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少东
高一一年，说句真话，我没和班里的女生有过交流，几乎没说过话，对班里的女生没多少印象，估计她们也不知道我是谁。似乎，我们班所有的男女同学就没曾相处过，甚至连名字都叫不来。
那时的我们，太乡巴佬了，太封建了。不信？你和班里的女同学讨论过几个问题，借过什么学习资料，约过几次会？没有吧。当然，也有个别的家伙很开放，在搞“地下工作”。指望女生主动打破男女不相往来的局面，高一时是不可能的。
保持男女同学“不越雷池半步”的局面或许是在高二后半学期打破的，男女同学，走近了一些，但始终没有开放起来。尽管男女同学没有过多的语言交流和实际行动，但彼此在心中都有了一定了解和评价。男生议论起某个女同学，都能道出一些234来，我相信，女同学们同样也能把班里的男同学品头论足一番。
同学们在三年或两年的相处中，很多时候是在默默中积淀下了同学情，在不知不觉中感知，甚至升华了情感。多年以后，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纯粹的同学情谊。
我们在拼命地学习，无暇闲聊，但我们每天都形影不离，却又交往得不够生动，很多人渴望同学情再深刻一些。是的，有些同学真的做到了，深刻到了一辈子的程度。
也许同学们的心情压抑了太久，真的该释放一下。高二元旦联欢会上，同学们大胆地展示了自我。原来，我们有激情，是一群有火一样热辣青春的高中生。那年大家记忆犹新：杨文辉、我、王文林等同学筹划组织了一次“开天辟地”的男女生联欢会。我一个内向且其貌不扬的土得掉渣的农村娃竟然有幸主持了那场元旦联欢会；王文林协助编了所谓的相声段子，我和院文兵合说，尽管不达水准，也活跃了联合会的气氛。是啊，大家是快乐的，范永胜的“大讨吃子”小品把同学的笑点引爆，他滑稽幽默的表演出尽了风头。这家伙太有才了！就因他在联欢会上的出色表演，同学们送他雅号“范大讨吃子”。这次同学们都各显才艺，不爱说话的李润娥唱了《幸福在哪里》；李慧琴唱起了晋剧选段；王文林又出了自编的谜语。同学们难得放松，尽情欢乐，突破了男女同学的界限，开始轻松地交流，甚至搂着腰、拉着手跳起了蹩脚的舞。同学们从未有过如此放纵，无拘无束地狂欢着，释放自我。原来，同学们都想唱歌跳舞，都想释怀，都想神采飞扬，都有一颗跃动的心，都那么忘我，都想把学习放在脑后！
高中在科布尔镇上，一个不算大的小城镇，是中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我们见过的最大世面。一到星期天，几个同学相约到科镇上逛街，买不买东西，都要进商店看看，也有时到书店转转，翻几页书看看，要不去旗电影院门前看看电影海报，其实就是穷逛，学习了一周，放松一下心情。科布尔大街不长，我们的脚步也不累，一条十字街逛一上午，回学校时买一瓶墨水，一沓纸——总不能每次都空逛吧。
三年了，逛了很多次科布尔大街，是快乐的。后来我们眼睛近视了，也赶时髦，想穿戴的好看些。逛了眼镜店，配了眼镜；逛过皮鞋店，买了皮鞋；逛过衣服店，买过棉围巾。又后来，我们去电影院看过一两次电影，和我们村的露天电影稍有不同，人们都坐一样的椅子，屏幕也很大。我们有一年在这个电影院观看了一中组织举办的歌舞晚会，好像没有我们的同学或老师参演过节目，但也是愉悦的。我们一年一年地逛科布尔大街，丰富了高中生活，也让我们了解了校外的世界，启迪着我们走出科镇以外世界的梦想。
是的，我们渴望走出学校，寻找另一片天地。刚上高三的秋天，也就是李嘉辉老师刚接任我们班班主任那时，学校借国庆节期间进行高二期末补考，就不放假了。班里的许多同学不想参加所谓的高二期末考试，有同学提议到学校的原中场——农场割麦子挣钱去，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实则是躲避考试。我积极响应，就和几个男同学去了离学校有十几里远的农场麦田里。
割麦子，我是能手，每年在家秋收我都是家里的主力。我在这里割麦子比较吃苦，一天能割二亩地。好像割一亩能挣五元钱，我一天就能挣十元，这样我们“逃”出来的三天时间就能挣三十元，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有几个同学只割了不到两天就扛不住了，他们一天连一亩地割不完。我坚持割完了两天，挣了二十元，没实现完全挣钱的愿望，第三天不情愿地随他们回了学校。
当我们再回到学校上课时，原则性极强的李嘉辉老师将我们几个拒之门外，原因是我们违反了学校纪律，停课反省。我们可怜兮兮地求班主任宽恕，对学生学习极其负责的李嘉辉老师只停了我们一上午的课，重新回到课堂的我们走上了跋涉高考的“正道”，这才是走向新天地的唯一途径！
十七八岁的我们，青春的男女同学，处于豆蔻年华，也在情窦初开的季节，男生爱恋女生，女生爱慕男生，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厚非。不安分的心在胸膛跃动，某些同学有时被搅得心神不定，学习就不免分了心。
或明或暗的爱恋，同学们，那时你暗恋过谁？谁又暗恋过你？
每当那双高跟鞋“哒哒哒”的声响敲击着教室的地砖时，那个男同学就撩起失魂的眼神在追逐；男班长一天要被那双仰慕的眼睛扫描几遍，他的名字就在她的心里打印几页；那个白马王子的男生早已被外班的女生俘获了心......初恋，你们懂不懂爱情？
