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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孝 走进集宁一中 1964年，我考入被列为自治区重点中学、享受处级待遇的集宁一中。那时的大乌盟共辖18个旗县市，300万人口，包括后来划归包头市的土右、固阳、达茂和划归呼市的土左、托县、和林、清水河、武川。学校本着高标准、严要求、少而精的原则，从1962年起，每年在全盟范围内招收4个高中班，200名学生。选拔学生好中选优，能够考入该校，是一种荣幸与自豪。这一年，与我从铁沙盖中学同时考入集宁一中的还有杨芝龙和玉宝山同学。 接到印有“集宁一中”字样的录取通知书，是一种苦读的回报和愿望的满足，心里十分高兴。村里人知道后，纷纷向我道贺。妈妈一面筹款，一面连明昼夜拆洗被褥和棉衣。这一去，寒假才能回来，中途是不准请假的。父亲话不多，他说：“我和你妈没啥本事，只能在农业社死受。可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家庭成分好，不妨碍你的学习进步。以后的路怎么走，就靠自己了。”他还叮嘱：“到了学校，要抓紧治疗疮病，大地方肯定有好办法，我想很快会好起来的！” 开学时，大房子村的白秀英与我同行。她是从卓资中学高三毕业，到集宁师范短训一年，尔后充实教师队伍的。她的父亲白宏老汉赶着毛驴小平车，拉着行李物品，一直把我俩送到离家70多里地的后旗白音察干火车站，我俩晚上再乘坐从二连过来的火车到集宁。车票全价一块钱，凭录取通知书，享受半价优惠，我们只花了五毛钱。由于集宁北站与南站不通火车，只能在北站下车。接站的是高年级的校友，他们用小平车把我与另一位同学贾崇明的行李物品推上，走了很长时间，很晚才到达学校。 建校40周年校庆在原教室前合影。左二作者，右五时任盟委书记23班的韩振祥。 集宁一中坐落在桥西卧龙山下，校园依山而建，像农村修梯田一样，从东往西渐次提高，修出几个平台，每一平台建一部分校舍，总体上小平大不平。虽不如我们铁沙盖中学地势平坦，但高低错落有致，十分紧凑，别有一番风格。我们住的宿舍是不带走廊的单间正房，开门进去，东西两盘顺山大木炕，炕上二三寸厚的稻草垫铺得整齐平展。每人有一个褥子宽的地方，谁也不挤谁。生活与铁沙盖中学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为我脓疮痊愈提供了釜底抽薪的物质条件。一进学校大门，左右两侧是三排高中班教室，每排4个班，依次为高一、高二、高三。教室南北都有窗户，采光充足，也便于通风。室内装有4个40瓦的日光灯管，两个100瓦的大灯泡，照明不亚于白天，给人以头脑清醒、心情舒畅的感觉。 1965年秋季，学校分批分期更新桌凳，我们高二年级率先换上了桔红色的桌椅。到大礼堂开会，别的年级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投来羡慕的眼光。学校有几万册藏书，还订有大量报刊杂志，并配有几百平米宽敞明亮的阅览室，为学生提供了又一个增长知识的园地。专门的生物、物理、化学3个实验室，仪器设备十分齐全，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比如上生物标本课，原来的学校教师讲台上放一台显微镜，全班同学轮流上去观看。这一番下来，多半节课的时间过去了。而现在每张课桌上一台显微镜，边看边听老师讲解，生动具体，节省时间，效果大不一样。学校的体育设施也非常完备，有齐全的联合器械、足球场、十几块篮球场，还有一个标准的灯光篮球场。这重点学校，就是非同一般！ 我们这一届招的是27-30四个高中班，我被编入28班。一入学，学校就让我担任班长，后经多次选举，连选连任，直到毕业离校。刚入校的我，来自穷乡僻壤，孤陋寡闻，许多事情都觉得新奇。开始晚上睡不好，睡着睡着，突然“呜，呜，呜——”一阵火车汽笛声将你从梦中惊醒。那声音有粗有细，有长有短，叫得人心烦。过了一段时间，好像火车不叫了。其实，火车依然在叫，只是习惯以后不以为然罢了。 在铁沙盖中学时，没电制约了好些项目的开展。比如出早操，体育老师脖子上挂着口哨，吹着“一二一”的节奏。做体操时，老师加大嗓门高喊“一、二、三、四……”一套体操下来，累得气喘吁吁。而现在高音喇叭播放，还配有节奏感强烈、优美动听的乐曲，听着就有一种伸手动脚的冲动。上下课不再是工勤敲击“当当当”的钟声，而是“唰啦啦”的电铃声，那声音与小时候滚铁环的声音极为相似。后来北师大毕业的数学老师李建民等经过反复计算设计，将传达室的手动电铃改装成自动电铃。这种耳目一新的好奇，是思维方式的启蒙，是探究意识的启迪，是崭新生活的启航。 建校40周年校庆在校门口合影。左三作者，左四尤启仁老师，左六刘启兴老师。 集宁一中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教师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占很大比例，还有来自上海、天津、江西等地的教师。