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父亲去世十六周年纪念日。十六年来，我似乎还没有彻底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每到亡人们的节日前，我经常会在梦中见到我的父亲。开始几次都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握着父亲的手，后来梦到的都是父亲在老家，仍穿着他那件常穿的蓝色中山装上衣，梦中的父亲从来不和我说一句话，每次似乎都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前些年，每每听到哀思的鼓乐和声泪俱下的唱腔，我的心似乎都在滴血，打发（安葬）父亲的场景历历在目，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至于写下这个题目时眼泪多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陈云（乳名锁子）1942年1月17日（农历1941年腊月初一）出生于今宏盘乡高化营村（那时归陶林县第一区吉庆乡管辖），爷爷奶奶一共养育了四个孩子，父亲是他们唯一的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爷爷患哮喘病不能干活，高小毕业的父亲就被迫辍学干活养家了。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时，十六岁的父亲被招到包头白云鄂博铁矿当了工人。那时的白云鄂博铁矿正在兴建中，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父亲和工友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徒步搬运铁矿石，体力消耗相当大。工人们每天咸菜窝窝头就着凉水，不能遮风挡雨的工篷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几乎每天都有辞职不干的，过一段时间就又有一批新人补充进来了。父亲干了半年多，天寒地冻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跟着岁数大一点的人也辞职回了家。事后多年当了农民的父亲和我们说起这件事时后悔不已，以此来教育我们要能吃得苦中苦，做事眼光要放长远，如果当初他能咬着牙继续坚持干下去，可能从此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那个年代村里识文断字的人少，高小文化的父亲也算是个“文化人”了。回乡务农的父亲从十八岁开始先后担任元山子公社阿林朝大队保管、阿林朝北队会计、阿林朝大队会计，后又被安排到阿林朝大队水泉生产队任会计、政治队长等职。1961年被阿林朝大队党支部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一岁那年和同龄的母亲结了婚，母亲二十五岁那年生下了我。我能记起来的事是从三岁开始的，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正直，勤奋敬业，自我要求严格，生活朴素，平时不爱多语，办事稳重有主见。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核算制度，本公社的东壕欠大队当时是全公社最富裕的大队，黑山子生产队没有合适的会计人选，大队招聘父亲去黑山子村任会计并给我们全家在那里落了户。我四岁那年的正月十九，父母亲带着大哥、我和三弟将家从阿林朝大队的水泉生产队搬到了黑山子生产队。我清楚地记得，家刚搬过去的时候，队里将我们安置在队房子住下，父亲就走马上任了。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我妈在锅台前拉着风箱烧火做饭，我坐在锅台口炕沿边哭着央求大人赶快回“家”。本来新来户就人生地不熟，被我这一哭闹大人们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的父母亲都是非常勤快能干的人，除了全勤参加队里的农业生产劳动外，每天收工回到家，母亲忙着家里的事，父亲就开始忙外面的事，不是刨石头就是和泥脱坯，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第二年秋天就盖起了两间新房子。之后父亲还垒了院墙盖了凉房修了猪鸡羊舍等配套设施，在房子的前面和西侧挖了自留地，种了蔬菜和山药等，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天有不测风云，我六岁那年的初夏，突然右腿膝盖部位感到十分疼痛且一天比一天厉害，半夜里经常疼得哇哇大哭。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和现在没法比，多数人不懂医学常识，看着膝盖不红不肿和正常人的没什么两样，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看病一来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医生，更主要的是没钱看。有个头疼脑热的，大人给擀上一碗面条再跌上个鸡蛋就是最好的“治疗”了，“有钱”人家买上几颗止痛片或安乃近吃吃就算是相当不错了。