那种爱是单纯的，却折磨着天真的高中生。
我，也恋过，恋得忘情，恋得执着，恋得痴狂——高二我恋上了文学。我疯狂地瞎写所谓的诗歌、散文、小说。我和李永生不务正业地举办诗歌沙龙比赛，征稿，评鉴。加入中旗的“漠野文学社”，向中旗的作家们学习，参加文学社活动，积极给社报投稿。每学期都订阅各种文学刊物，写稿投稿，虽石沉大海，仍锲而不舍。高考临近，同学们只争朝夕地拼命复习，我却忙里偷闲地在牺牲午睡写小说。我恋得深沉，恋得傻气，恋得失去了前程！
我们为了同一个梦想而相遇成为同道中人，又为了同一个梦想而要离别各奔前程，几个科镇的同学在毕业前后分别走上了工作岗位，没来得及道别，我们也不曾送别，彼此都在心里说珍重！ 
参加高考的同学，在离别前夕，我们分别留影、留言，在各自的《毕业纪念册》中都写下了肺腑的祝福和人生寄语，无不动情。我时常翻开那发黄的页面，品味同学的“情语”，那么亲切，仿佛回到从前。同学们，你们还珍藏着那些只言片语的回忆吗？
分别前的那晚，我们男生跑到了女生宿舍，在她们的床铺上打扑克，躺在她们的铺位上聊天，谈未来，甚者躺在她们的床铺上睡着了，此时的女生宿舍是多么温馨，女同学们亲切地像姐姐或妹妹！
毕业时刻，难舍同学情啊！原来，我们心中早已有了他或她。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是特殊的一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冲击着人们的心，同学们忧心忡忡，“今年不用高考了”的谣言搅扰着大家的备考心态。
同学们应付毕业考试，我在数学考试中突然发病，头晕恶心，最终没能坚持答完卷。虽然不影响领取高中毕业证，但我对高考没什么信心，甚至我希望“不用高考”是真的。
考大学的日子一天天逼近，这不是考大学，是考人生、考命运、考斗志、考选择。当年的考大学是何等的难啊！13%左右的录取率，跳出“农门”，就在于这艰难的一跳了。为了能改变命运，莘莘学子已拼得筋疲力竭，看看那些老补生们年复一年的艰辛“抗战”，又有多少人一年又一年地失落，落榜的打击，挫得他们越战越馁了；曾经有“抗战八年”的老补变成了孔乙己，有很多人变成了范进。
这一年的7月7日，所有高三学生踏入考场，冲向人生拼搏的战场！我们是应届毕业生，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充满信心，第一次迎战高考，很多人抱着一种无所谓的心态。
7月7日、7月8日、7月9日，决定命运的三天，也是兴奋、紧张、失落的三天。我的考场不在一中，由外旗县老师监考。打开“神秘”的考卷，写下迷茫的文字。
记得和我同一考场的王军，他把笔打落地上，去探下身子捡时，不慎从座凳上跌下来，惊动了监考老师，在场的人都以为他过分紧张昏晕倒了。可想高考多么折磨人！
我们这一考，有的同学轻松应对，有的同学负重前行，许多同学充满期待，而我考得一塌糊涂。
那时，同学们把七月称之为“黑色的七月”，七月煎熬着同学们。其实考好考赖，大家心中有数，希望中夹杂着渴望。考后几天就报志愿，都想报个好学校，一二三志愿，有把握的同学认真填写，走进自己心仪的大学，自认成绩不理想的同学，也在“认真”填写着，只是安慰自己罢了，我就是这样的心态。
难忘的高考年，我们班五十多名同学据说只有三个同学考取了大学——王俊、杨玉英、范永胜。为他们点赞，他们当年的确是同学中的骄子！
我以不到三百分的高考成绩落榜，又以轻松的心态安慰自己：大不了从头再来。
当年那些落榜同学基本上都卷土重来，回到一中，加入了老补的行列，有的同学一补就是三四年，大部分同学如愿以偿走进了理想的大学。而我再没有勇气迈进一中的大门，只是在集宁铁二中和中旗进修学校艰难地完成了一年的补习学业。再度参加了一次高考，再以惨败告终。未了大学梦，走向了从军的路。
高中同学，不只是在教室里上同一节课、做同一道题、考同一次试，还是住同一间宿舍、睡同一大铺、吃同一桶饭菜，在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有欢乐，有压力，有失落，有煎熬；有激情，有追求，有梦想，有矛盾；有友情，有爱情，有高中生的一切美好。
我们的高中，有同学了高中一年的，也有二年、三年的，甚至更长时间；在察右中旗科布尔第一中学，引以为豪的学府里消耗着青春，追逐着梦想；这一千多个日子，我们寒窗苦读，没有尔虞我诈的功利心事，只有单纯的同学之情，我们努力学习功课，很疲惫，但是开心的、愉悦的，我们非常珍惜这段纯真的光辉岁月！
我们的高中时代既是一部生动的电影，又是一集一集连续的电视剧，剧情不复杂，主题很鲜明，人物塑造很逼真，性格很突出；有故事，有情节，不虚构，没有配角，都是主人公。
我们的高中时代，虽然没有当年知青轰轰烈烈的传奇，却也有着漫漫求学路上的艰辛，我们用青春激情抒写着诗与远方瑰丽的人生篇章。
永远的高中！平铺直叙的高中时代，留下了印象深刻的高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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