内蒙师院分配来的不多，来的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数学老师阮中卫，上海人，比学生大不了几岁，是个稚气未脱的毛头小伙子，课讲得简明扼要，生动活泼，我们把他当作大哥哥一样亲近和尊重。俄语老师陆天中，上海人，授课十分认真，早自习每课必到，鼓励同学们大声朗读。他还自己买了留声机，让我们跟着练习语音。全班的俄语成绩非常好，我的俄语考试没有低于过97分。带几何、三角的尤启仁老师，内蒙师院毕业，本地人，一手好板书，扁扁的字体整齐美观。好些几何图形，不借助工具，徒手绘成。他的隶书造诣很深，教室的标语都请他书写，跟书店买的一样。物理老师吴德其，也是上海人，蹩脚的普通话不太好懂，我们常常把“河岸”听成“武汉”，他不仅课讲得好，还是个航模迷，在上海曾获得全市个人航模比赛二等奖。由他牵头的学校航模队十分出色，全盟体育运动会每次都有集宁一中的航模表演。班主任刘启兴是位体育老师，他和蔼可亲，善于调动班干部的积极性，使班级管理有条不紊。全校体育运动会，我班总分始终是全年级第一，全校第二，仅次于23班。 在北京与陆天中老师夫妇（后排右二、前排右一）合影。后排左三作者，后排右一任致中。 古语说“教学相长”，千真万确。有这样的老师做楷模，同学们怀着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人人努力争先，个个不甘落后，那种学习氛围终生难忘。学校一批接一批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着大批人才，仅我所知，全国著名的就有长江三峡工程副总指挥贺恭、国家登山运动队队长王勇峰、音乐家马俊英、“生物全息律”理论的创立者张颖清、集宁战役的著作者任致中，等等。 作者与陆老师在呼市留影。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我们一入学就带来了户口与粮食转移关系，成为具有集体城市户口的集宁市民。定粮标准每月34斤，伙食费一月8块钱。大部分同学享受高低不等的助学金，我每月4元。即使如此，我的经济仍然拮据。有一年“六一”已过，没有单衣更换，还穿着棉裤。幸好姐夫出差路过集宁看我，把准备换洗的单裤留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到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前留影，上衣是棉袄掏出棉花做成的夹袄，裤子上两个一尺多长的大补丁是所住学校老师家属给补的，脚上穿的圆口鞋是从集宁地摊花块半钱买的旧鞋。照高中毕业相时，没有得体的上衣，是向政治老师张俊高借的。尽管衣服破旧，同学们没有一个下看我的，我也没有因此觉得低人一等而灰心丧气，因为当时条件好的同学也十分俭朴。时任盟委书记王尚志的大儿子王太就在我们班，无论穿戴还是谈吐都非常普通，一点也看不出是高干子弟。 作者文革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刚入校不久，就是建国15周年，建校10周年，市里和学校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历史经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诞生在这一年。我因身上有疮，好多活动都不能参加，留下许多遗憾。但由于住宿条件的改善，身上的疮病渐渐好转，只留下右腿一个顽固的堡垒难以攻克。每次到校医室，先用盐水清洗消毒，然后抹上药膏，一圈又一圈地缠上绷带。下次换药，还是这种做法。那脓疮既不加重，也不见好，就这么僵持着，与我打起了“持久战”。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次去换药，校医说没有绷带了，只能做简单处理。清洗消毒后，在一小块方形纱布上涂了药膏，贴在疮口，用胶布条在腿上固定。哪曾想，这一来歪打正着。大概是空气流通改善、氧气供应充分的缘故吧，疮病快速好转，照此换过四五次药后，那顽固的脓疮竟神奇般地痊愈了。 去年，我从微信中听到23班李黾孜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卧龙山下有个温暖的家》，歌词这样写道： 祖国北疆有个小小的城， 小小的城市叫“集宁”。 集宁城西有座小小的山， 小小的山名叫“卧龙”。 卧龙山下有个温暖的家， 那是我的母校“集宁一中”。 集宁一中老师教书教得好， 他们的名字叫“忠诚"。 集宁一中我的同学聪明又用功， 他们的名字叫“精英”。 精英们洒遍天南地北， 天南地北都知道集宁一中。 老李的歌唱出了我们那个年代师生的共同心声。 图片由作者提供 该文作者1948年出生，察右中旗人。集宁一中1967届高中毕业生，返乡知青，现定居呼和浩特市。 【本期幕后】 策划：楚楚 编辑：楚楚 校对：敏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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