以上土法都试过了没有任何效果，我的腿疼反而愈来愈重，疼得最厉害的时候，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落下来，父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时我的祖姥姥（母亲的姥姥）快八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几乎每年都要从前旗走亲威来我们家小住几日，帮着我妈用卜掉捻麻绳。那时人们的寿命普遍不长，见到满头银发的“高龄”老太太都挺稀罕。祖姥姥问明了我的病情后对我父母说：“前旗苏集村有个部队的大医院（我当兵后才搞清楚那是北京军区联勤部苏集油库卫生队）啥病都能治，赶快去看吧，不能耽搁了孩子。”正好家里刚卖了一头猪有72元钱，父亲小心地揣好全家仅有的这笔“巨款”，背着我（这时我已经不能下地走路了）步行8里地从阿林朝坐汽车去了集宁，半夜再转乘火车去往前旗。
由于不常出门，父亲和车上的人打听去前旗的小老圈村（祖姥姥和老舅舅全家都住在这个村里）在哪一站下车，那个人不知道是没听清楚问话还是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反正告诉的站名不对，弄得父亲背着我糊里糊涂地提前一站下了火车。这时已是半夜时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腿又一次剧烈地疼了起来。半夜里在一个孤零零的小站外，父亲背着我正孤立无助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哇哇的哭声引起了路上一个好心人的注意，问明了情况后好心的路人将我们引到了一个大队部，看门老汉起来穿好衣服对着有线喇叭口（不是麦克风）喊我的大舅（老舅舅的大儿子，当时任土圪塄大队的支书）前来接站。那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不比现在，提前写信来不及了，拍电报字数少了也说不清楚，况且也不方便。我撕心裂肺的哭声淹没了他们的喊声，反复喊了好长时间，土圪塄大队那头终于回话说知道了，看门人去小老圈村通知了我的大舅，回来告诉说让我们耐心等着。
苏集油库卫星照片
天亮前，大舅赶着毛驴车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来接我们了，看着我十分痛苦的样子，他快马加鞭把我送到了医院，由于情况紧急，军医们集体会诊后立即给我的右腿做了手术，放出了很多脓和血，我的腿疼顿时感觉好了许多。由于时间过去四十八年了，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当时得的是什么病，大人们也不记得了，反正是右腿后面的弯子里化脓了，也不知道病因，只记得父亲听医生说过：“老乡，这孩子真幸运！如果再晚来三天，腿可能就保不住了，需要截肢，会造成终生残废。”术后我和父亲住在祖姥姥家，由于我不能着地，父亲每天背着我走六七里山路去医院换药，每次都累得他大汗淋漓。老舅舅一家人对我们很关照，那时他们家的生活条件很差，白面很少，但老妗妗想方设法每天给我做点好吃的东西。我的小舅舅和我同岁，因为东西少只能是我吃他看，现在每每想起这一情节来我就感动得直掉眼泪。
经过军医们的精心治疗和亲人们的悉心照顾，我的病情日渐好转，半个多月后，医生告诉父亲说可以开点药带上我回家养病了。父亲太高兴了，因为家里的事太多了，父亲出来每天还要惦记着队里和家里的事，可惜分身无术。回到村里的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父亲背着我快到村口的时候，看见母亲正在打扫羊盘（夏天水草好，羊不需要早早出群放牧，上午先赶到一片空地上晾晒）。母亲快步迎上来欢喜地接下了我，说让我走两步看看好了没，父亲责怪母亲不该这么鲁莽让我早下地，怕落下后遗症。当年底我的右腿就彻底好了，那次看病共花了67.2元，大该是父母组建家庭以来花得最多的一笔钱。后来我当兵多次体检，医生特别查看了我的右腿，没有发现落下任何毛病，也不影响正常的训练和工作。现在想想，当时如果没有苏集油库军医们的精湛医术、没有父母亲当年的精心照料、没有老舅舅一家人的鼎力相助，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祖姥姥和老舅舅早就去世了，每次见到老舅舅家的人，他们都要问起我的腿彻底好了没。如今，老妗妗和三个舅舅、四个姨姨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天佑好人！
大约是1973年，父亲担任了黑山子生产队的副队长兼会计，这一年，上级号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试种宽幅锹铲小麦，我们村前大约有五六百亩的滩地被拖拉机开垦成了农田，并打了两口大井浇地。之前每次下大雨乌拉坝山（辉腾梁东端的一座山）的洪水都最后汇流从我们村前的滩地漫过，为了保护这些农田不被洪水冲毁，需要在洪水到来之前，接着上游大队部所在地东壕欠村的东北侧排洪渠修一条深两米、宽五米、长一千多米的人工排洪渠，工程量相当大。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大型的工程机械，干活多是锹挖肩扛人挑，对于一个只有五十多个壮劳力的小山村来说，这项工程是空前巨大的，多数社员都望而生畏。当时社员们的工作是一年忙到头，修渠只能利用农忙间隙抢时间来完成。父亲和队长郑有娃商量首先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动员大家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党员干部带头，分段包干到人，实行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段完成。大队书记刘巨元和主任刘贵财参加了队里的动员大会，以后每天亲临现场督战指挥。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队干部，理应首当其冲带头干。
