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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奸”姥爷

 察右中旗人故事 2020-12-10

本文作者:费建新


七舅修订家谱,征集姥爷的照片好长时间了,最近终于有消息说,在大姨兄家找到了姥爷的照片。

本文主人公

今年,姥爷走了整整50周年了,是“照片”让我又想起了我的姥爷。姥爷一辈子生活在后山农村,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但他又不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跌宕起伏的。

姥爷留给我的记忆模糊又清晰。模糊的是我10岁前片段式的印象,清晰的是少年时期姥姥和二姨讲的那些关于他老人家的故事。

姥爷贾瑜,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归绥道归化城厅大营子村(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黄羊城镇大营子村)一个富裕的大户人家。

记忆中的姥爷,头发灰白、满脸皱纹、中等身材、腰板直溜、喜好饮酒、烟不离手,他坚强、乐观、豪爽,幽默诙谐中透着尊严。

据姥姥说,姥爷20多岁时由当地乡绅推荐,出任了乡财粮助理员,30多岁担任了绥远省武川县阜丰乡副乡长。姥爷待人热情,对朋友有求必应。

为抗日 拥护八路

1937年10月14日,日军侵占了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随后伪蒙古军进占武川县城,11月成立伪武川县公署,归属巴彦塔拉盟。原国民党县政府主要领导及部分工作人员,随绥远自卫军进驻县内山区庙沟一带,而留在县城的原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归顺了伪政府。时任阜丰乡乡长的是个河北人,他河北老家有老婆孩子,在武川县城又娶了个小老婆,过着春来冬往的候鸟生活。据说是他先归顺了伪政府,由国民政府阜丰乡乡长摇身一变成了日伪阜丰乡乡长。姥爷就是在他的游说之下,担任了伪阜丰乡副乡长。

据二姨说,姥爷上过两年私塾,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文化人,当这个“汉奸”副乡长也是身不由己。当时不说叔伯两堂的亲人,姥爷光自己家就20多口人,高墙大院前后两排正房,加上伙房、凉房、碾房、磨房,不算牲口棚圈也有小20间房屋,还有十来顷耕地、牛马和成群的猪羊。那会儿,日伪军政人员是白天来姥爷家,八路军是黑夜去找姥爷。

1938年9月1日,八路军120师组建的大青山支队进驻大滩后,召集周边的几个大乡的乡长、乡绅开会,讲了八路军北上绥远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要求各乡帮助解决军粮供给问题。

八路军的抗日救国宣传,激起了姥爷的爱国热情。姥爷从政十几年,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姥爷和家人讲,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不打人、不骂人、说话和气、待人热情。姥爷认为这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队伍(此前姥爷和傅作义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12团有过交往,其时已退至河套地区)。

姥爷首先在族人和亲戚中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他们为八路军捐粮捐款,并率先把自家的存粮和皮袄皮裤拿出来交给了八路军。在姥爷的表率作用下,短时间内,乡亲们就把大量的皮袄、皮裤、毡袜和毡靴等送到了姥爷家。姥姥把这些东西藏在花仓子里,用花子(莜麦壳,喂猪用的)掩埋起来,夜里偷偷地装了一大车送给了八路军。

姥爷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八路军的信任。从此,姥爷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在姥爷的帮助下,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银贡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姥姥说,八路军的王团、于团都在姥爷家养过伤。在王团养伤期间,日伪军来了大营子村。姥姥提前得到了消息,抱上皮盖窝,搀扶上王团,迅速转移到山沟里的一个水涮门楼里隐藏。姥姥刚返回,日伪军就到了姥爷家,把姥姥吓了个半死,好在有惊无险。

送情报  虎口脱险

1940年秋,正是拔麦子割莜麦的时候,姥爷在乡公所从清乡的日军中截获一份情报,姥爷以姥姥生病为由告辞,骑马急速地向回家的方向奔去。当行至乌兰忽洞时听到身后有马蹄声,姥爷回头一看,不好!一小队日军骑兵追了上来,隐隐约约听到“贾乡副,等一等”的呼叫声和日本人叽哩哇啦的声音。姥爷心里一惊,坏了!坏了!八成是露馅啦!姥爷假装没听见,马鞭急速地抽打在马身上,边加速奔跑,边把情报取出撕碎填进嘴里,嚼烂咽进肚子里。狂奔到不远处,正好是拐弯三岔口,姥爷利用拐弯路这个地形,趁后面的人看不到的间隙,迅速跳下马,狠狠地抽打骑马,朝大营子方向跑去,他顺势滚到路下钻进了麦码子里(刚收割的小麦,捆成捆,人字型码在地里晾晒)。当追兵赶到此地时,正好三岔口前方是个洼地看不见路面。追兵见路边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就站住问小孩:“刚刚那个骑马的人从哪边走了?”。小孩从马跑的方向指了指,追兵就朝着大营子村的方向追去。姥爷在麦码子里看得清楚,当追兵下了洼地,姥爷迅速出来一溜烟地钻进一条山沟里。

成功脱逃的姥爷,把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八路军四大队。四大队的领导和姥爷是老朋友了,首长考虑到姥爷已暴露,劝姥爷不要回家了,安排姥爷直接去四子王旗的马鞍桥躲了50多天。

