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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世界】生命能承受多重 —— 回忆灼伤了我的眼睛

 关中物语 2020-12-10


家在乡间,父母的坟墓就在坳田里。不用催促,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回去扫墓。那么广阔的一片田地,齐整耸立着两行墓堆,错落凹凸,大小不一,搭眼一看,乡间的历史似乎便从西边逶逶迤迤而来。中间一径土路,细细溜溜的,一两株柏树、松树傲视其间,间或标志一下身份。墓,就有了贫贱富贵差异,墓的背后分别站立着乡间或显赫或卑微或普通或出众的人物。

    这里埋没的都是乡村殁去的病人。而今站在这里西眺,从最远处那个快要湮没的土坟到身边簇新的父亲的坟堆,一个部族的生命正依次走来,我看到了一个村落幽暗的歪歪扭扭的泛着白光的路,那上面隐约着许多深浅蹒跚的脚印……

    总想着写一写父亲,寻找那段刻骨铭心的甚或温馨的过去。时间走的太快了,还没有等我来得及从容记录,那些鲜活的记忆便如墙壁上的泥片纷纷掉落。

    小时候,是极端仇视父亲的。那时,几乎每天都要挨打,不是哥哥,就是我,弟弟则很少挨打。父亲的坏脾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大人畏惧他,连小孩子经过我家梢门口都是一蹦而过,因此我家很少有活泼的伙伴们来玩。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困顿的生活、多子女家庭的拖累,或是到现在我也扯不清的家庭背景烦扰了父亲吧,他总是凶巴巴的,整天阴沉着脸,急火火的进门、出门、吃饭。因此我们从小都很害怕,也很自觉,凡事不用父母叮咛。放学一回到家就去抬水,担土垫牛圈。哥哥把牛拉回圈里,绊上草料;我和弟弟提上篮子到沟畔给猪牛拾取青草;姐姐点燃了灶洞里的火,把锅里的水烧的吱吱冒着白汽,等着下地回来的母亲作饭。这样的时间里父亲一般不回来,他还蹲在晌午毒辣辣的日头底下拔秕草。饭熟了,母亲让我们去喊叫父亲,可是没人去,常常是大的支派小的,小的推给大的。闹来闹去,最终我这中间的只好被迫领命,站在门畔边大声喊:“大,上来吃饭----”崖娃娃学着我的腔调,扯长了声音,弯弯曲曲的顺沟而去。不一会儿,父亲蹬着急促的脚步回来,一边擦着汗水,一边从兜里往外掏着山毛桃、野草莓,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去争抢。都看着默不作声吃饭的父亲,偷偷抓一把,躲到院子里比多少去了。

    饥饿年月的时间格外漫长,日子不紧不慢地从清汤寡水的碗沿边溜走。

    等到我们姐弟依次长大些的时候,父亲突然间有了一份工作。村里成立了小学,从此父亲当起了民办教师。我们挨打的生涯便由此深入。

    三年制小学校在一个遗弃的庄园里,正南面两只窑洞,被生产队派人稍加修葺之后,就成了我们学习的窑洞课堂了。那时的办学条件极其简陋,用泥坯垒两个墩子,上架宽约一尺的木板,成为课桌;凳子都是同学们从家里端来的,高低参差,笨重难挪。大个子坐着高凳子,挡住了后边同学的视线,父亲就用教鞭敲敲他的头,让他伏在桌子上;矮个子同学坐着看不见,便只好双膝跪在凳面上。正面窑顶上挂着一块黑木板,一写字便晃荡起来,而且还嗵嗵直响。父亲的办公桌灰黑陈旧,油漆已经剥蚀,满桌垢痂片子,靠进门的土炕放了。时常父亲嫌挤,就干脆盘腿坐在炕上,以炕为椅,拥桌备课。而我们三个年级二十多名学生随着父亲一声断喝,便一齐念着课文,杂乱的唱着南腔百调,连在很远沟底放养的都能听见。 

那时没有电,阔绰些的人家夜里用着煤油灯,贫困的家里在晚饭后坐在院子里、门畔边说闲话,凑着月光修理农具、补掇衣服……我家是中农,当然点着煤油灯。那是用“红灯”牌墨汁的小瓶子做成的,在盖子上钻一个小洞,用拣来的牙膏皮卷成细灯管,把拧好的棉线从其中穿过去,倒上煤油,盖上盖子,一点就着。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而且有时母亲要做晚饭、缝补衣服、给猪烫食,姐、哥、弟三人便只能在间隙里用用。

