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本文译自《索尔兹伯里评论》，作者里卡多·杜谢恩的资料，在上一篇推送中，已做介绍，不再赘述。本文大约两千字，阅读时间为15分钟。内容梗概：作者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理论的破产，尽管左派学者还是不服气，当然了，这很左派；其次，作者考察了非欧洲国家的工业化经验，认为最重要的变量是欧洲技术的扩散。 …………………… 新兴工业化国家 沃勒斯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一个国家一旦被（世界经济体系）纳入外围角色，作为弱势的原材料出口国，就很难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从世界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共产主义，不是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像毛泽东时期中国式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译注：Are you kidding me?】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理论错了，最重要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崛起：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包括墨西哥和巴西。尤其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人均GDP经历了惊人的增长，打破了作为向核心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边缘国家的传统角色，成为高技术商品——如收音机、手表、汽车、成品油、电子设备、通讯设备等——的主要出口国，同时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问题都得到了实质改善，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强政府（strong government）的支撑。 沃勒斯坦及其温顺的追随者对此表示否认，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来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辩称，台湾和韩国受惠于日本帝国主义不太强烈的剥夺，从而得以发展起完善的基础设施；韩国和台湾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并且受益于其地缘优势，得以在冷战时期获得大量的援助和贷款，而且它们根据日本模式建立了强政府，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借口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否认这些国家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确实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世界体系不再像沃勒斯坦所声称的是整体与根本的历史力量。【译注：不管他们怎么修正，其认知图景本质上还是错的，说得直白点，这种方案下一步的逻辑是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难道不是一条死胡同吗？】 左派对这些反驳性事实的回应 但是左派对这些棘手的事实回应道，外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除了一些“偶然性”例外，它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经历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而这种下降表明这些国家从低收入地位迈向高收入地位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仅以2008-2013年这一短暂的时期为例，7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了高收入国家序列；9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了中等收入国家，15个国家从收入中下等国家变成了收入中上等国家。 你可能会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将因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难以生存，但是我翻阅过去20年的社会学教科书后，发现它们仍旧使用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变体来向学生解释发展问题。大学教科书仍旧继续向欧洲人施加负罪感，比如通过关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在技术创新上“日渐拉大的鸿沟”，以及在过去的十年中穷人总数的增加。 欧洲技术的传播是根本原因 这些争论完全颠倒了事实。欧洲人非但没有造成发展滞后，反倒是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者。如果没有欧洲发明的传播，其它任何地区根本谈不上有所发展。但是，自二战以来，随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欧洲人被迫为他们的繁荣现状感到愧疚，于是在经济学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成了：为什么西方国家远比其他国家富裕？而最有影响力的回答便是欧洲的发达是以其他地区的不发达为代价的。【译注：如果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就不要指望找到正确答案。】 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有其它回答；新近就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回答，它虽然不具有原创性，但是论证得很有力，该回答出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2012），作者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他们认为发展在根本上依赖于一套“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它向创新者开放并保护私有财产权，由此鼓励创新和经济增长。相反，那种有着“压榨性”制度的国家，通常被垄断性精英主导，他们视国家为敛财工具，优先考虑门客和亲属，依靠不公平的规则，而非允许利润动机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多数创新者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发现机会——得到自由表达。这种论证掷地有声，对那种忽视地理、地缘政治及文化信仰作用的单一因素解释进行了有力批判。它还恰当地指出，普鲁士威权政治下的德国，非民主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处于“非包容性”威权制度下的韩国和中国，它们都实现了工业化。 然而，在对非欧洲国家发展经验的所有变量加以考察后，我们发现真正根本性因素，最为重要以至于自成一家的变量，即是欧洲国家的技术传播。毫无疑问，地理条件、政府类型及文化价值观在鼓励或阻挠技术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所有非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实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欧洲发明的传播，而不是非欧洲国家是否有能力发明新技术。继英国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除了欧陆国家贡献了许多发明和创新之外，其他国家都只是通过创造环境吸收欧洲技术，从而实现了工业化。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没有通过本土的发明走上工业化之路，他们是在实行了有益于集成欧洲技术的政治改革之后，才实现了工业化。也恰恰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日本率先，之后是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我们才得以见证这些地区的本土创新。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亚洲国家在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吸收欧洲发明的框架，而这种政治制度本身正是欧洲人的发明。欧洲人不仅发明了自由民主政体；他们还是制度和政体的卓越的合理性解释者，有时是用自由主义解释，但并非总是这样，比如德国用的是卓越（excellence）。德国路径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威权现代化”，也就是说，由传统土地贵族阶层联合新的产业阶层，共同致力于创建高效政体和资本主义经济，他们采用的方式包括普遍的征兵制度、集权、国家促进工业、对准公务员的技术培训、对科学（以及民族主义—威权主义）课程的重视。如果没有采用这种“德国模式”的理性威权主义，日本的工业化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欧洲是如何使第三世界发展滞后的，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人对其它国家的贫穷有负罪感，尽管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其技术的传播，欧洲之外任何地方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