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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法学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学问，交叉法学是一种思维，更是一种理念。 我认为交叉法律问题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 第二，横跨民事、行政、刑事、执行等多个领域。 第三，与交叉法学相关的法律规定比较多，但涉及具体内容的条文并不多。我初步统计了一下，以司法解释和两高一部为主体的指导性意见有十几部之多，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85年，最近的到2019年，当然还有早就计划了7、8年但至今还没有颁布的。但是，对于具体条文而言，排除掉一些实操性不强、原则性的规定，其实所剩无几。例如“九民纪要”中关于刑民交叉问题只有三条，在最高院《司法观点集成（执行卷）》一书中一共有367个问题的处理意见，而涉及交叉执行内容的只有三个。 第四，实务中操作方式差距极大。有的侦查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予以查封冻结，无论是否合法财产、无论有没有第三人主张权利。但之前南京大成一位同仁与我沟通，有一个案件却是，被害人要求侦查机关查封、冻结嫌疑人财产，但侦查机关却要求被害人提供所主张财产系违法所得的证据，否则不予处理。两种不同的执法依据、标准和界限到底在哪？在涉众性和非涉众型案件中的交叉法律问题，也存在不小的差别。 第五，法律界争议极大。举两个小例子，2019年两会期间，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在面对中央电视台采访中，明确提到刑民交叉的司法解释将在近期出台，而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还没有成型，据说最高院内部刑口和民口对很多问题达成不了统一意见，在司法解释草案中很多条文都是方案一、方案二两种表述并存。 所以，我想表达一个认识，就是在司法实务中，可能交叉法律问题是最复杂、最悬而未决、争议最大的问题，没有之一。 另外，我想谈一谈当我们遇到一个纠纷时，选择刑事还是选择民事，应当怎么做决策。我的观点是： 最初我们可能因为证据标准的问题，通过民事途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当存在以下几种情形时，我们应当果断转刑事途径： 第一，同样手段同样事由已被刑事立案。原来审理过一些案子，例如一房多卖，如果已经有被害人报案且已经立案，我们应当作为被害人参与到刑事案件当中。为什么，因为这能最大限度保障我们的权益。否则很有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就是刑事被害人优先受偿。 第二，涉案财产被另案查扣。例如我们支付给对方一笔款项购买某项服务，但对方转身把这笔钱用于行贿了。在监察委很强势的今天，基本上这笔钱就要不回来了，怎么办，报案，以什么报案，挪用资金或者诈骗。这样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作为关联案件并案审理，款项优先发还诈骗罪的被害人或者挪用资金的单位；即便运气不好，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协助执行工作，也比刑事和民事的协助执行工作要顺畅一些。 第三，对方隐匿关键证据，或者逃匿。例如，外籍股东和国内股东成立一家公司，为了业务开展方便，外籍股东签了许多空白的授权，后来国内股东利用这些授权私自把外国股东的股份转让给别人了。如果从民事的角度，外籍股东可以主张国内股东赔偿损失，但是公司的控制权是很难取回了，国内股东是不会承认自己和第三人串通的，肯定也隐匿了证据。但如果恰好我们能掌握国内股东有一些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甚至是涉税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来举报，有可能，在侦查的过程中，办案机关就会掌握国内股东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证据。 以上就是我对交叉法律问题的一些初步看法，如果各位同仁有兴趣深入探讨，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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