为了省俭,父亲每晚都睡在学校里,用着生产队提供的煤油灯,而且常常要带一个孩子。兄弟们害怕父亲,没人愿意和父亲睡觉,这个重任自然便落在我这个老二身上。那时村里有一个顺口溜:疼大的,惯小的,中间夹着个受气的。也许正应验了这句话吧,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个晚上,每晚都是我。我很恐惧,睡在父亲身边,犹如睡在食人恶魔身边,连大气都不敢出,更别说去转展反侧了。晚上恭顺的睡下去,第二天醒来还是睡时的模样。那一个个夜晚,对许多孩子来说,是美好的梦幻,对我来说不啻于受罪,如陷绝地。童年的我,总是噩梦连连。当然,令人高兴的是每天早晨起床,父亲都叫我去敲那铁钟。我拉着绳子,一下一下的敲着,清脆的钟声便响亮的回荡在山沟野洼、庄园崖畔。不多时,弯溜溜的山路上便挤满了背着书包啃着冷馍睡眼惺忪的孩子……

 能让我安稳睡着的日子不多。记忆犹深的有三次挨打,都是在夜里。

 一次,父亲去开会没回来,哥弟都不愿意陪我,孤零零的庄园里只我一个人。外面风声流离,树影婆娑,猫头鹰的叫声此消彼长。我坐桌前,无心作业,只好坐在炕上,用被子蒙了头。没料想一下子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灯灭了,父亲也回来了。他用打火机点灯,刚点着就灭了,这样反复了好几次,他才醒悟灯里没油了。他又打着打火机检查我的作业,发现一个字都没写,便一把揭开被子,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没问缘由(父亲打人从不问缘由),密集的巴掌响亮地落在赤裸的身上,还等我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已被扔在了院子里。一阵疼痛加上怒吼声,我糊涂的明白过来了,偌大的院子,只有我孤单的站着。月亮是那么圆,亮是绝望般的亮。风,似乎从来都不曾止息过,轻轻地吹着,沙沙地响着。柴堆里有老鼠作作索索。我影子一般一直站到天亮。

    怕似乎是那个年月里所有人的通病。队长怕支书,社员怕队长,孩子怕是社员的家长。因为他们每人手里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要么让你干最粗重的活,要么让你挣最低的工分分少量的粮饿肚子。每个人害怕于肚子,一想起孩子式的大人式的肚子,耻辱、尊严这些曾经高尚的对于人来说很高贵的精神名词在那个饥荒的年代遭受贬值;在这个产品极大丰富、金钱挺胸翘臀的时代也很低调。

    什么时候它也能神气一下,让那些专职精神放牧的人们高傲一回。

    后来,生产队给学校买了一盏玻璃罩子灯。多少伙伴的目光被吸引住了,整个村庄也如后来拉通了电灯一般激动了一回。吃过晚饭的人们有事没事来到学校里,和父亲说话,眼光却盯在罩子灯上。大家都很好奇,那么一个葫芦状的玻璃罩儿,就比普通的煤油灯亮上几十倍,而且连刺鼻的、污熏的油烟也没有了。这个时候,父亲总很神气,要么取下灯罩让人们观看把玩,要么拧亮灯芯拧低灯芯,光线忽明忽暗,窑洞也变的深深浅浅或豁亮或逼仄起来。

 孩子的天性是好奇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要去拆解自己所奇怪的东西。父亲不在的一个晚上,做完作业,我好奇起罩子灯来。于是伸手去拿玻璃罩子,没想到那很烫,松开手的刹那间,罩子掉地上碎了。我害怕极了,一边哭一边跪在地上捡拾发烫的碎片。那个时刻,我绝望过,对这个家也产生了怀疑。想着,我是不是抱养来的,父亲肯定是养父;要是谁能把它复原粘接起来,我一定做他孝顺的儿子,养活他一生一世……

 那个黑色恐怖的夜晚,那个好奇心土崩瓦解的夜晚,那个塑造了我孤僻冷漠无动于衷性格的夜晚。到现在,无论周围有多惊人的变化,有多重大的事故,别人无论惊呼小叫还是欢喜雀跃,我异样静静的沉默着,我曾自问、疑惧,我怎么就看不出可资惊奇的一点一滴呢?

 当然,我又经受了一番‘风雨’一番‘锤炼’。

 到现在我不会算盘。这个民族传统教育中和书法并驾齐等的国粹,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个幽深的黑洞。我很怕触摸它,父亲当年用过的那把我把它深深的藏起来,不是为了永久地怀念它和一个人,而是想和一段疼痛的岁月告别,埋葬一处不堪回首的苍白无力的教育败笔。

 父亲曾当过会计,他的算盘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不论是公社的年终结帐,还是大队、村队搞决算,都少不了父亲。他两手能同时使用两把算盘,拨拉起珠子来如入无人之境,只听得噼噼啪啪的珠子与珠子相咬合的声音,如窃窃耳语,似风抚琴弦,是鞭炮齐鸣,恰空谷流水,阵阵、排排;整齐、错杂,激昂、低回……闹不清那是怎样一种气派,只觉到可以迎合而舞,按拍而歌。惊回首,周围惊诧莫名,陶醉莫属父亲。

