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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 11:47:42 来源:红岩春秋
渣滓洞监狱被烧后的景象 1949年，我在磁器口小学任教。11月27日晚，我住在学校对面的聚生茂酿造厂楼上，只听得枪声不断，心想又是哪里发生了事。第二天才听人说枪声是渣滓洞那边传来的，恐怕是里面关押的人被害了。当时人心惶惶，大部分老师回了家，只有我和蒋继业、黄玉华、李振容等8人继续留在学校。 11月30日一早，我和黄玉华、李振容三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从原“中美合作所”大门经白公馆、松林坡向渣滓洞走去。一路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让我们不忍卒睹。渣滓洞监狱一片狼藉，空坝上全是烧焦的烈士遗骸！孩子哭喊着找爸爸，女子哭喊着找丈夫，此情此景，让在场的人无不伤心流泪，有的手巾都湿透了。 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却发现在离碾米槽不远的一间空屋里，靠墙边地下坐着一个头戴毡帽、身穿黑色长棉袄，看着像是久病的人。他稍抬头看我，我十分惊讶，竟是曾教过我高小语文的老师张泽厚（我们都是四川岳池赛龙乡人）。1948年8月，张泽厚和弟弟张泽浩等人因岳池暴动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张老师还活着，我又惊又喜，上前问候。张老师说，渣滓洞大屠杀时，他躲到了粪坑里，特务补枪时，不少战友倒在他身上，因此虽身中多枪，却并未致命，只是小腿露在外面，伤势较重。我当即找人帮忙，卸下门板，将张老师抬到了沙磁医院（今重庆市肿瘤医院）。 12月4日，我到沙磁医院看望张泽厚老师。这时，病房里又新住进了一位脱险同志，他就是谭谟。 张老师介绍我们认识后，彼此谈起话来。谭谟向我介绍了他脱险的经历: 1927年11月27日，我在白公馆牢房里。下午两点，来了一些匪特，看样子是一些长官，全副武装，神情异常。一会儿开会，三个五个在一起，七八个聚一团，看样子今晚怕是要出什么事。不久，每个牢房的门加上了锁。屋子里的同志们静静地等着。 大约下午三点，徐远举找匪特开会布置屠杀任务。不久，杨进兴带杨钦典闯进牢门，对原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说周（养浩）主任请你们谈话，马上去。李副官也去。他们从石板路走下，到步云桥就听到砰砰的枪声，我想定是黄显声、李副官两人被杀害了。后杨进兴将屠杀名单交值班看守员杨钦典，令其照名单分批提人。 紧接着，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出了牢房，许晓轩、刘国鋕等人也一一被提出。我从牢房被提出来后，在石板路上一步一步地走，走到马路旁，叫我们上了卡车。车往山上开了一段后在松林坡附近停下，特务叫我们从车上爬下来排成单行，站成横排。他们早已在此挖好了尸坑，准备好了机枪，向我们一一扫射。我听枪声随即倒下，受了伤但未到致命处。我倒在难友身上，又有难友覆盖在我身上，呼吸十分困难。 扫射完毕后，刽子手又从尸坑里取下每个人的手铐，检查每个死难者，然后匆匆离去。我紧闭着眼睛，突然听到一个刽子手说，还有一个人未射到。我当时心跳不已，忍受着剧痛一动不动。再隔了些时间，见没有什么动静，我才抬起头来看特务是否走了。 见周围没有异样，我拖着受伤的身躯爬出了尸坑。怎样走才好？往前走，有岗哨，特务是否还埋伏着？为了安全，我只有往后面山坡上走。走到山上，快天亮了，杂草一人多高。我在草丛中坐着，蹲着，有时又睡着，又冷又饿。 下午三点钟左右，我耳边响起了镰刀割草的声音。转眼间，那个割草的人已割到我的脚边，他拔腿就跑。我想，要是他告诉特务我就全完了，只有转移地方。 我继续向山上爬，爬到顶处，四下一看，前面有一幢房子，我慢慢走向那屋子。这像一家小工厂，里面有十几个工人，我向他们说明原因，请他们暂时收下我。他们看我说话老实，又像个久病的人，就收下了我。住了两天，我对他们说，27号那天晚上白公馆、渣滓洞里杀害了很多人，可能有未拿走的枪、子弹，你们应该捡点回来。于是，几个工人到杨家山、电台军火库、白公馆等地到处查看，真的找到了几支烂枪、子弹。我叫他们擦好枪，教他们怎样用枪。我想，如果匪特又来了，我们好对付他们。 又过了两天，我和工人们商量：今天我要下山，分两起走，你们走前面，我走后面，各走各的，途中不打招呼，如果遇到盘查的人，各管各。工人们先走到两路口处（现在的烈士墓车站），果然遇到地方组织的盘查人员询问来去之处。“我们从山上来，到磁器口去。”听了工人的回话，盘查人员没有放行，而是让他们“各人回去，不准过去”。我走到盘查站，他们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我说：“从山上来，到磁器口去看病。”盘查人员看我头发很长，脸色苍白，手还捂着肚腹，像个病人，就说：“你快去快回。” 我从磁器口往马路上走，边走边问哪儿有医院。走了快两个小时，才到重庆大学里面的沙磁医院。我向医院负责人说明情况，他们研究后同意收下我住院医治。 我真是九死一生，是从难友们的尸堆里逃出的幸存者。 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特追述此段往事以志不忘，向那些逝去的革命者们致敬。 作者/蔡遐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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