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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褚遂良的传世作品来看， 《倪宽赞》墨迹本和大字《阴符经》均传为褚遂良所书， 真伪难辨， 实不可靠。原因在于《倪宽赞》的笔力较弱， 显然有异于褚书， 《阴符经》虽用笔跳荡多变、恣肆纤巧， 然而史料约略， 也实难令人信服， 这两部作品只能作为研究褚书后期书风成因的参考资料。作为褚书的前期作品《伊阙佛龛记》和《孟法师碑》的结字和用笔都带有明显的隶意， 只可作为研究褚书整体风格转变的重要资料。 《雁塔圣教序》则是世人公认的褚遂良晚期书风的代表作。《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 凡二石， 皆楷书， 万文韶刻字， 现均藏于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 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 唐太宗李世民撰文， 18行， 行42字；后石为记， 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 唐高宗李治撰文， 20行， 行40字， 文右行。本文以《雁塔圣教序》为中心， 分析褚书晚期率真自然、雄健雅逸书风的形成与道家哲学“虚实相生”思想的内在关系。  《雁塔圣教序》书风产生的思想背景。褚遂良书法初学王羲之、欧阳询和虞世南诸家， 继而登堂入室， 自成体系， 创造出了唐楷的新典范， 晚年所书的《雁塔圣教序》正是这一典范的代表作品。《雁塔圣教序》立于永徽四年 (653) ， 为褚氏58岁时所书。此碑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 字体清丽刚劲， 笔法娴熟老成， 将虞、欧笔法融为一体， 方圆兼备， 波势自如， 与前辈书家相比， 更显舒展自然。这种清丽自然风格的形成与褚遂良生活在道家哲学思想极为活跃的初唐时期是分不开的， 总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道家哲学对书坛主流的影响由来已久， 是褚书晚期书风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早在魏晋时期， 士人书风中就显出了潇洒烂漫、取法自然的道家审美风尚的书法风格， 其代表人物是我们熟知的书圣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二王书风极为相近， 都属流美雅逸、清淡骚丽一类。这种书风的出现与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 在贞观六年 (632) 正月初八， 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 计1 510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 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 使他大开眼界， 这足以说明他对二王书风了解的程度及对当时书法传统审美趋向的合理把握。此风延至智永、欧阳询到虞世南并一直持续到盛唐， 道家哲学始终若即若离地笼罩着书坛。  第二， 唐朝初期， 统治者将道家哲学奉为正统， 是褚书晚期书风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唐王朝建立后不久， 唐高祖李渊根据自己的家姓追本溯源， 认为李唐王朝是圣人老子的后人所建， 这样就将老子及其道家哲学与李氏家族拉在一起， 其目的在于维护巩固李氏集团的统治。这样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化艺术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论是在文学、绘画、书法还是在其他民间民俗文化中，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哲学的表现。可以说， 褚遂良用书法艺术出色地表现出了他对初唐时期道家哲学的吸纳与化用。 第三， 褚遂良个人的性情禀赋是其晚期书风形成的主观原因， 也是褚书独特风格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两点也恰好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同时期其他书家那里表现出与褚书风格大相其趣的原因。据史书载， 褚氏生性耿直、率性大度， 曾多次触犯龙颜， 终因直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使自己的人生坠入悲剧的深渊。这样的人格性情在政治斗争中的确是屡屡受挫， 是既悲壮而又惨痛的， 但是在艺术舞台的肆意挥洒中却也成就了褚遂良广大教化主的不朽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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