 父亲自豪于他的算盘,也籍此得了名吃了利,因此他就极想把自己这点绝活传授给后代,比如我们兄弟甚或我们兄弟的子女,都受过父亲的“恩惠”。父亲的这点儿“算盘”我是现在才猜出来的。

 巴尔扎克说过,不幸的人们总是生活在不幸之中。那时的小学数学课本里凑巧就编了一节“珠算”内容。课堂上,父亲提着那把奖品式的算盘给我们示范,下边就打的七零八落的。由于珠算是实践性的操作,便没有了课后作业,课后作业就是回到家里自己练习敲珠子。

 深冬的夜晚,外面是一院沉积的大雪,窑内煤油灯毕剥跳动。父亲手把手耐心地教我算盘,边说边讲着道理,可我对这形象的操作抽象的理解,对这一会儿珠子代表1一会儿却又代表5的假托式借代无法理喻。父亲那份耐心早就没影了,把我一脚踹下炕,抓起算盘就头砸下来。我一躲,头一偏,算盘擦着肩膀落在地上,哗啦一声,天地解体了,一地星月乱窜,琼碎玉殒了。珠子蹦跳着,碰在窑壁上,跳在黑板上,甚或溅在了炕面上,叮叮、咚咚、咣咣,一地碎裂的声响,一窑“大珠小珠落玉盘”,“长柱短弦错杂弹”的乐调,一曲《珠子行》被父亲冬夜揍响。

 从此,我反对暴力教育棍棒相逼,我只想着让我们的子女能在温馨、民主、融洽的氛围中成长,我不想让童年的天空笼罩上永久的阴影。我对我的学生也是如此。童年、少年的余疼犹在,在我是终生难以忘怀了,但愿你我都能仁慈一些,温和一点,善待孩子,多留美好在每一个自信的心田。

 我后怕于那种随意拿起什么就砸下来扔过去的暴怒。那暴怒雨点般落在身上的疼痛,那一个个令人胆战恐慌的氛围,今天已长成一颗隐忧的肿瘤。回忆真痛呀!当年是那样地痛恨过父亲,曾以一个孩子的单纯仇恨敌视过他,如今随着父亲的离世,记忆也复杂起来。书曰,大爱无形,那么我想,至爱该是有痕了。难道当年父亲的恨怒就是为了传达一种至爱么?其实温情就包含其中,只是我们忽视了而已。忽然间,我想起了月夜下,父亲用自行车驮载着我和弟弟跑二十里路到集镇上看戏的情景。一个无助的人在那样一个饥饿年月里,他的关怀只能如此。在那水一样透明的秋夜里,生产队的庄稼长成一垛垛高墙,铺天盖地,迤逦无垠,公路被两边的高粱、玉米围拢,窄窄细细变成一溜。风凉凉的,空气油酥酥的,蚊虫飞虻恣意碰撞,抢在脑门上,痒痒的。那夜一路睡来,演的什么戏,至今都已忘却,只是深刻着那夜的温馨和睡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惬意,父爱从那个夜里漫延开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困苦生活中爱的释放以及这爱被畸形的社会压扁捶圆捏正,蹂躏的粗暴、野蛮、焦虑,被饥饿捣腾的酣畅、狂燥、烦乱,这是一种社会情绪,就如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温和、自私、仇视一样。领导想整死你,还要坐台上说这是一种人文关怀。这正如一则短信写到教师的七种死法——上告教委整死你,以人为本哄死你,选拔竞聘玩死你,混蛋学生气死你,教学课改骗死你,评估定级害死你,不让休息累死你。在那样的时代,你想反抗无奈屈辱,你想牢骚只能压抑,你想柔柔的爱困顿令你一脸漠然。

 今天,我终于明彻了父亲为何那般暴怒。

 逝去了爱我的人,我真切感到了‘暴爱’的痛彻肝肺、刻骨铭心。

 实际上,众兄弟中父亲最爱的人是我,因为我是拳脚下惟一“成才”吃上公家饭小有文名让父亲在村里感到荣耀的人。父亲踉踉跄跄着追求这个目标一辈子,年少时因为家庭变故失去了机会,年长时又因为政策问题当了多年“民办”,到终于“转正”了,顺心了,儿女们日子红火了,他却又突然走了。走时没有留下一句话,没叮嘱一句遗言,孤独而去。生逢家乱,怒骂立家,仓促一生,抱憾而终。这当是对父亲最恰当的论定盖棺吧。

 其实父亲是最没有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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