那年我8岁，从此每天放学后在家学着做饭。大人们干上一天的重体力活，身子都快散架了，早饿得前胸塌到了后背，饭不求好赖，只要做熟了能吃就行。记得村里的男人们每天天一亮就到工地干活去了，家里留下女人给全家人准备一天的饭，早饭后一起出工，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回家。父亲起早贪黑地带着社员们挖土方，并把挖出来的土全部堆在北面滩地一侧，加高堤坝阻挡洪水。经过全体村民几个月的奋战，泄洪渠终于赶在洪水到来之前修通了，可父亲也累得咳了好几次血，胸闷背痛经常咳嗽，不思饮食气喘无力，等了几天不见好转，只好找聂大夫给看了看。聂大夫确诊为伤力病（我们当地人叫鞠？伤病），给开了三副中药，吃后大为见效，但病没有彻底治好，还需要再吃药。由于那时我们家孩子多，生活拮据，用钱的地方很多，父亲没有再舍得花钱治，从此落下了气短咳嗽的病根，最后也是因为这个病的不断发展，肺气肿发展成了肺心病要了他的命。现在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这个病也不算什么难治的病，在那个一分钱逼倒英雄汉的时候，再加上当时农村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伤或医保之类的福利，工作累病了只能自认倒霉。
从村西远眺排洪渠旧址
勤劳得硕果，记得是1974年，村里迎来了我记忆中最好的庄稼大丰收，滩里的宽幅小麦亩产达到了400斤以上，人均口粮480斤，年底决算每个工分分红1.14元，在当时全元山子公社是最高的，家家户户扣除了全年的口粮款后的分红都不少，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我们村是少有的好地方，村里的年轻人都能娶上媳妇，好多人家都置办了一大件（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距我们村不远的后旗的一个生产队，每个工分的分红只有0.09元，当有人问起来每个工分能分红多少钱时，有一个人回答的很机智，不好意思说只开了九分钱，就说是快一毛了，问话的人当时没反应过来，说块一毛钱也不低啊！
老三大件
父亲35岁那年，公社大办乡镇企业，元山子公社重新组合修配厂领导班子，父亲被选拔到修配厂当了会计，和厂长冀存富以及阳高来的两位翻砂师傅把厂子搞得红红火火，铸造炉子、犁铧等产品，业务最好的时候产品能卖到乌盟其它旗县。后来公社又成立了社队企业局，除了修配厂，还有汽车队、电影队、机耕站、良种场等，公社又指定父亲担任了社队企业局的总会计，他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巨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南方一些生产技术先进地区的加工制作对我们落后地区制造企业的冲击是空前巨大的，全旗各乡镇的社队企业逐渐都垮了，旗以上的落后产能也逐步被淘汰了，公社的企业办不下去了。家里分了近百亩土地，我们兄弟几个都在上学，母亲一个人根本种不过来，两方面原因促使父亲只好回到村里重新当起了农民。农民出身的父亲干农活是他的老本行， 锄搂耕耙耱无一不精，在他和母亲的辛勤耕耘下，我家的庄稼年年都能取得好收成。
由于实行了分田单干，原来的村集体领导力量被彻底削弱了，走大集体时兴修的水利设施由开始的闲置发展到慢慢被人为拆毁，防渗渠的石头被垒院墙的人家拆走了，两眼能浇几百亩农田的大井由于无人管理而逐渐被掩埋，父亲累咳血带人修建的那条一公里多长的排洪渠由于没人组织维修而被洪水逐段冲毁，村前几百亩优质农田被洪水冲来的泥沙和石头覆盖，中间又被拦腰冲成了一道又长又深的沟，阻断了村民和车辆的南北通行，几百亩农田损毁殆尽，过去丰收在望的场景看不到了。对于一个只有一百多口人的小山村来说，几百亩最优质的农田被破坏了，水浇田没有了，剩下的都是靠天下雨吃饭的沙土地，庄户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减少了，对村民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再加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始终低廉，尽管各家的粮食比以前多打了一些，但村民兜里的钱不多，那时的物价开始年年上涨，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变慢了，村里人的生活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那几年我正在上军校，每年的寒暑假都能回家和亲人团聚，每次回来全家人高兴过后，我看到的就是父亲的满面愁容，父亲看着他和村民们舍命创造的劳动成果被无情地破坏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在滴血。
黑山子村卫星照片（图中有非常明显的冲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