异质竟齐齐迸发出来。她对绘画逐渐表现出来的知觉上的敏锐，令老师与潘赞化吃惊不已。 至此，玉良在凉薄的命运里，提炼出了两个重要的特质。在她的天赋上，她碰到了打开它的那个开关；在她的性情上，她找到了自己最了不起的优点，即那如生命一样恒久的坚毅刻苦。 她的一生，就是靠这两点来成全自己的。 一九一八年，玉良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彼时，政府禁止学校用模特教学。为了更好地揣摩人体写生，潘玉良揣着画板躲到公共浴室里，偷偷观察那些洗浴的裸体。有一次，她被人发现了，追着厮打，幸好有人帮着劝解，“她是上海美专的学生。”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后，潘玉良索性对着镜子画自己的裸体。 潘玉良第一次在大众视野里崭露头角，应该得益于她那幅作为毕业作品的自画像。画布上的她是全裸的，肢体健美，线条匀称。 社会舆论一时哗然，大家褒贬不一，有人觉得她伤风败俗，有人觉得她艺高人胆大。不管怎样，潘玉良成了舆论的焦点，成了离经叛道的异类。上海美专的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她们扬言，“誓不与妓女同校！” 潘玉良的内心也有过摇摆，然而丈夫潘赞化的理解让她得到一丝宽慰。流言蜚语中，校长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学习西画。 潘玉良心动了，她去征求潘赞化的意见。他经过一番考虑，顺从了玉良的意愿，将她送上了去巴黎的加拿大皇后号邮轮。
在遍体鳞伤后重生 潘玉良迎来了自己新的艺术旅途。 在巴黎，她和徐悲鸿算得上是同学，还认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她成了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一九二五年，潘玉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前往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后来还在琼斯教授授课的雕塑班学习。 毕业后，她应刘海粟校长邀请，回到母校任西画系主任。后还应徐悲鸿聘请，任南京中央大学油画教授。
可是，对于这个当初被卖入青楼的女子，人们无法肯定她的才华。一九三六年，潘玉良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时，有人在她鼓励人们抗日战争斗志而画的《人力壮士》上，贴了一张恶毒的纸条：“对嫖客的颂歌”。这纸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将潘玉良的心击痛。 社会对她龃龉相恶，她在小家也呆不下去。潘赞化仍像从前一般爱她惜她，但这令潘赞化的原配睚眦必报，玉良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中。 即使对他人再无恶意，又有一身的才华，但也换不回一个平静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四十二岁的玉良再次回到法国，此次一去四十年，直至八十二岁终老，她再没回过中国。
人在异国他乡，玉良只能从报纸上零零星星获得祖国的消息，她和潘赞化的联系也时断时续。 一九五八年，“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整个西方艺术界沸腾了。潘玉良耗费多年心血，终于实现夙愿。她开始筹备回国。 潘赞化的回信却姗姗来迟，“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他委婉地暗示她局势不稳，不希望她回国。 隔着隐晦的字眼，潘玉良读出了他的一片苦心。她推迟了归期，等待着回国的好时机。 次年，潘赞化过世了，没有人将消息传给潘玉良。隔着重洋和远山，整整五年后，她才收到这个消息。
晚年，另一个男人 潘玉良晚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男人，名叫王守义。王守义于一九二零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巴黎开中餐馆。在后半生里，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玉良再到法国时，正值欧战前夕，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战争时期，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和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境况窘迫，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 王守义还是潘玉良从事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追随者，或者仰慕者。他懂得欣赏潘玉良的品德和才情，无论是辉煌时刻，还是落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她。这是潘玉良的一种幸福——拥有平淡而真实的归宿。 潘赞化去世后，潘玉良和王守义同居，直到去世。
姹紫嫣红落身后 潘玉良的晚年十分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也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她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贫病交迫之中，她默默地离开人世。 回顾玉良的一生，她是极能耐苦的。第一次赴欧洲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自己考得了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留学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在巴黎学画时，她一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忍饥挨饿几近失明。为了多临摹一些大师们的作品，她极少休息。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带上画具，往卢浮宫去。她常常口干舌焦，腹痛恶心，饥不择食地啃一块冷面包。
在那样一个战乱年代里，她只身两次远渡重洋，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五十多个春秋。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二十多个奖项。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一九五九年巴黎大学把多尔烈奖颁给了她这个中国女子，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她还是一位雕塑家，她创作的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她的绘画有雕塑感，她的雕塑又有绘画的浑厚。
认识潘玉良的人回忆，在巴黎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一九五四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东方人。 这，大抵上就是潘玉良的一生。从一个没有受过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到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潘玉良所走过的每一步，该都是在以最拼命的方式迈出。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她，在绝对的男权社会里，把所有的伤和痛都背负于肩。明明身心疲惫，却还是以一种赤着足的方式前行。而且，一路斑斓。 （配图：潘玉良作品） 半城日历2021， 我们以书香和爱， 与您共同度过悠长的岁月， 抵御无常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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