那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姥爷忍受不了后草地的寒冷和对家人的思念,就偷偷地潜了回来。白天不敢进村,待天黑后回村,映入眼帘的却是满目疮痍。姥爷的深宅大院已化为一片灰烬。姥爷摸到姑舅家才知道,姥爷逃脱后,日本人来家找过姥爷。姥姥说:“他在广昌隆(乡公所所在地)了,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姥姥看来人穷凶极恶的样子就知道姥爷出事了。村里的人都知道姥爷维持的乡公所是个两面政权,白天应付日本人,黑夜为八路军办事。平时日军和伪军来贾乡副的村里,对村民还算过得去。这次因为姥爷下落不明,日军便露出他们蛮横粗暴的本性,到处搜查追问。村民们也感觉到姥爷为八路军办事可能被日本人发现了,都有了警觉。又过了几天,一辆汽车拉着几个日本兵进了村,村民迅速地告诉了姥姥,姥姥安排家人赶快躲到了别人家。日军去姥爷家扑了个空,就封锁了全村,让保长把全村的青壮年都集合在场面开会,追问姥爷的下落,大家都说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贾乡副了。又问贾乡副的老婆呢,大家也说不知道。日本人一顿折腾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就把姥爷家的房浇上汽油点着了。并把集合起来的村民都赶上了汽车,押送到大同口泉煤矿下窑做苦力。姥爷的三个亲兄弟被抓去俩,后历经艰险才死里逃生。

姥爷的家被毁了,几个弟弟也失散了,姥姥带着儿女们逃回了娘家。姥爷东躲西藏了一个冬天,开春后,亲友们要帮姥爷修房子,姥爷怕日伪军还来大营子村捉他,就在大营子村南几里地的一个叫南井卜子的沟里头搭了一间茅庵(在山的斜坡处挖一个半地下室,上边搭上椽、椽上铺上麦秸秆,然后盖上土),总算给老婆孩子安顿下个住处。吃水要翻过前面的一道梁,沟里有泉水,担一担水要走几里地。

然而,艰难困苦没有浇灭姥爷的爱国热情。姥爷虽然躲在远离人群的山沟里,但他仍然是个风云人物。他经常是白天猫在茅庵里,天一擦黑就出门,姥姥提心吊胆也不敢多问,不知他在外边作甚。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非亲非故的人登门也是常有的事。

半地下  秘密斗争

二姨说,在她十一二岁那年,姥爷的茅庵里来了三四具骑马,来人穿着便衣,带着长短枪。姥爷让姥姥烧水做饭,让二姨上房后高坡上放哨,交代二姨:“瞭见跟前有人赶快回来说给大人。”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娃娃挺贪耍,并没有认真瞭望。转眼功夫,看见一个举长枪的人押着一个后生进了姥爷的茅庵。二姨出于好奇,跟了过去,偷听了审问后生的过程。原来是来人在沟口处放了暗哨,随后暗哨发现,这后生鬼鬼祟祟尾随而来,在沟口东张西望时被暗哨捕获,押回家里审问,后生说他是来瞀姐姐的,走迷路了。搜了身,从后生身上仅搜出一块手绢儿。当时后山人没有手绢儿,只有日本人才用手绢儿。就问他手绢是哪来的,他支支吾吾的。别整了一顿打得不轻,后生还是一口咬定是去姐姐家走迷路了。问他姐姐是哪个村的,姐夫叫个甚,他也是含含糊糊的。带枪的几个人就说这个后生肯定是日本特务。就拉出门外,脖子上给套根绳子,用根短棍子给摽死了。

二姨1931年出生,按十一二岁推算,这应该是1941或者1942年的事。几十年后,二姨说起这件事,还感叹地说:“不知道那个后生究竟是个做甚的,就那样没命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姥爷得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对姥姥说咱们不用躲藏了,终于不用躲藏了!之后姥爷一家人结束了住茅庵的生活。在外父门上——平安村盖了房子,安居下来。

解放后,原大青山支队的一位首长来姥爷家看望姥爷。跟姥爷说:“老贾,你跟我走哇,你对我们有贡献,但在当地不好给你安排工作,跟我去外地当干部吧!”姥爷说:“我已经老了,50来岁的人去外地怕不适应,国家太平了,就在家过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挺好的。”

1968年秋季,姥爷因呼吸道疾病在平安村家里平静地走了,享年67虚岁。

今年我也60岁了,许多亲人离我而去,姥姥、二姨、三舅、六舅……但姥爷最让我牵挂和深深怀念。我觉得我对姥爷的怀念,已经不仅仅是源于血缘亲情,更融入了太多的我对姥爷的崇敬。上个世纪30年代姥爷面临许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抗日救国这条路。他是抗日救国伟大的参与者,是峥嵘岁月的见证人。

写到这里,文章已该杀青。但我仍意犹未尽,我总觉得历史欠姥爷一个公正。由于知情人的远离和当事人的早逝,加之武东县撤销,姥爷一生中这段出生入死,历经艰辛,家财散尽,奋斗不息,最为辉煌,最具民族气节的“汉奸”经历,在中国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斗争史料中却未留下只言片语。如果这篇文章能够让姥爷地下有知,他的灵魂一定会得到最大的安息。

2018年7月于薛家湾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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